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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美国国际产业链的再布局、美国财团的全球收割计划，这三者决定了我国出口会逐步遇到一些瓶颈，而出口的美元支付结算也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存在风险。
同时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目前都处在资产高泡沫周期，发达经济体的资产定价决定了它们必然开启全球危机模式，以此向新兴经济体转嫁债务危机。由于外部变量不断升高，因此未来两年我国经济有可能面临更多困难，所以我国应进一步强化经济内循环，尤其应加强金融自主性，为我国穿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或世界经济危机做好全面的准备。
同时我国还要为美国不断向我国输入地缘危机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外汇储备结构、外部投资、战略资源进口渠道等各个方面都要做综合性考量，应对美国的长期极限施压做全面的准备。
如果美国这一轮的金融收割未能达成战略目的，美元债务体系就会爆发严重危机，美元与美债会双双危机化，为了拯救危机，美元军事化就会更加激进，这是由美国军工复合体特质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贪婪性所决定的，全球的和平发展环境会进一步遭到破坏，经济全球化将向区域化转向，在这个周期中，内循环建设不仅要加速加强，同时金融领域的内外部改革也要更稳健，尤其在金融方向我国绝不能出现拉美式与前苏式错误。
中美关系走向不是由我国自身可以决定的，我国唯有在自强的基础上去争取和平，但和平的内核是文武之道，不是单方面妥协。如果美国继续加速其国际产业链的布局，加速与我国经济脱钩，如果美国继续向我国输入地缘风险，今日的中国制造就应该抛离为美元长期增信的路线，应不断强化出口的人民币支付结算，同时用我国的产业链牵制美国的国际产业链新布局，以延缓美国推进更激进战略的脚步，否则一旦美国完成构建印度等美元新区，我国将要承受更大压力。
新冠危机中，我国本已迎来了中美博弈的主动权，但是在美国推出无限量QE的前提下，在美欧日货币同时烂溢的前提下，我国却用超量商品出口为美元与欧元等同时增信，而人民币国际份额却并未因此明显扩张，国内经济也未明显提振，更重要的是我国在美国极限施压的前提下再次协助美国渡过危机，之后我国迎来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更凶猛的极限打压，进而令我国错失战略机遇。
因此我国当前应全面调动内部积极性，积极构建经济内循环，为迎接新的挑战打下坚实基础。就此问题对三产提出一点意见与建议。
一产方面，应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制造业优势，全面加强农业科技化现代化建设，全面加强农业水利建设，加强农业环保建设，并加强大豆等产业链的内布局，而不是长期补贴美国农业。
一产为国家安全之基石，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粮食安全等问题上不能犯任何明显错误。关键在于，农业的全面科技化与现代化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建设国民福利保障体系的根本基础，同时一产的全面现代化可以进一步缩小城乡与社会贫富差距，更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率的提高。
二产方面，在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平台经济给企业带来残酷价格竞争的困惑。价格竞争令我国企业的内卷更为严重，令企业盈利更为困难，不仅导致企业利润明显下降并减缓了技术迭代，且小微企业也更难生存，因此要对国内的平台经济有所制约，要将平台经济的价格竞争导向质量竞争，令价格与质量匹配，如此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地位，才能激发大中小微各级企业活力，企业利润提高了，就业才会增长，居民收入才能提高，才能激活消费，并加快缓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在三产方面，国内不能为无序的金融化大开方便之门，盲目的高速金融化已经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惨痛教训，房地产泡沫、互联网金融崩溃、地方债高增长、A股熊市等都是典型的案例。高速金融化的结果是全社会陷入高投机与浮躁之中，并伴随严重的金融贪腐与对外利益输送问题，导致国内去实体与去中产现象并现，走资问题严重，因此我国经济的负反馈问题才会越来越重。三产虽要全面发展，但金融方面要更加稳健，只有金融化回归稳健与法制步伐，我国的经济才能焕发活力。（本文系馨月说财经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于新浪微博头条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