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于9月6日落下帷幕。本次峰会成果满满，峰会之外，中国对非技术援助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批“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非洲“叫得响、效果好”，其中包括已在非洲扎根落地的菌草技术援助项目。
由中国科学家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食用菌栽培需大量砍树的“菌林矛盾”。自20世纪80年代面世以来，这个为生态和扶贫而诞生的技术，从福建走向全国，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称为“菌草之父”的林占熺，在这条国内国际双线战贫之路上奋战了三十余载。如今，菌草国际扶贫的担子落在了林占熺女儿林冬梅的肩上，她也因此被同事们称为“菌草二代”。
林冬梅现在的身份是福建农林大学菌草与生态学院副院长、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联合国菌草项目顾问。从2004年支援南非那一刻算起，至今已有20个年头，林冬梅先后37次奔赴非洲，让“幸福草”在非洲大地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成为当地的“致富草”，圆了包括众多妇女和弱势群体在内的非洲人民的幸福梦。
近日，林冬梅受邀参加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会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她告诉记者，20年来，菌草技术已传播至45个非洲国家，至少有数万个农户通过菌草技术获得了稳定收入。
今年8月，林冬梅（右二）走访卢旺达南方省乡村菌草合作社。受访者供图菌草技术援外从南太平洋到非洲
新京报：8月份你和林占熺教授还在非洲吧，这次是直接从非洲回国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吗？
林冬梅：8月初我和林老师在卢旺达南方省胡耶区的中国援卢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菌草技术培训，又去了坦桑尼亚和埃及，回国后直接去了新疆，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北疆组织了两场菌草生态治理以及产业发展的会议，大概待了七八天，然后从新疆飞到北京。由于名额有限，林老师让我作为援非科技人员代表参加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开幕式。
新京报：菌草援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林冬梅：我们的技术援外主要有两大类业务，培训和示范基地建设。援外培训开始得比较早，受当时的国家外经贸部委托，1995年开始举办第一期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从技术培训算起，菌草技术援外已经接近30年。
正式代表国家在海外建基地是2001年。最初选择菌草技术援外落地的国家，都是原来培训学员所在的国家，位于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是我们海外的第一站。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幸福草》，讲的就是巴新的故事，剧中留学生“瓦伊”，其原型是1995年参与技术培训的布莱恩·瓦伊。他在福州参加培训后，想把菌草技术引入自己家乡。当时他担任当地自然资源厅厅长，手上有一些经费，在东高地省政府的支持下，1997年，林老师去巴新先做了一个小规模的技术重演示范，成功后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后续在海外建基地打下基础。2000年，菌草援外的海外合作正式启动。2001年，林老师带着团队开始在巴新偏远地区扎根。
菌草援外项目到非洲，如果从学员培训算起的话，最早也能追溯到1995年。当时到福州参与培训的埃及农业部食品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员法西，用学习到的菌草技术做实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法西原来是研究果树学的，参加菌草技术培训后，从果树转到食用菌，所以他一直说，林老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轨迹。他和太太近30年一直在服务和推动当地的菌业发展，并到约旦指导当地人发展食用菌。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菌草援外项目的？初次参与菌草援外时，有何感受？
林冬梅：我第一次走进非洲是在2004年下半年，可以说菌草技术非洲推广是我一开始就参与的。当时，我陪着林老师去南非做前期考察。
2005年1月，我们4个人的小分队抵达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正式启动项目。这个项目落地的目的是扶贫，我们把它设计为国际减贫项目，从整体规划、生产模式到培训文稿都由我来负责。当地的落后让我非常吃惊，我们第一次去就遇到了最困难的一个群体，就是贫苦的单亲妈妈和单亲祖母，她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背景，也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唯一的生存来源就是做养路工——政府给她们的公益岗位。
