《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是安妮·埃尔诺的谈话集，在这本书中，安妮·埃尔诺讲述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最初的创作动机、真切的生命体验与自己的文学观。本文选自《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由知名法语文学研究者、译者黄荭翻译。
《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黄荭，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4年8月即将出版。
我不是写作的女人，
我是写作的人
安妮·埃尔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女人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写作时没有这种身份焦虑。因为总被打回到这个问题是痛苦的根源，是反抗的根源。女性总是被打回到女性身份这个问题，为了维护人们不好意思承认的男性的主导地位。与生活在1950年代的女性相比，即使是生活在2000年代的女性，也一直忍受着这一现状，男性主导的现象甚至在文化领域也在所难免。女性革命没有发生过，它一直都有待爆发。
《第二性》，作者: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译者: 郑克鲁，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4年1月。
在女性主义领域，我的第一个榜样是我母亲。她以自己的方式抚养我长大，以自己的方式处世，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让任何人强加给她任何东西。她从来不要我分担家务，从来不要。也没有让我在店里帮忙。仅仅是我从15、16岁开始才要整理自己的床铺！我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学习、玩耍和阅读。我可以随时阅读，想读多少就读多少。没有课的早晨，我会躺在床上看书看到中午。我记得我在课堂上炫耀这个特权时，老师用一种骇人的严厉眼神看着我。无疑床和阅读联系在一起对她来说有些不正常、不健康……
我在18岁那年读了西蒙·德·波伏瓦的书。先是《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这本书并没有特别打动我。它讲述的是一个在优越环境中度过的童年，与我的童年大相径庭，没有任何交集。之后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但那时候，我并没有将自己所受的非典型教育与波伏瓦写的东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抛开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而不是对其进行审视。我一头扎进了一个巨大的、到那时为止对我而言还是未知的领域，那就是女性的历史和女性的处境。直到1970年代，随着女性运动的兴起，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多么不传统，并因此对母亲心存感恩。
我认为我所接受的教育和《第二性》的双重影响，让我不受1968年后盛行的一种特指的女性文学的影响。我曾读到也听到过，要用你的身体，你女性的身体去写作。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并不觉得是在用我的皮肤、乳房和子宫去写作，而是在用我的头脑，用我的意识、记忆和抗争的文字去写作！是的，我从未这样想过，我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写作的女人，我只是一个写作的人而已。但是我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它与男人的故事不同，在避孕和堕胎自由之前，是最糟糕的被生育裹挟的故事。女性对世界的日常体验与男性并不相同。事实上，女性的困难就在于让大众认可她描述自身女性经历的合法性，尽管我本人并没有受影响。何况那些得到认可、被教授的文学作品95%是由男性创作的，所推崇的典范也大多是男性，甚至在今天，与男性经历相关的写作题材，比如战争、游历等，仍受到极度重视，而那些女性特有的经历，比如生育，却向来鲜少得到关注。
我的书是根据我作为女性的经历写就的，《冻住的女人》和《事件》，在它们出版伊始要么受到冷眼要么反响平平。仿佛这些作品的写作风格、行文手法因其主题而变得不值一提了。仿佛它拉低了我的文学表达。
然而在我看来，写作手法的差异更多是由社会阶层决定的，而非性别。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其写作手法都是由阶层出身决定的。出身普通阶层的人和出身上流阶层的人使用的写作手法是不同的。这无疑是写作最重要的底色。
《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作者: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译者: 罗国林，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3年2月。
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中有些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一切似乎都表明，所有女性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仿佛资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和工人、农民阶级出身的女性之间没有区别。好吧，男性统治的确贯穿了全社会、各种社会阶层。但确切地说，不同的社会阶层受到男性统治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觉得在受过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女性，比如我的婆婆，和我小时候身边的女性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她们没有相同的身体，也没有相同的经历。这种不平等在我那段艰难痛苦的堕胎经历中变得格外明显，那时的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费尽周折地寻找堕胎途径，而与此同时，有钱人家的姑娘却能顺利地去瑞士堕胎，在那里堕胎是合法的。
米歇尔·波尔特：您是如何有了写作的念头呢？
