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调人”的一天：与病毒赛跑，昼夜不停_

作者 | 徐观何森

11月4日凌晨3点，戴一鸣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那时，他已经穿了十多个小时的二级防护服，往返跟车转运一百多公里。

这是他成为“流调人”的第一天。

前一天上午11时许，戴一鸣接到街道的紧急电话，说，琶洲街要紧急组织成立一支客村防疫支援队，由戴一鸣担任领队。他是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听说情况紧急，戴一鸣中午立刻交接完手上的工作，下午便带着几名队员前往客村。在去的路上，他才知道，支援队的第一站是流调组。

流调组力求以最快方式找到阳性病例，为快速筛选密接、次密接群体，阻断病毒传播链条提供决策参考。同时，这也可以说是风险系数最大的一个组别。

对于戴一鸣而言，这也是他第一次直面疫情如此严重的区域。

10月23日，客村片区发现首个阳性病例，划定临时管控区；10月27日，客村片区疫情防控现场提级指挥，由海珠疫情防控指挥部派驻专人团队指挥；10月30日，客村片区正式划定为高风险区。

戴一鸣入驻客村的时候，防疫情况依然严峻。按照海珠区11月4日通报，当时“新增感染者的数量仍处于高位，并且集中在客村、康鹭片区等管控区域。这些区域人员十分密集，楼栋间距狭窄，空气流通不畅，防控难度大。”

对于“流调人”来说，他们追的是病毒，追的是时间。新的新冠变异株的传播能力上升，而他们以全力追击，“快字当头、以快制快”，为的是斩断病毒传播路径，厘清它感染的轨迹。清存量，遏增量，护得每一个人的平安健康。

他们是病毒的捕手。

为了快一点、再快一点，“流调人”们开始了昼夜不停的赛跑。

争分夺秒的电话

“流调人”们的第一棒，是通过电话力追。

陈少娜就是一个电话“流调人”。她现在一天干两份工作，白天居家办公，到了晚上就打电话。11月9日，她报名成为流调志愿者。

当时海珠疫情形势比较复杂严峻，看到政府在招募志愿者，陈少娜就跟同事一起报了名，在唯品会公司党委的组织下响应号召。之后，住得相近的32位同事组成一个工作组，对接海珠区最严重的康鹭片区。

当天下午4点多他们拉了一个沟通群，之后开始培训，当晚6时就接了任务。培训很紧凑，但陈少娜记住了最重要的、也是培训时首先强调的——“我们的任务是在跟时间赛跑”。

白天要正常工作，所以派单的任务都是在晚上。从晚上7点开始，直到打完手里的电话，陈少娜他们有时要工作到十一二点。一晚上少则打10来个电话，多的话将近30个。

每次的任务可能会不一样。有时接到的任务是核查单管阳性或混管阳性，电话打通后一般会先核实一下个人信息，再询问对方具体住址、是否在家、同住人数，以及家里有无特殊情况，例如老人、小孩或者孕妇等，是否有需要救助的情况……这些都会备注清楚。有时接到的任务只是核查是否被转运的情况，就会相对简单点。

陈少娜打电话时，一般会避开阳性这个词，只说“你的核酸检测异常”。同为“流调”志愿者的郑海勇也如此告诉南风窗，通知对方的时候需要注意措辞，不能直接说感染或阳性。

接到电话的人，反应各异。郑海勇说，有的人听到这个结果很激动，说“自己天天做核酸，哪里也没去，怎么会感染？”有些人在疫情重灾区，接到电话时说：“啊，我终于得了，我想出去。”

郑海勇知道这份工作必须争分夺秒：“我们手里拿着一大堆表格，都是核酸异常的人，万一我们不及时通知或漏掉一个，就有可能造成疫情外溢，导致更多人感染。”“流调”志愿者们深知通知不到位的后果，也都将“跟时间做赛跑”牢记于心。

有时候任务多，只要求次日12点前打完电话。但陈少娜担心自己拿到的名单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紧急情况，她就尽量当晚打完。

她知道，这件事拖不得。

成为志愿者后，陈少娜把晚上的时间都空出来，比如尽量不安排以前晚上常常要开的工作会议。“把时间腾出来，随时待命。”

