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委屈啊。”
一位生命行至晚年的女性回忆起自己大半生的婚姻生活，作此感慨。这名女性的名字叫张赞英，生平年龄不详，籍贯家庭不详。
她是知名植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
新一期《十三邀》节目里，许知远采访曾孝濂，顺带采访了张赞英。与大画家在采访里阔论的植物生命哲学与人文艺术不同，张赞英所言，尽是世俗的委屈和怨气：与曾孝濂结婚后，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与事业。几十年来，张赞英替丈夫操持一切，负担下家里的大小事务，牺牲奉献了一辈子。如果还有下辈子，她只想走自己的路。
在依附着名人丈夫顺带的采访里，张赞英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的心声。没有一个知名媒体人和作家，会去采访一个不知名的女性。采访张赞英，以及几个月前另一期《十三邀》采访许倬云的妻子曼丽，都是“大师”的顺带。采访者多少怀揣些对幸福的预设，哪怕是呈现一种牺牲。
古今中外，不少“大师”“名家”甚至是伟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沉默的妻子。为大作家托尔斯泰默默付出和忍受一生的妻子索尼娅在自己的日记里哀叹：“生活在世上真是艰难、痛苦。长久的斗争，紧张地处理家里家外的事务，教育子女、出版书籍，管理属于子女的产业，照顾丈夫，维持家庭平衡，所有这些事情都使我疲惫不堪。”
她们或因爱情走进婚姻，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婚姻磨蚀。因为种种原因，她们无法如当代网友期待的那样，毅然决然、不管不顾地转身离开。久而久之，内心的怨气积累，将这些女性变成了世俗冷眼下的“怨妇”。
这些“非凡”背后的女性，处于凝视焦点之外，人们掷向她们的眼光，和她们的丈夫看待她们的方式一样，多的是感谢和感动。可这两种情感，都只是承认了她们在婚姻内的功能性价值，而非对个人价值本身的肯定。
婚姻内的分工，越来越多被披露出与传统范式相悖的形式。过往，人们的视点也许是：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就斐然的男性带来的光环和荣耀，足以照亮他身后的妻儿、家庭，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庇佑。
可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释放甚至构建自己的语言，我们得以了解到，她们是非凡背后的燃料。生命已至晚年，当她们回望婚姻，也许漫长一生也感受过幸福，但唯独不能否认对自己的歉疚。
若重来一次，重要的不是她们是否还会选择婚姻，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可能留下后悔？
01
接过脏纸巾的人
曾孝濂，1939年出生于云南威信，中国知名植物科学家、《中国植物志》插图作者，已发表插画2000余幅，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
在无数媒体采访与名人对他的评价里，最常见到的表述，是类似“一生只做一件事”“从一而终”“为生命立传”等赞誉。
光环背后，可能是经年累月的韧性、艰苦与意志力，也可能还有一个沉默的女人。
2021年，《人物》杂志采访了这位名家画师。文章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文革时期，张赞英插队到云南，在中科院云南植物所认识了曾孝濂。70年代中后期，张赞英争取到一个机会，到北京林业大学去念书。然而，四年学习过后，由于家庭缘故，她最终还是咬牙决定回到昆明，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
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把她往回拽，撕掉了一部分的她自己，剩下一部分回到家庭。
往后几十年内，为了成全丈夫曾孝濂在植物所的工作，张赞英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抱负。她自觉承担起所有家务和照护工作，独自处理生活里一件件大大小小的危机与琐事。
晚年，曾孝濂当然也意识到妻子为自己这一生作出的奉献与牺牲，他觉得自己“实在幸运”，会口头上对妻子说“我就是靠你了”。
在2022年《人物》出版的一部女性报道集合里，记者回忆了采访时的更多细节：
