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季媛媛
编辑丨徐旭
图片来源丨网络
抑郁症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如今，受迫于各方的压力，职场人士被压得喘不过气；由于婚姻的不幸，女性被逼到了悬崖边；由于疫情影响下产生的裁员潮流，失业者时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甚至觉得自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终，他们走上了抑郁的道路。
9月26日，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44家单位，历时3年完成的科研项目——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简称“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完成，并发布了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该项目由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许秀峰教授和卢瑾教授作为并列第一作者，与项目组成员合作，针对抑郁障碍开展了深入研究。
根据在中国31个省中抽取157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完成了中国成年人（≥18岁）精神障碍横断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28140名受访者（其中12537名男性占44.6%和15603名女性占55.4%）完成了调查。
成果显示：
首先，女性患任何一类亚型抑郁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其次，家庭主妇、退休、失业人员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和12月的患病率均高于有工作者；第三，分居、丧偶或离婚者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明显高于已婚或同居者；第四，与最年轻的年龄组(18-34岁)相比，抑郁症和心境恶劣障碍的患病率在较大年龄组中更常见。抑郁症和未特定型抑郁障碍发病年龄均约为14岁，但心境恶劣障碍发病年龄约为18岁。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5亿人，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也已达9500万。而新冠肺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精神压力，包括工作不安全感、罹患疾病、孤立和社会联系的中断，导致全球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人数进一步上升。
有人曾经说过，每个轻松的笑容背后，都是一个曾经咬紧牙关的灵魂，而大多数人，对于这些灵魂知之甚少。如何打破抑郁症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实现早诊早治？这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抑郁症成首要致残原因
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导火索。
30岁的王敏的抑郁症来源于一次裁员，也是从那次之后，找了将近半年的工作，王敏才得以履新，而在新工作中，经常因压力感到崩溃大哭。
“我一焦虑就想吃饭，一吃饭就胃疼。不仅如此，自从因工作被骂过几次后，我白天上班就时刻神经紧绷，但不知道能干些什么，瞎忙一堆后就这样一直到下班。下班到家，晚上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眼前就跟放电影一样，将白天许多细节重放，每个镜头都在提醒自己是否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得罪了人。如此持续一整夜，最后只能睁着眼睛数数字到天亮。就这样，接下来的一个月，每天晚上一躺下想痛哭一场，时不时的，我还对世界失去感觉，甚至在大半夜想拉开阳台的窗户纵身跳下。但是，一想到父母，就不忍心，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时刻在质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王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如此，持续了两个多月至暗的生活，寻医问药了后，王敏终于知道了病因。医生跟她说：这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症状。
实际上，像王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打开网页浏览器，输入关键词“抑郁症、自杀”相关关键词不难发现，《杭州半山一女子疑似跳楼身亡生前患有抑郁症》、《盐城9旬老太跳楼自杀 生前疑患抑郁症》、《21岁华裔女高材生跳楼轻生 患有抑郁症自杀前为父母留下千字遗书》、《湖北一对母女先后跳楼身亡 女儿患精神抑郁症》……这些刺眼的新闻标题充斥着屏幕。因此，如何预防并缓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美国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曾经从100多种抑郁症风险因素中发现了一组可改变因素，有望成为预防成年人抑郁症的关键。据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联系或是降低抑郁症风险最强有力的保护性因素。另外，白天小睡和减少看电视等久坐不动的活动或也有助于降低疾病风险。
“抑郁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首要致残原因。但至今，研究人员只关注于少数风险和保护性因素。对于可能影响抑郁症风险的可改变因素，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描述。”该论文第一作者、美国麻省总医院精神科和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Karmel Choi博士表示，“抑郁症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带来巨大损失，但是对于如何预防抑郁症，我们仍知之甚少。如何更为科学有效地预防抑郁症之于公共卫生意义重大。”
抑郁症并非单纯心理问题
不过，可惜的是，这个世界明显对抑郁症不够了解。目前，有许多人甚至对抑郁症存在一定误区，认为抑郁症是精神出现问题所致，更有不少职场人士认为，抑郁症是性格软弱的表现。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就连我的家人都觉得我神经质。相比之下，我特别感谢医院的医护人员，在一次身体检查后，医务人员感受到我的抑郁症状之后，让我去挂了精神科，在与医生聊完后，我终于再次感受到了生活的暖意，我并不是个疯子。“王敏说，在确诊自己患有抑郁症后，医院医护人员告诉了她很多关于疾病的知识，也是从那时候起，她发现抑郁症只是一个普通疾病。
对此，在诸多公开场合，不少专家也是反复强调，抑郁症并非单纯心理问题，而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器质性疾病。从抑郁症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人均患病率约为4%-8%，发病因素较多，如生物学因素，压力也是导致抑郁症的外界因素，同时还有自身的性格特征、心理承受能力、心理调节能力等原因。
“医生告诉我，这是一个生物学、心理和生活环境等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任何人都没有免疫力，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一生当中的某个阶段出现抑郁。”王敏说道。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成果显示：抑郁障碍在中国的分布特征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失业者高于就业者，分居、丧偶或离婚者高于已婚或同居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卢瑾教授作为上述研究的第一作者，在解读该调查结果时提到，心境恶劣与抑郁症在临床严重程度、起病年龄及角色功能影响方面接近，因此，心境恶劣障碍的识别、预防、治疗应与抑郁症同等重要。
被忽略的抑郁症治疗
目前，从临床的进步以及公众认知水平的提高方面来看，诊断抑郁症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前去医院就诊时，医生会给出一个简单的抑郁自评量表，如果分数较高，就需要到精神科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如果说确诊只是良好的开端，用药的精准和有效则是最关键的一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常用的抑郁症治疗方案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其中，药物治疗是最常用和首选的有效抗抑郁治疗方法。心理治疗可作为辅助药物治疗的方式，用以改善正在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患者对服药的依从性，预防抑郁症的复发。
然而，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接受规范治疗的患者人数并不理想。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12月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中，同期仅有9.5%的患者曾经接受过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而其中仅有3.6%的患者寻求专业精神卫生医生治疗，7%的患者寻求卫生保健治疗（过去12个月内，至少有一次精神专科、医疗卫生部门或使用精神类药物），0.3%的患者寻求人群社会服务（如院外的社工及心理咨询师，院外宗教人士等提供的干预），2.7%的患者寻求中医和其他治疗。
这一主要归结于很多患者对药物治疗有很多认识误区：担心抗抑郁药物有副作用，怕越吃越傻，担心药物成瘾等。来自上海的80后宝妈刘赟（化名）在2019年生完二胎后就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但是她刚开始拒绝接受药物治疗。她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起初之所以不服药是因为药物有较大的副作用，看着许多人吃完这些药会变胖，对药物更有依赖感，一停药病情就会变得更为严重，这些情况都让她对药物很排斥。
“医生劝了我很久，后来，我也慢慢开始接受，最后我甚至发现抑郁症对身心造成的痛苦和对工作、生活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而且随着治疗，副作用是慢慢可以被适应，治疗依从性非常重要。”刘赟说道。
对此，徐一峰教授也坦言，任何药物都有不良反应，因此，患者需从中进行权衡，分清首要问题与次要问题，优先解决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