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农业大学举行“从援助到全球公共品：全球发展新叙事”研讨会，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讲述中国农业技术和发展经验走出去的故事。李小云介绍，“进入21世纪后，中国走出去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现象，而在走出去的合作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普通人之间的互动、合作双方的交互性和互助性、行动研究的实践性等，正在成为全球新格局下国际发展合作的新叙事。这一新叙事，正在推动中国为全球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品。”
李小云教授在坦桑尼亚农田，教授当地农民农业技术。受访者供图新尝试，在非洲传播中国经验
新京报：从2010年起，你就在非洲开展农业合作项目，当时为什么要去援助非洲？
李小云：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我当时在欧洲学习，从欧洲到了东非的坦桑尼亚，去那里做实地调研。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当时的印象是，感觉非洲和我们的大西北很像，特别干旱。2008年，我再一次来到坦桑尼亚，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学生”，并去非洲考察调研。第二次去的时候，非洲的朋友已经把我当作是“老师”，讨论的主题已经是“向东看”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了。
新京报：在非洲，你们做了哪些事情？
李小云：西方发达国家在非洲有长期的援助历史，这一援助对于非洲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一援助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其援助的方案是西方设定的，很多情况下都超越了非洲的客观现实。以坦桑尼亚为例，当地地广人稀，从道理上来说，发展替代劳动模式，确实是一条技术路径。问题在于，当地同样严重缺乏资本，也就是说，极少有人买得起拖拉机。就算能买得起，也用不起，承担不了高昂的能源、维护等成本，还有道路条件不足造成的损耗。所以我提出了“平行经验”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含义是，要与非洲国家分享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与他们条件相似的发展经验。也就是说在考虑当地发展情况的基础上，采用那些最简易、最朴素、最容易被当地农民接受和采用的技术。而这些技术我们本身就有，中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但在过去，我们长期有过和非洲国家类似的阶段。在农业生产劳动密集的时代，我们通过合理密植、有机肥、间作、轮作等技术维持生计，这些其实也是旱作地区普遍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在非洲推广这些经验，对他们来说，是现阶段具备可操作性的增产技术。
新京报：这样一个平行经验分享的效果如何？
李小云：2011年我们开始在第一个村子推广，指导村民开展玉米密植示范，最初只有1户农户采用我们的技术方案，后来发展到了千户万亩示范。此后，我们还在当地实施了许多项目，将中国的大豆及豆浆制作技术、中国的减贫经验和乡村振兴中的做法，推广到当地。
新格局，全球南方的崛起与新发展主义的形成
新京报：从开始进入非洲到现在，你自身有什么收获或者变化？
李小云：对我们这代人来讲，会有那么一个刹那，突然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发达”和“不发达”的二元发展观。我们这代人就成长在这样的语境下，现在，世界格局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二元世界观也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格局。这其中，新发展主义是重要的理论发展。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的变化是本世纪以来发展理论的重大转变。
新京报：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
李小云：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国家也把自身的文化带到了全球，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内容，这大约经历了200年的过程，西方一直处在主导的位置，西方与非西方处在一个“先进与落后”的二元框架之下。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话语建构及议程设置能力等优势，依旧主导着国际援助的路径，也影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发展合作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的国际发展合作阶段。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财富的不平等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也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问题。国际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开始逐渐转向全球发展，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发展主义向新发展主义的转变。
新身份，从受援者到援助者
新京报：这样的变化中，中国处在怎样的角色中？
李小云：中国已经变成了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国家。19世纪中叶，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今天，中国则开始尝试主动“把握”世界。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外援助的规模，调整了对外援助的方式，并开始更多利用国际多边机构和平台，参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内的各种对话，尤其是积极参与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的制定、协商和实施中。中国还先后倡导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中非发展基金、中国拉丁美洲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发展基金，主导建立了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的对外援助已经从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开始转向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贡献于全球发展共识的形成和实现。这显示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边缘到中心已成为呈现这一变化的新的叙事。
新京报：这种角色的变化，是否也会带来具体的行为方式的变化？
李小云：我自己是从接受援助、接受支持的身份，转变到今天去给别人提供援助的身份。从过去被援助、接受援助的状态到现在援助别人，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上角色的转变。
新京报：这种转变是否是普遍性的？
李小云：在今天，国际发展这个概念，正在转向全球发展，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过去数百年塑造和演变而成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发达国家支持和援助不发达国家的体系。而全球发展则是所有的国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平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面对共同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援助也就成了全球公共品。
新关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新京报：这样的变化，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小云：中国的“走出去”，也是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中国的民间组织走出去，中国的教授走出去，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中国好多东西都走出去。这种走出去不是被动卷入或者被拉出去的，而是主动的行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做生意，我们的援助走出去传播中国的经验。比如我们在非洲种玉米，是根据中国的经验，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变成促进当地发展的做法。我们与非洲展开投资和贸易合作，不再是简单的援助和被援助，而是更广义的发展合作，这样的过程会对中国人的全球世界观、对中国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也正是这一过程让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其对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是一个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我们需要面对未来很多新的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能为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李小云：中国能为当代世界提供什么？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思考的问题。中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共同分享和为贵、礼尚往来、注重家庭等社会文化价值。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不附加条件的资本、技术等。中国也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国的价值在于一直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加相似的发展经历，这是全球发展中的宝贵财富。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其在全球的话语权也会不断增加。我认为，追求新的普遍性意义是未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的重要基础。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