到了当地，我们需要开展几项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生产基地，其次要找到适合当地的生产模式，另外还要培训一批核心的技术和推广骨干作为产业带头人。这三件事情同时推进，我们先在村庄做小规模的示范点，搭建一个小菇棚。然后在驻地建设小的生产线，教会当地人生产。在此基础之上，再逐渐扩大规模。技术骨干的培训是把他们带到福建农林大学参加约两个月的系统培训。我们陆续帮南非夸纳省培训了20多位技术和推广骨干，确保他们能够胜任菌草技术推广工作。
非洲数万农户通过菌草技术获得稳定收入
新京报：在非洲做菌草技术推广遇到了哪些难题？
林冬梅：走进南非是我第一次做国际减贫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需要了解当地的生产水平、农民的实际情况，再找到适合他们的生产模式。因为我们遇到的群体非常特殊，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没有抗风险能力，一旦失败，他们这辈子再也不会去碰菌草这个东西。尤其对于当地农民来说，菌草技术是新鲜事，用菌草种蘑菇更是闻所未闻。很多人从未吃过蘑菇，在当地人的传统观念中，这些在雨后森林里冒出来的神秘物种，大多是有毒的。因此，要打破他们的固定思维，去接受新事物，是我们遇到的最大一个难题。
有别于常规的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新了“从后端到前端”的模式，从商品的角度让他们对蘑菇先有个概念，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能获得高利润的产品，再去给他们讲营养价值、生产过程。我们给他们提供做好的菌包，教他们每天怎么管理出菇，出菇后再帮他们把蘑菇销售出去，让他们先见到钱，对他们来说，挣钱是最重要的。
在非洲，我们推广了“10平方米菇场”模式，每个农户利用10平方米的土地，一年内即可产出1.2吨鲜菇。菌包下地仅7天后，农户便能开始获得收入。我们集中连片生产，一个组20个人，3个小组合在一起，就是600平方米的菇场，形成小型菌菇生产点。当一年有几十吨蘑菇产量的时候，就能让买家开着小货车来收货。
我们还帮他们将蘑菇送到大城市的中餐馆、超市去售卖。这种“短平快”的民生项目容易落地且见效快，当农户尝到了甜头，便开始逐渐扩大规模。有一些出菇管理技术好、能力强的农户，就指导他们生产菌包，用卖菇赚到的钱去买设备开展菌包生产，再把菌包销售给其他出菇农户。从种菌草、生产菌包，到出菇、卖菇，通过专业化分工，逐步搭建起菌草食用菌产业链，“扶上马再送一程”。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
今年8月，林冬梅（右一）参观卢旺达基加利市郊菌草企业创办的学校。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作为“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菌草技术援外在非洲形成了哪些成果？
林冬梅：20年来，菌草技术以培训、教育、合作与援助等方式，已传播至45个非洲国家，被正式列入中国与非盟合作内容，并已在卢旺达、莱索托、南非、中非、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菌草基地，为非洲培训学员8000余名，招收非洲菌草技术方向硕士、博士留学生23人。
在卢旺达，示范推广菌草生产的农户超4000户，从事食用菌生产的相关从业人员达35000多人，扶持菌袋生产合作社70余家。目前菌草技术已传播到卢旺达周边的刚果金、乌干达、布隆迪等国，产品已经销售到非洲多个国家和比利时。卢旺达已成为周边国家菌种供应中心。
在莱索托，农户从基地购回菌袋栽培后的第7-10天即可收回菌袋成本，当地菇农称该项目为“CASH CROP”（经济作物）“QUICK MONEY”（快钱），意喻“来钱快”。农户每天只要花1小时管理10平方米菇床的菌草菇，两到三个月内可收获300公斤鲜菇，收入6000洛蒂（当地币）。一年可种4次，年收入24000洛蒂，是当地企业工人年收入的一倍（莱索托国有企业工人每月工资1000-1200洛蒂）。
南非政府共投入近1亿兰特（当地币），建立了1个研究培训基地、2个菇农合作社旗舰点和40个菌草培育示范点，为农村地区失业人员提供200多个固定工作岗位，1万多户家庭从中受益。当地蘑菇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丰富了当地人民的营养来源，为消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南合作典范”。
在中非，菌草技术有力促进当地减贫、就业，增强粮食安全，提高人民收入。为表彰中国菌草专家为中非农业发展所作的贡献，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在首都班吉举行的61周年国庆庆典上，为6名中国援中非菌草技术专家颁授国家感恩勋章。
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均引进菌草技术，迄今为止，非洲至少有数万个农户通过菌草技术获得了稳定收入，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今年8月，林占熺（左三）和林冬梅（右一）在坦桑尼亚畜牧和渔业部菌草种苗基地指导。受访者供图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新京报：小时候父亲忙于科研对家庭照顾很少，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你对父亲是有一些怨言的。后来为什么会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国帮助父亲做扶贫工作？
林冬梅：我对父亲的理解和抱怨，是同时并存的。小时候看他一头扎进科研里，对家庭不管不顾，更多的是觉得母亲过得很不容易。
我看见了母亲的艰苦，也看见了父亲为事业的打拼和奉献。我一直认为他是正确的，也是打心眼里认同这种价值观的。
