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凌晨）4点才收工。”
“（梁龙）睡太晚了精神也不太好。”
中午，临近采访前，梁龙的经纪人给我们的记者提了个醒。
近期的梁龙，有多个综艺节目与观众见面。他在《天赐的声音》《闪光的乐队》等音乐综艺中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而每一次的音乐改编和翻唱，都能让观众感受到梁龙的创作，以及他这个人的出其不意。
“创作就是靠大家去颠覆，大家都不颠覆多没意思啊。”然而，梁龙的颠覆，并不被所有人理解。
上电视、上综艺等行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不少摇滚音乐人所“不齿”。以独立、自由为精神内核的摇滚音乐人认为，那是向商业妥协、向大众谄媚。
直到2019年，《乐队的夏天》将沉寂已久的摇滚乐推出圈后，综艺，渐渐成了摇滚乐的新的发声阵地。而梁龙，作为曾经拒绝了两次来自《乐队的夏天》邀请的摇滚主唱，后来也没再拒绝，不断站上了其他综艺的舞台。
随着曝光增加，梁龙以及他的二手玫瑰乐队获得了大量关注，却也难免争议的伴随。梁龙却有些习惯了：“争议对创作者来说是最好的回馈。”
从2000年二手玫瑰被称为“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到20年后被众人呼唤着出现在综艺上，再到梁龙玩起短视频、当上美妆博主——在梁龙看来，做尽这些颠覆之事、争议之事，都是为了让摇滚乐再在大众眼前燃一次。
正如梁龙将自己定义为“魔鬼”，这个颠覆主流的魔鬼，只想“稍微能让大家忘记我的速度慢点”。
冒险
只要和梁龙聊上一会儿，就能发现，他时常先发出一声“嗯”，稍作思考停顿后，再给出一长串逻辑严密的答案，语速较快、声音浑厚、态度真诚。
日常里如此稳重的梁龙，与涂着红唇、抹着脂粉、身披华丽服装、在舞台上癫狂的二手玫瑰乐队主唱，判若两人。
20多年来，二手玫瑰冲击着大众审美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特色，以至有乐迷说，听二手玫瑰不看现场，效果打折。
但这种前卫的风格，也是梁龙和他的乐队最受争议之处。
刚出道时，因为融入了民乐，二手玫瑰被当作是“伪摇滚”。2003年北展演唱会前，二手玫瑰就被质疑为什么要化妆。乐队解释，因为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
民族摇滚，是想做属于自己的摇滚乐。美妆和反串，是为了反映当下社会评价标准的多元和模糊。二手玫瑰的存在，是为了给中国文化史留下不一样的东西。
在梁龙看来，这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所谓入世哲学有点高了，其实就是拥抱时代，放开了玩儿。”
爱玩的梁龙，玩了摇滚又玩起了电影。
去年，梁龙登上《导演请指教》的舞台，翻拍《疯狂的外星人》。他以黑白的色调，讲述一群不合群的人的怪异和孤僻。在一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中，它显得格格不入。
节目组就提醒：“梁龙你要不要这么冒险？”
梁龙则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后来对南风窗记者表示，登上这个舞台，就是要做不一样的电影。
结果，梁龙翻拍的电影被停播。
观众说，有点故作高深。电影行业人士却说，有点喜爱。现场的两极分化，让节目组始料不及。
梁龙笑说，这就是市场，市场总要有不一样的声音。客观真实的争议，比绝对的赞美要有意义得多。
哪怕是看电影，梁龙也能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今年是《教父》首映50周年，梁龙几乎每两年就会翻看一次。4月中旬，在酒店隔离期间，梁龙再次看起了《教父》。
梁龙记得第一次看《教父》，是一个酒醒后百无聊赖的下午，他一口气将其三部曲看完了。对这部被誉为“男人的圣经”的经典电影，当时仅二十出头的梁龙如此评价道：“看完后，觉得人生如此无意义。”
如今，中年梁龙已经跳脱出“人生意义”的思考，他只想从技法层面来窥探一部伟大电影的诞生，来为自己后续的电影创作生涯汲取养分。
而如果没有疫情的突袭，梁龙筹拍的电影处女作可能已处于拍摄阶段。他向记者透露了这部电影的一些关键词：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两个时空的对比、依靠观众的第三视角来补充叙事的空缺。
对于这部有点抽象的电影，一如《疯狂的外星人》那样，梁龙并不期待所有观众都能看懂，也不为了取悦市场而做出妥协。他追求一种更为纯粹、真实、有力的自我表达，正如二手玫瑰诞生之初的姿态。
右胳膊烫了20个烟疤
少年梁龙初遇摇滚时，他的老家东北正经历下岗潮。作为70后，“梁龙们”普遍面临着一座工业城市衰败所带来的失落与迷茫。