“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始终以一种极为沉憧和耐心的态度在照护曾孝濂：一天三次提醒他下楼吃饭，给他剥橘子、倒水、泡咖啡，转达外界发来的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条信息。曾孝濂也早已习惯这种全方位的照护，从食堂走出来，自己忘了扔掉的纸巾也会递给妻子。……直到快要定稿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场景：我们一起从食堂走出来时，曾老师把用过的纸巾递给张老师，张老师迟疑了一秒，还是接过了那团纸。”
张赞英接过丈夫手中脏纸巾的那份“迟疑”，是这位女性维系婚姻这么多年的一份核心情感动能。这里面也许有熟悉感带来的包容和信任，也许有长期生活产生的依赖和怜悯，有一份恻隐，但也有无奈和叹息。只不过，多年来，她们下意识地隐藏这份无奈。
那些在个人事业上成就斐然的人，他们在生活上的不能自理，甚至被主流叙事美化成一种幸福。除去感情里的柔情和一点点婚姻缔结的契约之外，“曾孝濂”们对世俗成就大不如自己的妻子，甚至也许抱怀一种低视甚至轻蔑的态度。
“不甘心”是张赞英在三年前与今日采访里都表达过的几个字。她不能否认夫妻二人几十年的感情，但她同样不能否认，作为一个曾经也怀揣梦想的女性，张赞英自己，在这段令外人歆羡的婚姻里渐渐消磨、淡化了。
当自我浮现，生命行至晚年，当被问到“跟曾孝濂在一起最开心的是什么”，张赞英平静地坦言，“没有开心的”。
曾孝濂为植物和画画投尽了一生。也许他没有多余的心力分给妻子了，也许家庭和婚姻本来在他心底就是承托和照护的存在。
“跟他的日子，很不好过的。他的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别人。”张赞英内心的不甘与怨气在于，丈夫全身心扑在自己的事业里，没有多余的情感与精力分给家庭。
家庭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都是妻子在操劳，就连曾孝濂肺里查出的肿瘤，也是张赞英在为他到处求医问药。年轻的时候，张赞英被人踢了肚子，曾孝濂却不仅没有站出来帮助她，反而劝她与人为善。
这样一个人，他身边的一切都会被卷入为其事业服务的漩涡里。我们不能单纯从道德情感方面指责他们，因为世界的确需要这样的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可能很难称为一名好丈夫和好父亲。
因为爱情、理解和包容，或者也因为欣赏和某种宏大叙事的责任感，她们选择忍受，甘愿付出。
但到头来，她们收获的只有感谢，甚至只有轻飘飘的口头上的感谢。
02
反叛的人
她们可以选择离开吗？
在这里，“离开”至少包含物理上离开婚姻、重新找回自我两层内涵和外延。
“我一开始将只是他的妻子，若想成为我自己，只能奋力不止。”
2018年出版的历史小说《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英文原名“Love and Ruin”。主角是一个名叫玛莎·盖尔霍恩的美国女性，她是20世纪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小说家。新闻界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盖尔霍恩新闻奖”，她的头像还曾出现在美国的邮票上。
但玛莎同时还是大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原型。
与海明威相恋并结婚后，玛莎的个人时间被剥夺，写作才华被海明威掩盖，甚至评论家也从她的文字里看出了海明威的痕迹。
独立的玛莎不愿做大作家背后的无名主妇。于是，她离开了。她回到了她的战场。海明威在电报里咆哮着质问她：“你究竟是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
可在枪林弹雨里穿梭和报道的玛莎，才是真正的玛莎。
爱情曾经发生，但自我主体性强烈鲜明的人，会意识到爱不该建立在对自我的磨削上。
值得一提的是，《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的作者保拉·麦克莱恩，也是海明威的其中一任女友。2013年，麦克莱恩以自己与海明威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出版了一部小说《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里，身为作者的麦克莱恩提到了与海明威在一起时的玛莎，并对后者表达了一种精细的剖解：“对她而言，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他（海明威）具有如此压倒性的强力，以至于她需要不断努力才能摆脱他的影响。但她爱他，当他停止写作时，她会陷入深深的担忧”。
而在撰写玛莎的故事时，麦克莱恩映照出了自己。“我看到了自己的挣扎，如果我偏爱工作和事业，那么我的家庭生活有时会感觉一团糟”。