安妮·埃尔诺：我当时19岁，我的生活很糟糕。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师范学校的职业培训班学习。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我非常渴望自由。我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多或少促成了我的这种渴望，而成为一名教师似乎是快速获得自由的途径。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无法忍受师范学校的寄宿制和它的意识形态，我尤其后悔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继续文学高等教育。我走得很突然，中途辍学，背弃了我对国家教育系统的承诺，当然，是在我母亲首肯之下。一个月后，我已经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区芬奇利（Finchley）的一户人家做互惠生。我感到非常空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早上我做家务活，下午则无所事事。我没有学习英语，而是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只阅读当代法国文学作品。芬奇利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个法语书籍区，“新小说派”的书很多，我当时对它还是一无所知。我不记得自己确切是从何时起，又是如何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因为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当年写的日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记得8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西芬奇利的一个公园里开始写作。10月，我回到法国，计划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终于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我要通过学习文学成为一名法语教师，但这不是我的首要目标。我要成为一名作家，“留在”文学领域。这两年时间里，我仍然渴望写作，但我必须先通过考试，拿到奖学金。为了取得文学“学位证”，我需要学习语法和语文学、外国文学和历史等繁重的课程。大学前两年写的一些小说的开头，已经无迹可寻。直到大学三年级，我才完成了一部小说，篇幅很短，文章重概念，且晦涩难懂，可能在读者看来怪里怪气的。我把它寄给了瑟伊出版社的手稿部。我从未想过要去见一位作家，甚至从未想过要把我的小说寄给他。那是一个遥远的巴黎世界。瑟伊出版社的让·凯罗尔（Jean Cayrol）回复了我，他非常友善。他说，从整体上看，我的写作很有野心，但我还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方法。我以自己当时的世界观为基础打造了我的文本结构。要知道，自我的现实性并不存在于意象之外，那些过去的意象，即童年的画面，人们对当下的印象，以及所有对未来的想象。最终，是《悠悠岁月》，还有那些照片所描绘的女孩的思想，将实现我在第一个文本中未能企及的目标。
让·凯罗尔的拒稿并没有让我气馁。我真的下定决心重新开始。但就在那时，我作为女性的故事出现了，也是所有女性的故事。身为女人，我遇到了所有可能阻碍我重新开始写作的障碍。当然你可以说，就像人们以前常说的，那是我的错。为什么，的确，为什么要做爱并弄大了肚子？不，这不是女性的错，只是社会的错，当时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从而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的自由。我直面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命运”，不想怀孕却怀上了。首先是堕胎，然后是“被迫”的闪婚，以及不想但最终接受了，甚至是快乐的分娩。我的文凭是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取得的。我的教师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如此，国家教育部门从未采取过措施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我被安排到离家40公里的地方工作，冬天上班路上会积雪。所有这些经历后来都被我写进了《冻住的女人》。
我记得暑假儿子午睡的时候，我曾尝试写作，但总有种种干扰。此外，我也没有勇气把写作的欲望放在首位，因为这与家人对我的要求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而我认为自己无法回避这些要求：带孩子、谋生……让丈夫一起分担家务是非分之想。这不被社会所接受，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那是在1968年前夕，而这种传统秩序只是妇女史前史的冰山一角。
我想是一个突发的变故，父亲的离世，改变了我写作的欲望。我带着小儿子回伊沃托，准备陪父母待一周，结果第二天父亲就突发心梗，三天就去世了。时至今日，我仍觉得父亲的死就像是一场地震，一个转折。思绪翻滚。我明白了是什么让我和父亲渐行渐远，而这是无可挽回的。我意识到这是一场社会适应，就我的情况而言非常成功，因为我爷爷不识字，我父亲在农场干过活儿，后来当了工人，再后来成了咖啡店老板，而我却刚被录取为语文老师。我陷入了和父亲天人永隔的伤痛中，从此我再没有机会作出弥补。从那之后，我不再用前几年的方式写作了，我要写一些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很久以后，社会学告诉我，我这种情况属于“阶级变节者”。我都不知道在1960年代末这个词是否已经存在。
当老师对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不是它赋予了我重新写作的欲望，而是唤醒了深埋在我心底的东西。在父亲死后的第一年，我负责给初一的孩子上所谓的“实践”课，为他们的职业技能考试做准备。我逐渐意识到，尽管一开始我并不想承认，这些学生身上有我的影子，又或者说我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在我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些年里，我忘了自己从小成长的阶级，忘却了自己少女时期12岁、15岁时的样子。转眼间，我和一群儿童和青少年相处，他们迫使我思考一些我以前从未问过自己的问题，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问的问题。这些生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不读书，也不带自己的孩子去剧院。我如何才能把我认为美好的事物传达给这些孩子，并让他们对此产生热爱？从这群青少年的举止行为和言语中，我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受过教育的世界之间存在鸿沟，而我已然成了受过教育的世界的化身，也是帮助他们实现阶级跨越的“传送带”。而他们，他们还处在我出身的环境里。我扪心自问：我在这里教授的东西，最终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因为受到所处环境的局限，他们大多数人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简单的激情》，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袁筱一，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3年7月。
