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西方人开启大航海模式，西方船队不仅向世界各地输出枪炮与玫瑰，也把各地风俗记录带回至欧洲。欧洲知识精英的眼光随船队的全球化征程，得到极大程度扩展，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关照全人类”的终极意识。该意识围绕“人来自何处”“人要前往何处”等议题展开，在后续几百年里，结晶出了诸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等拥有宏大视野的经典文本。
当代一些学者把上述文本称为现代性文本，将二战后背离经典意识的文本称为后现代性文本。两者差异有二：第一、历史认识论。现代性文本假定历史是一个朝某一方向演进的线性过程，其受特定规律支配，后现代性文本则否认线性论，认为历史过程伴随偶然性和复杂性；第二、价值意识。现代性文本赋予历史本身以道德性，叙事上常蕴含为个体乃至集体指明前进方向的价值目标，后现代性文本认为历史本身无道德性可言，并有意消解宏大目标。
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属于典型的二战后学者，在其所著的《人类新史》中，与霍布斯主义、卢梭主义以及历史进化论展开对话，通过“横向扩展历史考察的空间尺度”以及“赋予非亚欧世界更多的叙事权重”挑战经典叙事的霸权性。该作反对形成于近代西方、以平等为滤镜而构建的线性叙事，其因被认为“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以及“设置了颠覆性的学术议程”，在知识圈内掀起轩然大波。
我理解作者的意图以及其对于自身所处文明的反思，但不认为这部作品的论证是有力的。这部作品体量较大，但叙事逻辑很不清晰简洁，以至于读者读下来，易产生“没看懂，但依旧觉得很厉害”式的感受。本文将对该作展开批判性分析。行文结构上，我将先简述该作主要内容及写作逻辑，而后指出该作缺点，并借此说明何谓好的批判以及何谓好的议程设置。末尾处，我将解释为何在当代构建宏大叙事仍旧是必要且可能的学术议程。
《人类新史》，作者：大卫·格雷伯 大卫·温格罗，译者：张帆 张雨欣，后浪｜九州出版社2024年9月。
撰文｜陶力行
《人类新史》的写作逻辑
《人类新史》全书共有十二章。首章以卢梭和霍布斯为例，指出西方近代出现了一种基于原初状态假说的历史认识论，即认为人类的生存状态可分成尚未等级化的自然状态和已然等级化的社会状态，以及人类历史是一个背离自然状态的过程。卢梭和霍布斯的理论有异，但都相信：（1）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进入社会状态后，不平等成为现实；（2）摆脱自然状态的标志是私有财产、城市以及国家等一系列等级性组织或结构的出现；（3）历史本身蕴含目的性和伦理性。
作者认为，基于原初状态假说的叙事错误地将平等虚设为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并以此为滤镜构建历史叙事，不仅把多声部的历史图景简化成以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城市时代、国家时代为线性序列的多阶段演进过程，还抬高了人们对平等的期待。作者指出，其写作目的就是解构平等滤镜及相关的线性叙事。行文结构上，其先在第二章中解构平等这一滤镜，后在三至十章中解构线性叙事，最终在第十一、二章中，指出看待历史时应用自由滤镜代替平等滤镜。
第二章通过考察平等话语在近代历史中的传播路径，指出欧洲知识精英原先只讲自由，后转向平等，因为他们读到了传教士涉及美洲原住民社会的记录，看到美洲人享有“以平等的姿态随心所欲地遵从或忤逆命令的自由”。在作者看来，知识精英为批判当时的欧洲政治，拿美洲原住民说事，将其生存境况叙述成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随即提高平等话语、降低自由话语，而后以自己眼里的原住民社会为蓝本定义原初状态。
作者指出，基于原初状态假说的认识论赋予历史以道德性，所以常会蕴含功能主义立场，从价值上证成历史过程中出现过的一切产物，如国家、官僚系统等。在作者看来，国家、官僚系统的存在都会抑制自由，一旦接受原初状态假说，历史叙事者就会不期然地形成“社会的文明化过程势必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这一信念。为消解这一信念，作者在第三至十章中通过引证各种考古材料解构经典的线性叙事。
尽管线性叙事者内部常有观点差异，但都有“将导致历史质变的重大事件——如私有财产的出现、农业革命的发生、国家的形成等——确立为历史端点或结点”以及“声称这些事件是必然的且会永久性地改变人类行为模式”的倾向，因为线性叙事模式下，历史是一段有始有终且路径明确的过程。基于此，作者采取四种策略瓦解线性叙事：解构原初状态假说、解构从落后至先进的进步假说、解构历史端点/结点假说、解构关键概念。