这种失落与迷茫，又具象化为“没钱”所带来的窘迫。
比如，过年时，被债主找上门；学校要求报家庭电话时，只能报邻居的电话；处对象时，畏首畏尾，连外地来的人都会问梁龙：为什么你们这的年轻人走路都低着头？
压抑，让梁龙催生了一种想呐喊、想释放、想对话的冲动。这时候，他遇见了摇滚。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知，相互琢磨。”黑豹一首《无地自容》，唱出了当时流行歌曲所不具备的力量，也唱出了少年梁龙所急需的力量。
自崔健在1986年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理想主义的发问后，中国摇滚在被呼唤和不被理解的争议中摸爬滚打。
1992年后，社会经历了生产力和文化上的解放，成熟的商业机制和资本进驻内地，中国摇滚迎来了黄金年代。
那时，崔健的演唱会门票最高被炒到800元一张，相当于一名城镇职工的季度工资。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则将演唱会开到香港红磡，贡献了中国摇滚在世界舞台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当时的梁龙，在东北小城，感受着摇滚世界的喧嚣，他想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上课，可惜家里没钱，他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
1996年从职校毕业后，梁龙蹬着小三轮卖化妆品，但还是想去北京，就跟领导请了假。去了迷笛学校，一打听，学费太贵，没钱的梁龙，打道回齐齐哈尔市。
回家后，梁龙和父母跟着邻居学卖野菜。面对市场这一新事物，习惯了计划经济的人一下子措手不及，梁龙一家做生意最后变成了赔钱买卖。没办法，经职高校长介绍，梁龙到哈尔滨当一名保安。
1998年春晚，留在哈尔滨值班的梁龙回不成家，第一次在异乡过年。
大堂里放着欢乐的歌声，梁龙站在大街上感受着北国的寒冷。
一想到自己北京去不成、乐队搞不成、钞票赚不成，颓败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梁龙一连点燃了5根香烟，左手拿着烟蒂，在右胳膊上烫出了20个烟疤。
“我当时给自己发了个誓，如果40岁还做不成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话，我就再给自己补20个。”
二手呀，怪手啊
在二手玫瑰成立之前，梁龙还曾在1998年时，组建过一支只登台过一次的乐队：黑镜头。
当他拿着黑镜头时期的作品，第二次到北京，给唱片公司听的时候，得到的反馈却是：“就你们这种乐队的歌早烂大街了，让我给你们听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音乐。”
对方放了一首民谣，《生活在地下》，来自一支和梁龙差不多时期进京的乐队：野孩子。
这群来自西北高原的民谣乐队，与当时北京摇滚圈里流行的充满愤怒的音乐不同，野孩子成员沿着黄河旅行、研究、创作，为作品注入了黄土般的质朴与厚度。
对于当时只知道摇滚乐和流行乐的梁龙来说，野孩子的创作，对他们是一种冲击，也是一次自我审视。
很快，梁龙带着300元，从北京去了哈尔滨农村。
农村里，自家庄稼地来不及收成，路过的陌生人会过来搭把手；梁龙从小讨厌的二人转，竟是村里乡亲们的爱好，摇滚乐反而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
这种别开生面的生活体验，让梁龙顿时有了“落地感”。他开始在黑土地上，冷静地观察生活和创作。
一天，和朋友们在院子里排练结束后，梁龙根据村里人“6、4、3”三个音阶，花了20分钟，洋洋洒洒地写了首歌：“有一位姑娘像朵花呀，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了，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这首歌叫《采花》，是梁龙“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采花》的面世，预示着1999年横空出世的二手玫瑰乐队将在黑土地上开满花。
直白的语言，遮盖不了如沙子般粗粝的生活本质。唢呐、锣鼓和笛子等民乐，与贝斯、架子鼓等现代摇滚，融合成新风格。
为什么叫“二手玫瑰”？
“二手”既是说摇滚乐是一种舶来品，又在讽刺当时大多数人缺乏真正的原创精神。“玫瑰”则是一种象征，像《采花》里的爱情，是一种理想。
二手玫瑰风格确定的那一刻，意味着梁龙最初想要的摇滚江湖的“侠骨之风”，已不被时代需要。
外界的变化倒逼着梁龙，往离最初的呐喊更远的地方走，走回东北，走到农村，在黑土地上，生出一朵玫瑰。