轻飘飘地说一句“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和在法语课堂上亲身见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实在是太沉重，太困难了。我需要有大把的时间才行。而后，到了1970年代初，把这些都写出来成了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我要说的就是《空衣橱》，这本书是回归本原，回到那些或许决定了我一生的事情。它们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也决定了我写作的内视角。我出生的这个世界与我通过学习而抵达的世界截然不同。我的祖父母都是农民，但要注意，他们是那种没有土地的佃农，他们耕种的是别人的土地。我父母，他们的家庭、顾客、以及我们周围的人都出身工人阶级。当然了，我父母他们自己也是工人，顶多算小商贩。他们说自己一直都活得忧心忡忡，一直都在害怕会“重新沦为工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这种恐惧比这个还要严重，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一种对自身局限性的坚信。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相同的社会风气、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这种震撼一直伴随着我。甚至是身体上的。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不是因为害羞或不自在。而是因为位置。仿佛我不在真正属于我的位置上，仿佛我人在那里，但心却无处安放。
大多数时候是在一些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我不得不和一些人打交道，而这些人他们本身就在某些程度上否定了我最初的那个世界，也就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他们不属于那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上面提到的种种都不存在，那就是写作。是的，写作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精神之地。虽然我不是一个写虚幻故事的作家，我写的是记忆与现实，但这对我也是一种逃离。让我“在别处”。一直以来，写作给我的印象就是沉浸。沉浸在一个并不属于我的现实之中。但是这样的现实却是由我创造的。我的经历是一种跨越的经历，一种和社会阶层分离的经历。这种分离在现实中存在，是空间的分离，教育体制的分离。有些孩子16岁就辍学了，可他们才懂这么一点点东西，而另一些孩子呢，他们就会继续学业直到25岁。社会阶层的区隔与我所经历的区隔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一种巧合，这使得写作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去探究这种区隔产生的机制。
时间的流逝
米歇尔·波尔特：安妮，在《悠悠岁月》这本书中，您将一名女性的私密生活、您的生活、时代以及战后变迁这些元素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安妮·埃尔诺：大约在40岁左右，当我回想自己的一生时，我惊讶地发现，从战后到1980年代，世界和法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我要写的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一点，关于时间的流逝，关于我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最开始的时候，书中涉及的时间是三十五年，但随着我写作时间的延长，书中描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当我真正动笔写的时候，五十多年的法国生活等着我去书写。而且是用我对时间的记忆、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记忆去书写。因为我们不会仅仅只记得自己。我们是在特定的情境、特定的环境中记住自己的。我们会记得自己与一些人、一些歌、一些物品一起在特定场景里，这些都记录了时间的流逝。我想，如果不同时挽回从战后我有意识的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就无法挽回我生命中某些东西——当然不可能挽回所有一切。那个现在最终定格在2007年，我写完这本书的那一年。
去探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过去五十年间世界发生了怎样非同寻常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挑战。1950年代初，生活方式与我父母甚至祖父母辈的没什么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那时的我们还过着和战前一样的生活。如果我们从城市以及房屋内部进行比较，1950年和2000年之间的差异肯定大于1850年和1950年之间的差异。变化不仅体现在事物上，还体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上。甚至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发生了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只是将自己摆在一个被历史潮流所裹挟的普通人的视角，对历史事件可能会有的记忆。而绝非历史学家对戴高乐、密特朗抑或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记忆。我要做的，是在个人记忆中重现集体记忆。描写历史进程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这种进程永远不会停止。2007年，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仅仅是中断了写作的过程，而这个世界仍在运转。因此，从这本书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有点伤感。我不打算给这本书写续篇。一本书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没有后续之说。
《悠悠岁月》，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吴岳添，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1年6月。