幸福的家庭与事业是否可以并存？对不同阶层和境况里的女性而言，离开都需要一定门槛，而且她们未必能从这一行为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百年前，鲁迅援引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出走”说法，表达了对女性离开家庭后的诘问和忧虑。那份担忧是冷峻而入骨的，娜拉离开丈夫的家里后，由于缺乏经济独立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回到“娘家”——事实上是“爹”家，回到另一个男性主权的家庭里去。
不过，时值五四运动正在中国如火如荼，一批新文化知识分子呼吁打破传统家庭桎梏。因此，“娜拉”在当时社会语境下并不单纯——至少并不完全地属于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切，而是同样服务于时代需要的思潮和幻想。
1879年，《玩偶之家》首度在挪威公演。舞台上，女主角娜拉出走前，对丈夫说了一句台词：“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跟你是一样的。”
在2024年9月上映的一部国产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咏梅饰演的已婚女人决定出走，面对女儿的劝阻，母亲也说了一句类似的台词：“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出走的决心》改编自发生于2020年的一起真实新闻事件。50岁的河南女人苏敏，因为难以忍受丈夫的长期家暴，开着自己贷款买的车离开家，开启了一场没有终点的自驾游。
公共语境里，苏敏成了当代“娜拉”。虽然前者的出走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但她的出走与其说是一种反叛，毋宁说更像是一次对自我的安慰。
离开后，等待她的并不是自由。为了与丈夫离婚，苏敏无数次与之谈判、对峙。丈夫张口要求50万离婚费用。直到2024年7月，苏敏才通过给男方16万，成功离掉了婚。
从百年前到今天，“女性出走”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无论是离开原生家庭，还是离开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都被视为勇气与某种自由意志的意识代言人。可人们只需要看见她们“离开”的动作，持久的过程，以及随后会面临的现实困境，往往因为其难以概括和复制，被消匿于主流讨论背后。
“张赞英们”的处境略有不同。那些在成就者背后默默付出数十年的女性，不属于那种底层的、在经济和话语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女性。前者与一个男人缔结婚姻，无论是否因为爱情，也终归是自由选择。
如果在漫长几十年的婚姻里感到不幸福，为什么不离开呢？
得承认，即便在一个自由恋爱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多数人走进婚姻、选择成为夫妻和父母，也不见得真正明了何为爱情。在社会时钟和人类情感惰性的安排下，她们只不过在扮演一种社会或家庭的角色。
当代“娜拉”苏敏，也是在尽可能完成妻职和母职之后，在看见孙子开始上学后，才有勇气去观照自己。她们渴望自由，但也放不下家庭的牵挂。这不能完全说是一种道德情感使然，更大概率，仅仅出于一种惯性。
误区在于——不仅是女性——不少人错以为：只要将现阶段的人生角色尽力完成，就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03
她之所以成为她
如果没有走入婚姻、家庭，没有为人妻、为人母，她们会有一番成就吗？
应该将这一切归结于婚姻本身吗？
植物学家的妻子并不怪罪于爱情。采访里，提问者许知远两次试图引导张赞英说出与曾孝濂结婚几十年的快乐与幸福，张赞英却哭了：“我这辈子，被困死在这个地方。我想出去走走，都走不了。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全耗在他身上。我这辈子，很憋屈。他这样，我只有支持他。但支持了他，我一事无成。我真的，好委屈啊。”
与一个人缔结婚姻之后，女性自动接受这份契约对自己的改造。耶鲁大学教授、作家玛侬·加西亚在2023年的新作《她之所以成为她》里提到：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处境”下，女性更容易选择顺从。
这里的顺从指一种下意识符合阶段性身份特征的惯性，比如为了爱情放弃升学，为了家庭放弃晋升机会，如果没有按照那种惯性去成为妻子或者母亲，她们就会有负罪感。
我们关心的是，如果不这样做，她们将面临的“后果”是什么？
也许是失去爱。更准确地说，失去她们所以为拥有的那种爱。
今年7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女儿安德莉亚公开了自己小时候被继父性侵的秘密。当女儿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自己所受的伤害时，门罗却因为无法离开现在的丈夫，选择了回避和沉默。
