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率先开始全面复工复产的中国，在全球经济失速下跌的大环境下，也率先面临既稳定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 -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 6月还将公布对全球经济预测的向下修正。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第一季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实际环比年化增速初值下降4.8%，为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日本第一季度GDP增长值为负增长3.4%，已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欧洲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同比下降至-3.3%，为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中国的GDP在第一季度下降幅度最大，为-6.8%，是自1979年以来单季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外资普遍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
面对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也有所抬头，一些国家开始鼓励本国企业将海外生产线撤回本国，减少海外投资。甚至一些西方媒体和部分官员发布“去中国化”言论，呼吁本国企业撤离中国。从企业的角度讲，在决策进入或撤离一个海外市场时，会考虑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因素，但其中经济因素影响决策的比重更高；企业在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与供应链建设时会着重考虑投资地的市场、政策等因素，而企业本国政治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较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尤其如此。从产业链的最优化配置、市场要素的最佳组合和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认为，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将会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是撤离。这反映出外资普遍看好中国市场未来发展前景，也表明不断完善的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全球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外资企业发展
对于成熟的海外投资企业而言，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不仅能拥有优质海外市场，促进企业的销售增长，全球化的供应链系统也会保障企业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从而降低综合成本。经济贸易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国间的贸易联系越发紧密；全球产业链也已经形成相对成熟与完善的系统，在产业链上各国分工越来越明确，生产也日趋专业化。而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在中低端的产业领域，门类最完整，配套最齐全，供应链最有效，进出口贸易额最高。截至2019年，中国的产业门类有15类，涵盖了97个行业大类。2018年，全球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3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6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为世界第一，美国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4.27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87%，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国。在中国的4.62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出口总额为2.48万亿美元，工业制成品所占出口总额比例最高。这也反映出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
多年来，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场力量作用下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中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融合，这些经济体同时扮演着链条上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的双重角色——既可以是链条上的中间品进口商，也可以是中间品出口商，还可能是终端产品供应商。
中国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努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一环。中国通过积极推动复工复产，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正面效应，使我们继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更加坚定。以我们如新公司为例，如新在中国和美国都设有研发中心，能根据不同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同时保证生产这些产品的原材料来自于世界各地。我们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先进的生产线更能保证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生产出的产品除了供应本国市场外也会输送到其他国家市场。此外，沿着数字化的战略升级方向，我们有效利用互联网全新技术手段，在产品研发、线下体验、电商平台、社群销售、物流售后体系等领域全面发力，对产品、平台、专案进行有机地协同整合，进而实现人、货、场重构。在阿里云技术的支持下，2018年年底，如新的数字化团队重构了互联网电商平台——“星享城”。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让如新在全球近50个市场能一直保持生机和活力。
市场要素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市场能否保持长期的发展，除了政策、技术、资金和创新能力以外，市场要素的优劣与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市场要素应该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二是具有有效需求的市场体量；三是有效的劳动力供给。
自1978年以来，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为外国及中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进来和出去开辟了日益广阔的空间。就在最近这两年，中国政府陆续颁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外商投资法、电子商务法等多个法律法规；制定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等；外国投资的负面清单在不断减少；坚持深化供给侧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的经商环境，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市场吸引外资，刺激经济成长的动能，为中国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也更加便利。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在参与测评的190个经济体中，营商环境排名再次大幅提升，由去年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中国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有大动作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条例》，重点解决我国营商环境突出短板和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重点解决我国营商环境突出短板和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等等，都印证着中国着力打造充满竞争力的外资投资热土的决心和信心。从多方面、多角度扩大进口，降低进口的合规成本、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效果显著地降税减费极大提升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了贸易的便利化。
关于市场要素的第二个方面，即具有有效需求的市场体量。我在几年前的一篇发言中专门讲了一个观点：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而现在正在回归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决定于它的人口总量。更准确地说，是决定于具有有效需求的人口总量。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一国家；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她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50后/60后，70后/80后以及90后/00后这些不同年龄层次的社会群体，又形成了一个个不同梯次的消费群体，为中国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中国市场的魅力和吸引力，正在于这个庞大的、代际传递的、具有有效需求的消费大军，它取之不竭，用之不完，源源不断，生生不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颁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生产总值为990865亿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1649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这样庞大的消费市场，辅之以日益开放、透明和完善法律法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可以忽略。
市场要素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很多经济学家在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劳动力成本过高，挤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诚然，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人口红利的确在减少，但是它依然存在。构成人口红利的不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还应该包括劳动力的素质，这是一个综合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也在逐年上升，以北京市为例，2019年的月平均工资为人民币7086元，加上五险一金中企业应缴费用，平均每个劳动力的成本约为人民币10296元。这个数额高于越南（据2016年官方数据，越南人均月收入为256美元）等发展中国家，但是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美国月平均工资为3621.67美元）。而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学习能力，掌握复杂、熟练技术的能力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则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再从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来看，中国近年来的大学毕业生每年都在700万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持续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稳就业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六大目标之一，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推见有效的劳动力的供给的数量依然有很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