在《悠悠岁月》中，个体——“她”“我们”——与社会不断地彼此交融。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并不是或多或少通过语言与他人交流的孤立个体。他人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身上。比如教育的传承，抑或是流行于某个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的所有一切，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年龄。在我10岁的时候，他人所经历的过去——尤其是1939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通过别人的叙述以及我自己亲眼目睹过的轰炸和废墟的图片深深刻入了我的脑海。20世纪初人们的生活、人民阵线，这一切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但关于这些事情的叙述让我对那个时代形成了一种想象中的记忆。那是一段被感知的时光，是1950年代到2000年的世界留在一个女人记忆中的印象，《悠悠岁月》就取材于此。因为无论是时间还是记忆都不会停滞不前，所以它采用了一种连贯的、流动的叙述。于我而言，重要的传达这种流动性，它始于1950年代，那时一切都很慢，人们习惯沉默，轿车、电视也很罕见。这种流动无间断地延伸至今——因为它不存在完全的中断，即使在1968年也是如此——一直延伸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消费与富足的时代。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但它仍是我们生活的背景。
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把握住未来的变化，把握住我们对未来的总体期望。在1950和1960年代，年轻人是未来的化身，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未来的形象。但年轻一代所代表的炽热、好奇乃至希望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遍的衰老、谨小慎微，甚至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与日俱增的对他者的恐惧。害怕陌生人。历史书、电视上的文献纪录片与对近十年时光的描绘，这其中所呈现的时间并非个体的历史。完全不是。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时代有些脱节，我也想展示这一点，即我们如何能在完全融入当下社会的同时以不同于主流观点的方式进行思考。没有形容词去修饰《岁月》（《悠悠岁月》的法文书名是《岁月》（Les Années）。——译者注）意味着人们不能定义这段过去的岁月，同时它也是无法被定义的。只有在岁月中不断向前、不断被覆盖的存在。那些属于我的时光，属于其他人的时光。
我想写的不是一本历史书，甚至不是一部回忆录，我想做的就是原原本本的还原过去，还原出它还是“此刻”的样子，换句话说，只是一种感受。是人们在五月风暴的前一个月所感觉到的。显然，当时人们什么都没察觉。而这种毫无察觉本身就很重要。正是带着对接踵而至的“此刻”的感受的记忆，我才写出了《悠悠岁月》。说实话，这本书完全是凭着对各种感受的记忆写就的。
米歇尔·波尔特：阅读《悠悠岁月》时，我们意识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此之快，从过去的匮乏到今天的过剩。
安妮·埃尔诺：1960年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相对匮乏的世界。什么都短缺，食物、衣服、各种物品。什么都舍不得扔，无论是面包还是破了洞的袜子，长筒袜缝缝补补后继续穿。什么都“有用”。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的选择也很少。我感到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度过的。语言也不丰富，只有宗教用语、学校用语和广播用语。从1970年代起，一切都爆发式增长，我们进入了一个杂乱过剩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难以理解变化的事物和行为。但我的写作计划并不是描绘一幅悲观的画卷，这种变迁并不令我难过，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我认为无法想象的，那就是回到过去。也许在《悠悠岁月》的结尾并没有预示美好的未来。但就算“美好的未来”这一说法，同样也是属于过去的。
要知道，我们的思考离不开话语。可我不喜欢今天我们用来思考世界的话语，那是消费主义的话语、自由主义的话语。同时也是排斥那些刚进入法国社会的新移民的话语，为了赶走他们。人们谈论新城，之后是街区，还有一些敏感区域。这些都是为了产生区别的话语。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我确实在担心，是的，担心社会整体心态的变化。好吧，我要说出这个词，一个我一直回避的词，特性，我担心它渗透到意识中，渗透到语言中，担心出现一种倒退。法兰西特性。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特性。当然，我们使用法语，我们也拥有法国记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但不包括法兰西特性。
毫无疑问，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不公加剧了、生活方式的差距拉大了、年轻人的期待也越来越不一样。年轻人是在第三个千年开局之际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只谈论老年人。衰老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但人生最初的阶段呢？难道不是至关重要的吗？教育，学习，有机会步入社会、找到一份不仅仅能谋生（但甚至这个也不能得到保障）的工作，所有这些才是问题所在。对年轻人寄望不多，他们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1968年后，在整个1970年代，年轻人让人害怕，让戴高乐政府害怕，也让这段内忧外患时期的内政部长马塞林[ 马塞林（Raymond Marcellin，1914-2004）：1968年五月风暴时的法国内政部长。——译者注]害怕。但至少这证明年轻一代是存在的。而现在，似乎年轻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了。这个社会没有它的位置了。
如今，中学的首要任务是安全。维护权威、发扬传统、追求卓越，仿佛只有那小部分在市中心上学的年轻人才是成功教育的标杆。工人阶级的孩子逐渐被淘汰出教育系统，这种现象从未停止，然而除了对此感到惋惜之外，从未有人想过改变这个局面。
去年，我到塞尔吉中学给经济和社会科学的高二学生上课，那是一个混合班，学生们来自不同的民族。那儿年轻人对学习的渴望和热爱令我动容。他们提了一些很中肯的问题，然后写出一些当下非常有趣的“见闻”。这些高二的学生和曾经的我一样，都是社会阶级的“变节者”，但是他们今后的旅程会比我更艰辛。他们会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或许还会继续学习深造，但最后他们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社会对这些移民出身的年轻人有着不明说却真实存在的歧视。在1950和1960年代，如果你是农民、工人或者小商贩的孩子，想要通过教育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外来移民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政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把教育当作重中之重了。
真正的归宿