这朵玫瑰妖艳、馥郁，以光怪陆离的元素作为武器，迎合着娱乐至死的神经。但那花棉袄包裹着的，是经历着时代浪潮淘洗后积淀的严肃思考与不死理想。
曾为二手玫瑰经纪人的黄燎原说过：“听了二手玫瑰的作品我特别感动，他们与上一代人最大的区别是没有背负沉重的文化包袱，是轻装上阵的一代，可实际上二手玫瑰的词曲中，同样继承了崔健这一代人的理想与人文关怀，只不过他们以玩笑的、诙谐的、幽默的、调侃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
这种粗粝和深刻交织的歌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比如，在歌曲《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中，“一群猪它飞上了天，一群海盗淹死在沙滩，我的儿子被做成了金钱，摇曳的花枯萎在河岸呐”，其中的隐喻和讽刺，透露着梁龙就资本对社会异化的思考。
找到自我表达的梁龙，第三次来到北京。
这一次，已经是二手玫瑰的他，套上一双44码的高跟鞋，脸上配着脂粉、红唇，打扮得像民国舞女，踏上了舞台。
尽管是只有100多人的演出，但二手玫瑰妖娆的名号，瞬间在北京摇滚圈中流传开来。
他们说，二手玫瑰是“伸进京城的一只怪手”。
大哥玩啥摇滚
二手玫瑰在黑土地上迎来了春天，中国摇滚的寒冬却正在迫近。
“大哥你玩摇滚，玩他有啥用？”梁龙在2000年喊出一句撼动北京摇滚圈的发问，有着一位东北青年“三顾北京”后一朝归来的傲气，也有着对中国摇滚当时处于“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声声叹息。
盗版猖獗，MP3和打口碟冲击唱片，韩流、欧美音乐挑战着摇滚乐的地位。当时聚集在北京的大批乐手，挤在郊区，住着农房，艰难为生。
2004年，《超级女声》的出世，意味着“全民选秀时代”的开启。次年，李宇春获得的353万人投票，比任何一支摇滚乐队的粉丝都多得多。
粉丝有了自己选偶像的权利，注意力便被吸走了。他们发出一条条短信、投出一张张票，为造星工业贡献了一砖一瓦，也在一点点消解着摇滚的存在感。
无法避免的是，此前呼喊着、批判着、独立着的部分摇滚音乐人，逐渐被主流收编、被商业捆绑。
“那个年代，摇滚没有市场。”梁龙无奈。
但他和二手玫瑰依然在做着自己的事。在北京扎根的二手玫瑰，在经纪公司的介入下，开始商业化，一度达到了其他乐队难以到达的高度。
比如，二手玫瑰去了2003年中超联赛中场表演。梁龙说，这对任何主流明星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机会。
比如，2003年，二手玫瑰成为了继崔健之后，在北京展览会举行了演唱会的摇滚乐队。同年，二手玫瑰又以唯一一支外国乐队的身份参加了瑞士“雪山音乐节”。
情况在2008年前后迎来转机。彼时，音乐节悄悄地形成一片燎原态势，综艺的包容性也与音乐艺术形成了衔接。选秀之后，音乐综艺时代开启。
《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中，一支名不见经传的乐队成为了当季的黑马：九连真人。
九连真人与二手玫瑰一样，经纪人都曾是黄燎原。用黄燎原的话来说，二手玫瑰和九连真人都是草根乐队，与民间音乐有关系，又不完全是民间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东北和东南，但都能捕捉到如沙砾般细碎、粗糙的真相。
梁龙曾评价九连真人，说“他们像我们‘70后’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做梦的状态。他们那种对音乐的冲动，那种在舞台上不算歇斯底里但有点抽动的状态，很过去时但特别珍贵”。
这种冲动，从未远离过舞台。当九连真人在《乐队的夏天》上吟唱着《莫欺少年穷》时，那种初生牛犊的气概，与二手玫瑰的“大哥你玩摇滚，玩他有啥用”，有一样的魄力和底气。
一阵一阵的热潮，呼唤着摇滚的回归。中国摇滚已走过36年，其间跌宕起伏，依然不绝如缕。
4月15日晚，顶着红色五角星鸭舌帽，不变的崔健回来了。
这位已经61岁的“中国摇滚之父”，对着线上4400多万的观众喊道，对着中国摇滚的命运喊道：“所有那些没有击溃我们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更加坚强。”
“老崔就是爷！”与记者回忆起如精神图腾般存在的崔健和他的演唱会时，梁龙有些激动。
崔健线上演唱会的“刷屏”，让梁龙感受到——当下，人们再次感知到了摇滚的力量。
需要摇滚的时代，又回来了。
摇滚需要的梁龙，从未走远。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茗婷
编辑 |何子维
新媒体编辑 |徐观 莫奈
排版 | 八斤 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