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尔中心驱车向西北行驶1小时左右，就抵达了IFEZ（仁川经济自由区，包括仁川国际机场、松岛、永宗、青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IFEZ Smart-City（智慧城市）。
IFEZ Smart-City仅是全球智慧城市案例的一个代表。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17~2021年智慧城市相关投资平均增速将超过18%。而据麦肯锡相关报告，全世界至少已经有近60个智慧城市应用。
这样的变化让业界人士感受颇深，IFEZ Smart-City运营中心主管李湘澔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技术已经不是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最重要的是根据城市特点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并尽快应用便捷服务，让智慧城市“看得见、摸得着”。
从技术到运营“拐点”显现
“为城市带来一定转变就可以被称作智慧城市了吗？”11月6日~8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2018外商投资周期间，李湘澔向来自全球的记者发出如上疑问。
2003年，IFEZ作为韩国政府大力推进的实现东北亚经济中心战略的核心地区，开始筹备Smart- City。通过IFEZ Smart-City移动应用程序，可查询交通、环境、防灾、防盗等公共服务，以及医院、药房、自行车道路位置等生活信息。
按照李湘澔的描述，基础设施、平台安全性、提供服务是构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智慧城市首先要拥有系统性的基础设施，再将安全机构、公众机构、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在加入IT要素的过程中，为城市带来可持续发展。
李湘澔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举例称，目前主要运用GPS定位等技术为市民提供服务。比如，根据某地的降雨量等数据预测交通事故的发生频次，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计划。李湘澔表示：“未来，会基于公共数据平台，整合城市运营多方数据，提供更多的服务。”
事实上，智慧城市早已成为全球各个国家抢跑的赛道之一。德勤研究数据显示，从智慧城市的应用情况看，亚洲国家主要集中在智能建筑、电子政务以及智慧交通等领域；欧洲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除了政务和交通等领域外，在建筑规划、智慧能源管理上的项目投入也占了较大比重。与此同时，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应用，行业的技术替代和升级显著加速，如果相关企业不能够适应未来技术创新和演进的步伐，很可能被市场所淘汰。
不过，随着智慧城市的不断发展，某些“拐点”也开始显现。
李湘澔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眼下，技术已经不是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划和顶层设计。按照城市的特点规划智慧城市的发展进程十分必要，智慧城市早已不是很久以后才能实现的一种愿景，而是基于每个城市现有的基础进行整合，建设符合该城市运行特点的系统，为公众带来便捷的服务。
隐私保护和立法开放应同步
对比中国和韩国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建设，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纵观国内，PPP（Public- 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十分常见。按照业界共识，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中国107个智慧城市PPP项目中，智慧城市综合项目的数量最多，为59个（占55.14%）。
放眼韩国，在智慧城市的运营过程中，政府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李湘澔介绍，由于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收集各方面的数据开设公共服务，政府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十分重要，一般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在信息收集和开放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企业参与的空间更大，风投企业和初创企业也更愿意投入新项目。
在李湘澔看来，目前全球各国均在推动智慧城市方面发力，尽管侧重点和技术特点不尽相同，但核心逻辑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阶段性的规划。比起运用在智慧城市中的技术，地方政府如何做好准备、按阶段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更为重要。
提到IFEZ Smart-City的规划进程，李湘澔透露，主要有三个规划阶段，分别是2003~2009年的树立信息化战略、构筑通信基础设施阶段，2010~2016年推进示范项目、奠定大众与政府协作接触阶段，2017~2022年正式运营系统、扩大新型服务、挖掘收益阶段。
此外，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如何在收集数据的同时保护私人信息不被泄露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李湘澔表示，从受众认知层面来看，其更关心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捷服务和生活；从隐私保护层面来看，目前在收集数据及信息时均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些信息要经过法律程序才能对外公开。
与此同时，李湘澔也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的运用和法律允许的开放程序息息相关，因而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的制定也需要进一步细化，通过立法进步才能够让更多的数据开放，构建更加智慧的生态圈。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