一个文学成就斐然的女性，也惧怕毁掉一段自以为的爱情，以及建立在这份爱之上的婚姻。这种看上去极大有悖道德的感情定位，未必是一种懦弱，极可能只是一种惯性。
女性对爱的渴望和追随似乎与生俱来。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谈论女性对爱的渴望：“女人陷入情网时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这是自然法则。女人若没有主人便无法生存。没有主人，她就是一束散乱的花。”
按照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爱情，以及常常与之绑定的世俗的婚姻，能够带给女性一种错觉：她能通过这些东西得到庇佑，回到自己儿时熟悉的家庭，不至于感到被遗弃的荒芜。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依附于独一无二的爱，她们很难相信，事实上也很难做到靠自己在精神和物质获得对自我人生的权威掌控。
传统婚姻的社会经济特质让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社会对好妻子、好母亲，与好丈夫、好父亲的定义和期待是不一样的。一个好丈夫最好事业有成，至少经济扎实。而要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好擅长顺从与妥协，最好不要事业有成。
于是，一部分女孩从小就会被教育不需要建立太清晰强烈的“自我”，因为这不利于将来的个人幸福。而如果她们从小被灌输将来必定“注定属于某个男性”的观念，又容易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如果要寻觅一个足以庇佑自己余生的强大的丈夫，便不能够在对方身上享受自己所付出的同等爱情。
当她们满怀期望地走进婚姻，才会后知后觉地发现，琐碎的家务劳动、育儿工作，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实质的成就感。如果她们的丈夫恰好是一个在外部世界饱受期待的非凡者，牺牲便变得更理所当然——为了更宏大的人类财富和瑰宝，缝上自己的嘴，去做沉默的援助者。
英国学者、传记作家艾尔默·莫德在《托尔斯泰传》里对托尔斯泰妻子索尼娅的这段评价，适用于前文提到的不少女性：“可怜的女人！她多年来竭尽全力地履行她的职责。如果她是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庸的丈夫，她可能是一个模范妻子和母亲。所以如果她在经受她力所不及的考验时垮了下来，让我们不要过分苛刻地判断她。”
浪漫如潮水会褪去，而被它美化的爱情，实际上往往映照着每个灵魂深处的欲望、野心和攻击性。世人听闻的“完美爱情”，要么是一方付出或牺牲较多，要么，双方都有着对经营一段感情同等分量的心力。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慧琦在著作《“娜拉”在中国》中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之道：“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
所谓“男性回家”，意即通过公共政策、法律和教育，优化性别分工概念，尽可能将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解绑。比如，家务劳动的价值能被社会认可甚至量化，比如，育儿的繁重任务不必非得依赖夫妻二人其中一方的牺牲，而是同时也可以寄托于公共设施。
“即便不结婚，她们也不会有所成就”的论调，预设了一个人的价值和幸福，都要来源于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成就。
她们未必要成就斐然，也许只是希望自己不要成为第二个人的附庸。她们可以只是渴望完整、平静且可以自我操控的一生，或者只是渴望能够充分意识和察觉自我的一生。
但这并不该牺牲一个人选择爱情和婚姻的权利。张赞英们、索尼娅们想要的，即便不是个人事业的成就，也是一颗在感情里能回应自己的心，是用心看向她的目光，而不是口头上的感谢。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头图：《出走的决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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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编辑 | 吴擎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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