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暑，就一定有大暑，有小寒，就一定有大寒，但有小满，一定没有大满，因为大满不符合古人的智慧。小满这一天，麦穗开始逐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这种状态特别好，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小满代表的态度，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的路上，但是我们并不要求一定要十全十美……”
因为被奥迪广告抄袭，上面这段文案火了。
有人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想了很久，脑海中呈现出一幅画面来。雄鹰在天上翱翔，气场很大，蓝色的天空和白色的云，都成了它的衬托，它就是傲视的王者。突然一声枪响，它从天上掉落，被人捡起来塞进瓶子，灌上高度白酒。
一年后，一个男人倒出来一杯酒，一边隔着玻璃仔细欣赏泛着黄色的酒液，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这个东西，大补啊。
一杯酒下肚，这个男人感觉自己似乎强壮了许多。
中国古人，总被今人归为两类，要么提供抚慰心灵的鸡汤，要么制定压抑人性的教条。“小满”被认为表现了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前者的典型代表。
二十四节气，不是哲学作品，而是科学成就，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农业经验和天文观测成果。
古代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农业依赖天时。所谓天时，又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月轮转、四季循环的固定规律，就是孔子说的“四时序，百物生”，把握这个固定规律，对之进行细化的认知，对于农业最为重要。
另一方面是特殊气候情况，甚至天灾，比如水、旱、蝗虫、地震，当然也包括最好的情景，那就是“风调雨顺”。
把握天时的目的是指导农业，而指导农业的目的是政治稳定和国家兴旺。所以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强调“使民以时”——调拨民力不能违背农时。
比如插秧时节，或者麦收时节，政府就不要征发大量民力去做修长城、疏浚河道这样的大工程，否则耽误了农时，到时吃不上饭，国家就会动乱，政治就会生变，治理就是失败。
这一点，数千年来是贯穿始终的，我们读小学的时候，90年代，那时还有农忙假，稻子熟了，家里需要帮手，就给学生放假，连教育也不能耽误农时。
农业是国本，直接关乎治理成败，所以古代帝王就必须将它看作头等大事。他们要祭祀社稷——土地神和谷物之神，要亲耕——象征性地播种劝农。
反过来看，既然是头等大事，谁来领头，也就象征着统治权，因此古代帝王还有一件事要忙——制定和颁布历法。
颁布历法是权力与恩泽的象征，也是“使民以时”的抓手。帝王和知识分子，就算不懂稼穑，也要清楚了解农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无法了解主流民生，也就谈不上为他们服务，甚至国家衰败而不自知，闹出“何不食肉糜”的笑话来。
准确的历法，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依靠什么哲学智慧和人生态度。以古代的科学能力，特殊气候情况是难以把握的，所以天灾往往猝然来临，无法预防。
比如民间科学家研究地动仪，其目的与研究历法别无二致，就是服务于农业和国家治理，但是很难。
不过，固定规律则可以通过经验和观测来认知。总结出来的成果，就是历法。“二十四节气”，正是历法的一部分，它是经验的，也是不断得到实证的。
如果我们要从“二十四节气”的角度去感叹古人智慧，那么就“应作如是观”：
太阳运动轨迹，中国古人称之为黄道，运动一圈，就是一年。把这一年的轨迹分为24等份，每1等份为一个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这个轨道划分非常精准，而且会根据变化做出微调，这才是让我们惊讶之处。
比如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纬23°26′），夏至一过，太阳直射点就要往南移动了；同理，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冬至一过，直射点又往北移动。而春分、秋分，太阳直射点则在赤道上，此后分别向北、向南移动。
古代的天文研究缺乏科技手段，“二十四节气”之所以值得我们骄傲，不是因为它暗含什么人生态度，而是因为它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性——汉朝开始，就能做得如此精准。
节气的命名，当然也不是为了表现某种人生智慧（后世所谓人生智慧，往往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圆滑、狡黠），而是为了方便农民们和统治者记住这个时节农业应该干什么。
从这个初衷出发，在表述上它就必须既信又达。
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都是对气候、温度有充分把握的，而小满一类，则是在一个不那么感受分明的时段里，以对现象的总结来概括时令。这与惊蛰类似，蛰伏的动物苏醒了，但不是说他们一下子同时苏醒。
小满也同理，它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而不是精确的断定。
对南方而言，小满是“江河易满”，当然不可能有“大满”，倘若表述为“大满”，即把水患当作每年固定规律的一部分，到了时间就要发水灾，那是愚蠢的。
对北方而言，小麦渐渐饱满没错，因为“小”是有弹性区间的。接下来就该收割了，如果说“大满”指的是收割，那么北方地域辽阔，跨越经纬度范围如此之大，麦熟是分先后的，一刀切显然是瞎指挥，所以也不会出现在铁板钉钉的历法上，否则也是愚蠢的。小满后面不是大满，是芒种，芒类作物要开始种植了，这一点就没有疑义。
所以，有小满没有大满，不是因为什么人生智慧，只是因为不可以有大满，否则这个历法就是错误的，不科学的。这就好像问一个人“吃饱了吗”就非常正常，但如果问“你吃撑了吗”这就不是正常场景了，出问题了。
今天对古代文化的许多解释，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当下自我赋能的需要，不是古人的真意，也不是他们所欲见，许多情境下其实就是“吃撑了”。
认识古人，真正“为往圣继绝学”，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解释，而要回到具体的社会条件之下。古人好的思想，除了文艺、诗歌等人文领域，别的大多都是对当时有用的，或者思想者认为对当时有用的，否则何以说中国人重实际呢？在农业领域，人们不会开玩笑、玩花样，就连祭神、过节，都是有实用内涵的。
政治思想就更是如此了，先秦以来，古代知识分子哪怕出身贫贱，个个心忧天下，创立学说，著书讲学，都是讲给政治家听的。竹简很重，纸张很贵，君王的时间很有限，哪有那么多空间去承载心灵鸡汤呢？
孔子的道，当时就被认为大到天下不能容，需要“乘桴浮于海”，但听今天的“国学大师”们解释起来，几乎就是鸡汤之海，白浪滔天中漂浮着醒目的清补凉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还能被尊为“圣人”？
放过古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