例如，作者在第三章中使用第一种策略，指出若干被过去人类学家当作平等主义典范、用以例证原初状态的社会案例，如哈扎人、温达特人、努尔人，其实并不平等且社会内部隐含等级制，但这些社会中的个体并没因等级制的存在而把不平等当作一回事。作者试图论证，人类学家之所以会用这些社会例证平等主义，是因这些社会下的个体，生活放松、精神松弛以及能够随意流动，以至于旁观者误以为他们是在“享受”平等主义原则，尽管他们本人无所谓平等不平等。
例如，作者在第六章中使用第二种策略，指出历史学家无法根据食物来源划分出“落后的狩猎采集时代”和“先进的农业时代”。作者论证，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部落在获取食物方面虽以狩猎采集为主，但他们在当时已经掌握种植术以获取食物和建筑原材料，因为种植是人类与自然界互动的先天能力。在作者看来，两个时代的划分源于认知误解，即历史学家错误地把种植方式日渐扩散的“量变”视为人类生产模式从狩猎采集整体转向种植的“质变”。
例如，作者在第八章中使用第三种策略，指出标准教科书错误地将早期城市的出现当作推动等级性机构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化升级的动力性事件。作者论证，早期城市是多样的，就现有的考古学证据而言，有些城市有复杂的官僚系统，有些城市则比较扁平，连庙宇这样的功能性组织都不曾有过，而在有些地方，即便未形成城市，也已出现具备组织特征的大规模群体。作者认为，城市的出现与人类组织形态的发展没有必然关系，所以转折点假说不成立。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1766年绘又例如，作者在第十章使用第四种策略，指出目前所有关于国家起源的讨论都基于功能主义定义，即同质化地将国家理解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具备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然后根据该定义回溯政治史，将国家起源定位于古埃及、印加时代的秘鲁和商代中国等早期政治体的出现并以他们为样本讨论国家的起源。作者认为，符合上述定义的国家需同时满足三项原则，即主权、行政和魅力型政治，但古代政治体通常只满足一条或两条，所以无法基于上述定义讨论国家起源。
整部作品都在从事解构性工作，解构原初状态、农业革命、城市出现、国家起源等今天为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概念或议题，其目的就是削弱平等滤镜、线性叙事，提升自由滤镜和多线叙事。作者眼里，人类社会早期是多样自由的，即便是如今强大的西方社会，一旦回溯至早期，也只不过是早期人类探索生存模式的诸多可能性之一，但近代西方人强大之后，将基于自身立场构建的线性叙事霸权化，导致后人对早期社会之多样性和非西方脉络下的自由探索视而不见。
为矫正这一认知，作者不断引证、厚读非西方区域的考古证据，借此说明非西方区域并非西方人所想象的那般单调无聊。作者强调，进步的线性叙事是启蒙思想家基于当时历史情景与自身价值观而制造出来的神话，当代绝大多数有关人类历史的叙事也都在假定这一神话正确的前提下展开，但是，一个好的研究应该基于现实而非神话。其眼里的现实是，早期人类社会广泛存在三种自由，即随意迁移的自由、无视或不服从他人命令的自由以及塑造全新社会现实的自由。
让作者遗憾的是，随着社会的演化，当主权、官僚制和竞争性政治汇聚并结晶成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强大组织时，这三种自由全然退场。作者暗示：真问题应是自由的衰退而非平等的衰退，正是因为国家的步步紧逼，自由才会步步退后，但国家的紧逼是人基于自身认知不断强化的结果，若不是人们对于平等的高期待，就不会给国家权力的扩张打开后门，因为分配系统的重置往往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调整。
作者写了这么多，无非想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那些理应存在的事物并非必然，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信念无非是一种从进步主义立场出发的事后肯定，而这种肯定会束缚我们对于未来的探索，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自己未来的行动必须以这些事物的存在为前提。
本书作者大卫·温格罗（左）与大卫·格雷伯。