米歇尔·波尔特：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对当今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安妮·埃尔诺：“乐观”和“悲观”这两个词都是问卷调查用语，在我的眼里，它们没有任何实际含义。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办？”。当然，我们可以听之任之，逆来顺受，或者享受这个世界，这都是唯美主义者的观点，享受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幸福，照顾好这世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角落，这就足够了。像这样，我们就能过得很好，或许吧，但是我不想这么活，也不想让我爱的人们这么活。更确切的说，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能改变什么？虽然我们很清楚，改变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我们应当摈弃彻底决裂的想法。
米歇尔·波尔特：那您觉得应当怎么做呢？
《一个男人的位置》，作者: [法]安妮·埃尔诺，译者: 郭玉梅，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2年10月。
安妮·埃尔诺：就我而言，除了写作之外，我确实想不到别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写作就是介入世事。但是要如何介入呢？肯定不是靠写一些激进的文章。在我看来，我必须从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境遇出发，就比如说当我看到一把刀，不由自主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总是刺得更深，把伤口弄得更大。我一直反对将我的小说看作是一种自我虚构，因为自我虚构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意味。我从不希望把这本书当作是个人的东西。我创作，不是因为我经历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他人身上也发生过，我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在《羞耻》《一个男人的位置》《简单的激情》这些书中，我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些经历的特殊性，而是它们无法言说的普遍性。当无法言说的东西变成文字，它便具有了政治性。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谁都不会替你生活。但你不能把它写成仅仅是你自己的经历。那些经历必须是跨人称的，超越个体的，正是如此。只有这样你才能探索自我，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并为之感到高兴。文学能够给人带来快乐。
话说回来，我压根不知道我的书是怎么产生作用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想要我的书变得有用的念头的话，我就无法写作。
介入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一旦带有这种目的，就和写作的对象与“主题”都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它们也是介入的一部分，但毕竟选择写地铁上的乘客，还是写卢森堡公园的漫步者，这两者的意义还是不一样。这是写作要采用的形式问题。在开始写《空衣橱》的时候，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写作必须传达出那种通过教育和羞耻施加在叙事者德妮丝身上的漫长又不可见的暴力。所以我们需要用语言的暴力来回应这种文化统治下的无声暴力。对那时的我来说，介入世界就是通过重新找回原始语言的力量和“粗俗”，来揭示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
我花了更多时间来确定《一个男人的位置》的写作形式，这种对事物不加评论的描写方式，说到底，触及的是内在的暴力，而不再是《空衣橱》中展露在外的暴力，我认为通过只摆事实而不加评论的创作手法展现的这种内在的暴力更具有冲击力。当我写这本关于我父亲的书时，我重看了《大路》[ 《大路》（La strada）是1954年由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的一部影片。]，我最渴望达到的就是这种简洁的风格，一切情感尽在不言中。
《大路》剧照。
正是写作的形式颠覆了一切，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事物。旧的、既定的形式已经无法再让我们以新的方式观察事物。1950和1960年代，有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启发，一种毫无探索精神的文学，比如安德烈·斯蒂（André Stil），因此也注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在《重现的时光》的结尾，普鲁斯特写道，就像埃尔斯蒂尔（Elstir）之于夏尔丹（Chardin），“我们只有放弃自己心爱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拥有它”。我们必须用和我们所崇拜的作家不同的方式去写作。
显然，我们从自身发现写作的独特之处。在改变传统的同时，我们也脱胎于过去的文学。我知道我并没有和前人的文学完全割裂，这是不可能的。我是文学史的继承人。在1960年代我开始写作时，我就投入到了新小说的浪潮中。1970年代，女权运动成为了一大推力，并激发人们书写自我，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写作并非一种可以神奇地和其他事情截然分开的活动。写作的时候是完全孤独的状态，但它和时代、和其他写作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但是，当你写得越多，你就越不会受到其他作家写作的影响。
现在，我好像在挖同一个坑。我感觉我的书彼此是不同的，但又有什么东西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作为作者，我所处的位置未必最能看清到底是什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到底怎么样。甚至不方便去谈论它们！有一天，在布拉格，一次讲座结束时，我无意中听到邀请我的文化参赞的话。他说：“她根本不知道如何谈论她自己的书。”或许他是对的，对我而言，谈论自己的书很难，尤其为了让它们被更多人接受。谈论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或许我更擅长。因为，如果我被逼到无言以对，那毕竟是我感觉最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地方。写作，才是我真正的归宿。
撰文/[法]安妮·埃尔诺
翻译/黄荭
摘编/王铭博 张婷
导语校对/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