十几岁的时候，我更倾向于过简单的生活，不要像我母亲那么辛苦。后来去新加坡留学，留在新加坡工作，那时我也跟父母商量，让他们来新加坡生活，但他不干，非常执着，拗不过他。2000年前后，我经历了好朋友离世的打击，父亲的年龄也大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回到父母身边去陪伴他们。
2003年，我从新加坡回国，加入了父亲的菌草技术团队，与他一起编写教材、参与科研、翻译资料，走遍了国内外的贫困地区。我逐渐理解了父亲的坚持，明白了这项事业的意义——不仅是技术推广，更是对世界的一份承诺。
实际上还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直觉，我会到非洲去工作，菌草一定会走向国际。我不知道这种直觉从何而来，直到加入父亲的团队，才发现我在国外的化学、生物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历练，以及国际化的求学从业背景，好像就是为了补齐团队管理的短板。所以我认为，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和责任。有时候我会跟父亲开玩笑说，“我生来就是专门为你服务的。”
今年8月，林占熺（左三）、林冬梅（左二）到桑给巴尔农业部巨菌草种苗繁育基地指导。受访者供图新京报：林教授现在已经80多岁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承担菌草援外项目？
林冬梅：最开始在非洲技术援外，我主要担任林老师的助手，负责项目方案设计、培训材料编写等工作。2007年，我们开始在卢旺达建立中国援卢旺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当时整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和落地工作都是由我来具体负责，包括培训材料也大多由我编写。应该说从那时开始，我陆续承担了较多的工作。
2010年，中国援斐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的可行性调研启动，从选址、设计到2014年落地实施，基本上是我在负责，林老师也会继续指导。2017年，我们开始承担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菌草项目，我作为技术支撑单位福建农林大学的联络人和项目技术顾问，负责项目具体设计与实施，在国内外做了大量技术传播工作。
近几年，海外援助项目的日常工作已逐步交给项目主管的同事和驻地专家组组长负责。我的工作重心除了国际合作，还有国内科研攻关，今年就带着科研团队去了6次新疆，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布设了几个试验点。
新京报：以菌草为原型的电视剧《山海情》《幸福草》之后，纪录片《中国草》正在热播，这些影视作品给你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林冬梅：这些作品带来的影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比如以前我们跟别人描述在海外技术援助条件有多艰苦，很多人难以理解。林老师第一次到巴新东高地省推广菌草技术时，当地的景象让他非常吃惊，那里不通电，农业生产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生产水平低下，房屋多是茅草房，鲁法区还有不少人穿着树叶。这种条件让中国人难以想象。电视剧拍摄得非常生动，很多人一看就明白了。文艺作品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的讲述和公众看到真实画面产生的共鸣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电视剧热播后，菌草技术推广工作得到很大的助力，很多人非常认可我们扶贫工作的做法和效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明显提升。我们还特意把电视剧《幸福草》和纪录片《中国草》的英文版带给参加过培训的外国朋友，里面拍到的一些人会把自己的内容截出来，传播给他的亲戚朋友，也间接促进了菌草援外的传播。可以说，这些作品对于我们在国内外开展菌草技术推广帮了大忙。
新京报：未来菌草技术援外还有哪些计划？
林冬梅：现在国际上对菌草技术援外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全球各地发来的技术指导需求。如何尽快地调整工作方法来推广应用好这个技术，是目前我们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的援外项目，菌草技术推广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稳妥。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灵活应变，让达到落地条件的项目尽快落地；另一方面，要建立菌草援外的标准化体系，包括种苗标准化、生产技术标准化、产品标准化等，这样才能在菌草技术快速推广的过程中，让受援国参与的企业和生产者有章可循。
此外，还要扩大培训规模。现在国外的大学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合作对象，中非和尼日利亚的大学已正式开设菌草学课程。过去20年，我们面对的是最落后的一群人，他们没有文化，甚至不会数数；现在，新一代大学生系统地学习课程后，效果会更加明显。我们希望通过培养年轻的技术骨干，让他们来带动本国菌草产业的发展。
未来五年，我们团队计划在全球再建20个菌草示范基地，继续推动菌草技术的全球化发展，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