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在我们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2019年，一场面向美国公众的民调显示，在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中，将近一半的人“更愿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18岁到24岁的人群中，有超六成对“社会主义”一词看法积极，而55岁以上人群中有同样看法的占比不到29%。
向社会主义倾斜的美国年轻人，更多是在表达对自由市场无边界渗透的不满。当人们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得生活所需，如通过市场出售自身劳动力、购买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生活必需品，我们便生活在一种历史学家埃伦·梅克辛思·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的“市场依赖”中。
面对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离不开市场的现状，经济学家迈克·孔恰尔（Mike Konczal）感叹，一种被窄化的自由包裹着我们。个人的时间、居所、健康、知识等基础所需，均不再是天然属于个人的。市场精准地将每一种需求转化为欲望，进而推出商品，并在此之上繁衍自身。在不断膨胀的自由市场之下，人们最终将只剩下一种自由——交易的自由。
市场的自由是自由的基本形式吗？在生活的优先级排序上，是公民生活的基础权利更重要，还是尊重劳动更重要？在经济将稳定增长的预期大面积破裂后，对自由市场的质疑重新在美国当代社会中蓬勃发展起来。
颇有代表性的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一个题为“我们是99%的人”的Tumblr页面出现。在这个博客页面内，人们彼此分享自己被助学贷款、医疗账单拖累至贫的故事，对生活不稳的恐惧让报团的分享者们期待，有一个跳出市场逻辑的空间，能让大家“不受债务支配也不会因为收入不稳定而受影响”。
按照劳动与财富分配道德的逻辑被质疑。人们发现，如伍德所言，在市场无孔不入的当下，决定大家如何面对市场的“不是机会，不是选择，而是强制”。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强制的市场逻辑让贫困者受困于个人能力与性格有所欠缺的叙事中。毕竟，在一个充分竞争、机会自由与平等的市场中，造成自身贫困的因素往往会推至个人行动能力的短缺。人们更愿意相信，在这个日臻完善的市场，贫穷只是个别人的失败，他们因为自己的懒惰、判断力不足、行动力不足等原因，将自己引向了这条失意之路。
但事实是，当人被窄化为“劳动力”出现在市场上，便必然面临失业致贫风险。当生育、疾病、衰老、市场收缩、甚至只是简单的不走运降临，个体被剔除出市场的几率骤增，贫困也往往随之到来。贫困不再被认为是少数特例，而是“99%的人”都可能面临之事。
近十年，对市场信仰的反思在美国舆论场翻热。在市场之外得到生活必需品的诉求，成为连续两届民主党初选的热门议题，如提供免费高等教育、免费全民医疗，提高最低时薪。种种要求都表明，人们在期待一种交易之外的生活。
正是在这一对新自由主义反思的背景下，美国近一个世纪关于市场与自由的博弈，重新浮出水面。现任罗斯福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团队主任的迈克·孔恰尔意识到，这段关于美国人如何向市场夺回自由，重视与强调个人生活价值的历史，到了一个再次讲述的时机。
会让曾经为摆脱市场控制而奋斗的人惊讶的是，1890年以前的政府对资本主义市场进行的干预几乎被遗忘。孔恰尔颇具讽刺意味地表示，在当前自由主义的幻想中，一度存在一个“童话故事般的说法”，即“资本主义本身并不需要国家政府，而在决定谁能从这个名义上的私有市场中受益时，政府也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但事实上，自由与市场之争，从未在民众的生活中缺席。孔恰尔认为，甚至被推崇至今的罗斯福新政，也是在工人对市场之外的空间的不断争取，才将政府推至了当时不得不反思的位置上。仅靠市场逻辑能否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公平，市场给予的是特权的自由，还是大多数人的自由？
在《市场给不了的自由》一书中，孔恰尔将土地、健康、教育、时间和正当的劳动称为“行使自由权的必需的部分条件”。拥有这些本应是个人生命中与生俱来的正当权利，亦能在新教伦理和美国立国宣言中寻找到对应的依据。
但孔恰尔在梳理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在市场与自由议题上的拉扯后，他发现，不仅是当下对市场的夸大，导向个人在市场中成为自负盈亏的“一人公司”。在市场收缩时期，公司与社会组织降低对劳动者的责任，将对员工负责转化为对公司利润负责的叙事，自工业革命以来便不断在这片土地上上演。
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权利，由此便成为了争取自由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当前美国人习以为常的八小时工作制为例，这个“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属于自己”的美好诉求背后，亦是一部不断反复的斗争史。
早在1835年，波士顿的一群木匠、泥瓦匠和石匠便联合撰写了《10小时通告》，向老板和工作场所无限度占有工人的时间进行反抗。他们表示，“我们的时间、健康和力量由上帝赐予，我们绝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命令我们要拿多少时间、健康和力量出来交易。”
他们呼吁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天然权利，即人不仅是一个公司的劳动者，同时也是家庭的一份子、是社区邻里的朋友、是为国履职的公民。而当工作时间没有保障，这类社会关系只能被一再压缩。
对更多个人时间的希求逐渐蔓延至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渴望在工作、教育、医疗、居住等事情上也有更多机会，而对工作时间的限制成为一个中心诉求。近半个世纪后，美国商业组织与工会联合发布一项决议，宣布“自1886年5月1日起，8小时将成为每日法定工作量”。这一天也成为日后劳动节的起源。
但组织与工会的决议并非一个尘埃落定的结果，条款发出后，真正的落地经历了更漫长的斗争。孔恰尔尤其注意到，在推动工人权益方面，“有形的手”的加入，是一个重要力量。
以美国法律史上臭名昭著的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为例。1901年，一位纽约州面包店老板洛克纳因让面包师每周工作超60小时，违反当地“面包店法案”，而被当地法院审判为轻罪。对这一判决，洛克纳一路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在最高院的裁决中，保守主义倾向占据了多数意见，洛克纳被判胜诉，理由是工作时间是雇主与雇员立定契约的自由，面包店老板无需承担让员工超时工作的后果。撰写多数意见书的鲁弗斯·佩卡姆法官表示，“不会有人说脱离了政府的保护，他们（面包师）就没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争取合理工作时间被视为劳动者自己应当承担的任务，公权力意图高束双手站在斗争之外，以保证市场的“自由”。但正是这一不作为，将劳动者一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孔恰尔指出，当城市劳动者因争取个人权益而被市场抛弃时，他们面临的往往是没有托底的坠落。
这一无望的斗争直至1930年以后，才有了曙光。当时，面对胡佛治理下的大萧条，罗斯福表示，需要有“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保证工业界的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8小时”，他希望“由法律来宣布，人的劳动不是商品，也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对象”。
对市场的质疑终于摆上政治的台面。面对维护市场导致的失业、贫困，罗斯福提出，“政府必须干预（财产权）”，因为财产应该为了服务于人而存在。大萧条让人们重新审视市场的边界，依靠公民自助自救的志愿主义，在市场收缩时期溃败，罗斯福依靠强调非市场的力量——公权力——对公众生活需承担的义务，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市场给不了的自由，不仅是劳工时间。当市场扩大至整个社会，人们的各类需求都面临商品化，市场造成的负外部性（如污染、疾病、稀缺），都需要脱离市场的机制予以补足。
正如孔恰尔所说，人们的自由并不能依赖市场来定义。人的自由依赖于健康、教育、时间，这是每个人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而不应以金钱为分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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