《人类新史》的待商榷之处
作者是一名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就个人态度而言，我认同作者的立场，即认为自由高于平等，也认同作者的一个观点，即把平等话语强化为主要的问题意识这一行为本身会串联出诸多问题，还认同作者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当代学者经常以含混的方式使用原初状态、农业革命、城市、国家等语词造成了无数认知错觉。但上述几点不足以让我觉得这部作品的论证是充分的。简单地说，这部作品有以下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原初状态是一种演绎性假说，无法用经验材料证实或证否。现代人眼里，早期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是单调扁平的，一旦将历史认定为单调性递减、等级性增加的趋势，那基于纵向时间分布的累积性原则而演绎出的历史起点必定是人人平等的无差别状态，即便作者能基于横向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原则说明“早期社会内部是多样的”，也不足以否定原初状态论者从纵向角度做出“早期社会是单调扁平的”这一论断，因为两者考察尺度、视角、参照系都不同。
人处在历史之中，凭借有限能力掌握局部历史，但人总想跳出局部片段以获得对于历史本身的整体性把握。人能做的只是通过归纳、分类、排序各种已然获得的经验以分离出局部的历史规律，然后从中演绎出全时段的历史过程。演绎方式有两种，一是线性史观下，将全局叙述成局部的延长，二是循环史观下，将全局叙述成局部的重复再现。原初状态理论是前一种史观下的演绎产物，作者若想将其解构，需构建循环性叙事并论证循环性认识论优于线性认识论。
第二，作者敏锐地意识到隐藏在线性叙事背后强烈的排他性，并援引考古学材料例证被排他性叙事遮掩的多样性，但仅靠增加证明多样性的证据不足以削弱线性叙事的霸权性，因为当代线性叙事的吸引力源于叙事者能够提供肉眼可见的考现学材料，如高楼、飞机、计算机等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后的物质形态，而这些都是早期社会不曾拥有的。若读者拿考现学证据作直观对照，以例证自然选择、线性叙事以及先进/落后二分法的合理性，作者该如何回应呢？
人类在认知上倾向于将事实与价值串联，如赚了钱的商人总会宣称其赚钱是因采纳了对的经商理念，即便两者没什么关系。同理，西方人构建的当代线性叙事之所以会得到广泛认同，是因工业资本主义内生于西方。霍布斯、卢梭的文本原本只是些地方性知识，但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将它们推向全球，使其成为其他文化或文明精英学习的普世性文本。要削弱线性叙事的霸权性，首先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切割，可作者一直陷入在两者的纠缠之中。
《努尔人》剧照。
第三，能解构概念，却不能解构历史。概念的有效性不在于其能否涵盖所有情况，而在于其是否可用作适当的分析工具。作者认为应取消国家起源或农业革命之类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将人与自然界多元的互动方式以及人类复杂的政治行为简单化、片面化，高估了农业、国家对于历史进程的意义。但是，先前学者的种种说法也非无中生有，而是基于特定比较视野而捕捉到的显著性现象。即便过去学者关于历史分化或变迁的描述不准确，也无法否定变迁的显著性。
作者认为国家起源问题是假的，因为无法对国家下统一定义，但他无法否认被称为国家的组织的形成必然伴随政治权力的重组与合并以及强制性力量的介入，若将国家起源问题转变成政治重组问题，那采用统一概念及定义依旧有效。作者认为种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无法得出农业革命这一说法，但是将种植能力转换为政治势力的建构性力量却是特定条件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的事，若将农业革命理解成农业的政治化，那农业革命的说法也依然有效。
第四，踢掉一个假问题后，又抬出一个新的假问题。作者认为，基于原初状态假定的线性叙事是一种基于平等主义而构建的神话，但平等主义滤镜是启蒙思想家及其后继者基于自身价值观强加的且平等一词本身有较大的诠释空间，于是提出一个所谓的真问题，即“为什么早期社会的自由会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而退场”。可是，这个新问题中的自由也是一个有较大诠释空间的语词，以及该问题也是作者因自身自由主义立场提出的，读者为什么要接受呢？