在陈少娜他们努力赛跑的同时，核酸异常的人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流调电话。“大部分人怕漏接电话，所以电话一直保持畅通”，陈少娜说，有次她打电话到凌晨，还有人接。有些人因为家里信号不是特别好，担心会不会错过安排转运的电话，就一直不睡，守在信号好点的角落。

陈少娜听完觉得有点心疼，也被大家的这种配合感动。“我们都会尽量安抚对方，说已经是晚上12点了，你可以先安心休息，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电话不通，就漏掉你，我们会多打几次。”陈少娜说。

大部分情况下，核酸异常的人接到电话后，少有过于激动和不能接受者，多数都表现得平静。相比于自己，他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安排和家人的安危。他们希望自己能尽快转运出去，不要让家里其他健康的人受到感染。

这些话让陈少娜感慨，她感受到了人们对亲人的爱。

“打完电话之后，我自己反而需要平复一下情绪。”陈少娜告诉南风窗，因为自己也曾被封控过，所以她对大家的心情和处境感同身受。

而尽管志愿者们不断节省时间，但打电话过程中还是经常会被绊住，比如核实地址。有时候对方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说了半天不知道在哪里，或者被汉语同音字混淆，他们就要不断核实，在地图上去查找、确认文字是对的。

陈少娜的志愿者伙伴遇到过这种情况。鹭江里面有一条街叫由义大街，当时接电话的人讲话有一些口音，一直说不清楚。所以志愿者听成了“鱿鱼”，“小伙伴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查不到鱿鱼大街”，陈少娜告诉南风窗，后来志愿者在群里问，这知道是由义大街。

另外，康鹭片区大部分都是城中村，地址相对复杂一点，所以志愿者们记地址时要经常询问旁边的一些标志性建筑来定位。如果有人怎么都讲不清楚，他们就上报给政府工作人员，建议加对方的微信，让他发个定位，再找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判断准确位置。

尽管核实地址有些费时，但不能马虎。准确的信息很重要，它决定了线下流调专班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准确找到这些核酸异常的人。

城中村里的赛跑

收到像陈少娜他们核实过的名单后，线下流调专班的工作人员就要用最快速度入户单采单检，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阳性人员。

戴一鸣带领的琶洲街客村防疫支援队共有10人，其中两名女性工作人员在数据组，负责线上的流调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则根据当天分配的任务进行上门核实。为了保证24小时运转，“流调”班分为白班和晚班两拨人，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通常外出“流调”都是三个人一组，一位负责数据录入，包括扫健康码、核酸码等，一位是测核酸的医护人员，另一位则负责拿着名单、消杀用品等物料。每一次出动大概会分配十几个目标人员的名单。

此次发生疫情的客村片区面积仅0.07平方公里，却林立着856栋楼栋，生活着约1.1万名居民。城中村人口密度高，空间局促，为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难度。对于“流调人”而言，要在迷宫般复杂的城中村街巷快速锁定阳性人员并进行相应的转运工作，有着不小的难度。

在整片客村，只要出现阳性病例的地方，队员们都要迅速前往。

起初，对于刚来客村的人来说，找路就要花费许多精力和体力。“非常难走，有些楼梯看着有点断壁残垣的感觉，道路很窄，里面还摆放着三轮车、电动车，以及一些路牌，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戴一鸣称，有时候走在路上就可能会被什么东西勾破防护服，就必须重新走回去更换。

城中村另外一个难点在于，楼号特别难记，楼栋布局也并不规律。队员们经常遇到有一些目标楼栋，明明已经到附近了，却要再花上半个多小时才能找到准确的位置。

找到目标人员的家以后，工作人员会让对方提供身份证、核酸码等确认身份，录入信息后，配合医护人员，为居民分别做一次抗原和一次核酸检测。

通常，抗原检测几分钟就会出结果，如果显示阳性，他们会将结果专门报给疫情防控指挥部，再由指挥部安排后续的转运工作；如果抗原是阴性，就记录下结果。

如果目标人员有同住人员，那么全屋的人都要按照上述流程检测一遍。

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每个人现场检测的抗原情况，同时还要收集居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有的时候，他们顺便还会派送一些物资、药品，叮嘱后续注意事项。

戴一鸣告诉南风窗：“抗原检测出阳性的基本上就能确定了，我们立马就会按照阳性患者的转运工作来处理，同时也会让他们再做核酸确认。如果现场抗原是阴性，后续还会再看核酸的结果。”

对于第一次直面“准阳性”病例的队员们来说，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每一轮外出“流调”，队员们都需要认真严谨地套上一整套二级防护装备，在窄巷里穿梭爬楼，几个小时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在与目标人员接触时，做好扫码、核酸等完整的流程，往往要耗费10分钟左右。

由于名单上都是需要排查的重点人群，一般是经过筛查的核酸异常或者是密切接触人士，因此目标人员中抗原阳性比例比较高。戴一鸣说，“严重的时候，一组13个人，基本上8到10个人是阳性。”

为了能更快地“流调”，队员们随时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有时候任务还没有下来，队员们就先准备好自己的物资，整理好一堆必备物品的背包；有时候即便是休息，大家也都穿好一半的防护服，保持待命的状态，只要一有任务，就能第一时间穿好出发。

在抗疫的挑战中坚持

在支援队连续作战的半个月里，戴一鸣所带领的队员们先后转战流调组、转运组、第五网格、第二网格四个点位的多个高危岗位，参与了流调、转运跟车、物资发放、上门核酸、解隔转送等多项重点工作。

作为领队，除了和队员们完成每日一样的工作量，戴一鸣还要做好全队的统筹安排，每次任务都最早参与铺排，在确认所有队员安全完成任务后最晚收队。

每天一醒来，他就要对接白天的各种工作，在一项又一项紧张的任务面前，戴一鸣感觉自己被推着走。一件事情完成了，没有时间多想，他就要赶紧去进行下一件事情。他常常是每晚三四点钟才能稍微休息一下，“压力非常大”。

令戴一鸣印象最深的是11月8日晚的大转运。早上8点，他照常开始支援工作，到下午的时候，从指挥部接到了支援转运工作的需要。尽管不少队员们已经上了白班，但是大家还是踊跃参与，全员配合转运组开展68车次涉及超过2000人次的转运工作。

从下午4点多开始，支援队开始做准备工作，帮助转运组协调车辆对接，傍晚6点起，随车陪同隔离人员奔赴异地，于翌日2点陆续抵达，待返回广州按照要求完成消杀，已是第二天清晨。

一路上，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担心影响工作，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超过10个小时。

白天的流调，夜晚的转运，不少参加了两项任务的队员已经工作连续超过24小时。“我们也是想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件事做好，琶洲街道每个过来支援的同事都是这样想的。”戴一鸣说。

在管控区的半个月里，队员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突发的挑战。

陈江桦是琶洲街客村防疫支援队的一员。11月6日下午，他原本参与执行一名阳性患者的任务。结果到了之后发现同住的人员表现出更严重的症状。

“同住的人员发高烧，早上呕吐，还伴有拉肚子的情况，后来核酸也检测出是阳性。我们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送了一些药物给他，等到他症状稍微好一点，才带他去坐车转运。”

支援队队员梁建柱也曾接到一项紧急任务，配合将一对70多岁的阳性老人转运到隔离的地方，再转运到方舱医院进行治疗。

当时，队员们来到老人的家里，见老人对于转运有些迷茫，队员们就先对老人家进行安抚。由于子女不在他们身边，队员们通过电话联系子女，说明情况后让他们进行宽慰。

瘫痪的老奶奶完全没有行动能力，于是队员们找来担架，一边沟通，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老奶奶移动到担架上。沿途巷子格外狭窄，还要靠队员们一点点扛着担架走出去。整个过程耗费了一个多小时。

“肯定是害怕的，但是当你看到两个老人家彷徨的眼神，不知所措。我就觉得不能害怕了，因为有更需要我们的人。”梁建柱感慨道。

在做了一段时间志愿者后，陈少娜也才真正理解了抗疫中各方的不易。她说，相比于自己，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做的工作更加艰难，“可能他就是在一线，甚至去到那些高风险区域去测核酸或者是帮送物资，但他本身身份没有赋予他这个责任，他只是主动去承担一些事情，甚至风险。因为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我做了这些事情，这次疫情可能会更快一点过去？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