自由和平等都是感受性形容词，使用该类语词构建研究问题通常隐含无法成立的假设，因为这些语词会因使用语境的差异发生语义漂移。例如，有些人用迁徙范围测量自由，有些人用免于劳动的压力测量自由，由于标准不同，在某些人看来自由的社会在另一些人眼里会显得非常不自由。研究问题一旦隐含模糊表述，后续讨论就会陷入混乱的语词之争。按我看法，作者虽然抛掉了“原初社会是平等的”这样一个旧神话，却又在制造“原初社会是自由的”这样一个新神话。
第五，作者没有意识到把自由当作价值核心同样会串联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与人有先天禀赋之间的差异，在不设置限制性条件时，强禀赋者不仅能进入更快的上升通道以及获得更多的物质积累，还能根据手上已有资源设置各式壁垒以抑制弱禀赋者。例如，不同人的言语禀赋能力不同，有些人能口若悬河，有些人则总是词不达意，在以强调论辩能力的场合下，即便后者占理，前者也能压制后者。
价值是人类排序、分类、筛选事物或行为的话语，人类社会内部分化，居于不同位置的人通常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所以任何社会内部都会并存多种价值话语，差别只在于不同社会下，话语分布不同。但是，任何社会一旦被某种话语主导，那该社会就会形成因另一种话语缺失而引发的问题，如过于讲究自由，贫富差距就会过大，过于讲究平等，社会惰性就会迎面而来。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价值的信徒都要警惕被自身所信价值绑架的风险，而作者缺乏这点警惕意识。
整部作品更像哲学论辩，而非经验研究。作者笔下的考古学材料无非是他反对主流观点的道具，而不是他研究的对象。正因此，他对于考古材料的解读经常是任意的，有时候甚至有意混淆视听，文本出现了大量的“可能是”“我们也不清楚”“没有文字记录，但至少是”这样的含混表述。既然说不清楚，为什么不闭嘴？既然只是可能性猜测，为什么还要提？按我个人看法，这是一种极不老实却又想蒙混过关的学术态度。
巴勒贝克遗址。
构建宏大叙事何以可能？
在人类学家的多重解构下，建立宏大叙事依然可能吗？有可能，但需承认下述三条原则：第一、历史是累积性发展的，即前件决定后件；第二、基于特定认识论而形成的文化行为是有连贯性的；第三、叙事需从经验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内生性现象，如果要对人类总体历史建构宏大叙事，需从物种比较出发，挖掘人类性，将人类历史的一切产物理解成人类性——或人类文化行为——的结晶，将人类历史理解成人类性结晶的变迁。
卢梭、霍布斯甚至黑格尔的宏大叙事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他们视野有限，站在西方内部叙述西方史，却误以为自己是在讲述人类史。只不过他们生产的地方性知识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下成为全球性的知识剧本后，框住了大多数后世学者的思考范围，形成了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堡垒。若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建构西方历史的宏大叙事，需基于文明比较，重新挖掘西方性，将西方人制造的一切产物理解成西方性的结晶，将西方历史理解成西方性结晶的变迁。
《人类新史》英文书封。
无论建构宏大叙事，还是解构宏大叙事，都夹带着特定的政治意识和价值取向。黑格尔构建历史哲学，是因他想论证日耳曼乃西方历史之高点，京都学派构建东亚史是因他们想说明日本乃东方历史的终点。宏大叙事是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构——尤其是心灵建构——的产物，宏大叙事越成功，国家的软实力越强，越能为硬实力背书，国民也会越自信。反过来，解构宏大叙事越成功，国家的软实力越有限，硬实力越不会滥用。这点而言，建构和解构都有积极意义。
本书原版的副标题叫“人类新史”，但我并没有看出这部作品新在哪里。其既无新语法，也无新视角，还无新观点。话虽如此，但我依旧会肯定这部作品在西方脉络下的积极意义，因为其有助于一定程度地削弱西方的话语霸权。但需提醒的是，这部作品目前已然成为全球性作品，在一些学界大人物的吹捧下，读者很容易不假思索地将其全盘接受，把作者的问题嫁接成自己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弃之不读。
撰文/陶力行
编辑/李永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