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盛兰刘颂辉上海报道
“比肩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对标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7月22日，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浦东新区将向最好者学习、与最强者比拼、跟最快者赛跑。
刚过“而立之年”的浦东新区，再次被国家赋予更新、更重的使命和任务。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赋予了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该《意见》的出台，也意味着继2020年深圳被赋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后，浦东新区也将承担起改革开放的“升级版”任务。
“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浦东开发开放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意见》在开篇便表明，将支持浦东新区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当时中国两个历史性事件的主角，深圳已经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方面先行先试，如今，上海浦东新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先行先试的步伐也不能落后。
擘画“四步走”实施方案
在《意见》引领下，上海市很快将建设任务落实到了具体的实践筹划之中。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一直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试验田”。而在近一周时间里，上海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利好消息备受资本市场和国内外关注。
在《意见》引领下，上海市很快将建设任务落实到了具体的实践筹划之中。7月22日，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杭迎伟介绍，浦东新区已研究制定了引领区《实施方案》，将从四个方面重点抓好引领区建设。
首先，浦东新区将围绕《意见》明确的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任务，和上海市相关部门一起研究制定好改革方案，明确改革路径，争取改革任务早日落地实施。其次，《意见》在税收、金融、人才等方面给予了一批高含金量的政策，浦东新区将配合好国家和市级部门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和配套方案，加快推动落实，让市场和企业尽快享受到政策红利。
另外，浦东新区将争取尽早启动建设、落地运行一批高能级功能性平台。在科创方面，重点推动李政道研究所、交大张江高等研究院等高能级研究机构建成运行，加快推进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等一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与此同时，浦东新区将重点围绕品质城区、绿色城区和智慧城区等方面加大投入，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更好地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根据浦东新区区委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已经形成，引领区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都已明确。“引领区”要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上着力提升“领先度”，在自主创新发展上着力跑出“加速度”，在全球资源配置上着力拓展“辐射度”，在国际消费中心上着力增强“标识度”，在城市治理创新上着力提高“有效度”。
“浦东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翁祖亮表示，过去，浦东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于以思想解放引领改革突破；现在，将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要始终昂扬敢跟全球顶级水平对话的志气，各方面工作都要向最好者学习、与最强者比拼、跟最快者赛跑。
“浦东新区作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地位只能加强和巩固，而不能削弱。”徐洪才表示，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上海浦东新区还需要勇挑重担，只能前进，而不能往后退缩。
降税减负助力产业发展
此次《意见》发布，意味着该项税收红利的适用范围或将在浦东新区进一步拓展，惠及更多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在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门口的墙上，印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浦东新区曾被邓小平视为“王牌”，鼓励上海“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回顾浦东新区30余年的开发开放进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功润告诉记者：“浦东新区的很多发展理念极具前瞻意识。例如，当时提出不搞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功能开发区；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倒逼改革等。这些改革发展理念，使浦东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标杆。”
根据《意见》，浦东新区将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要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以及“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落到具体措施上，《意见》提到：“在浦东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事实上，在国务院2019年8月6日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中也曾提出类似方案，不过彼时适用的范围仅为“临港新片区”。
此次《意见》发布，意味着该项税收红利的适用范围或将在浦东新区进一步拓展，惠及更多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促进“中国芯”“创新药”“蓝天梦”“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等创新产业集群发展。
徐洪才认为，上海作为全国重要的科创中心之一，高端人才聚集，拥有众多科研院所和头部企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其中，浦东新区作为上海创新发展的“领头羊”，既有充足条件，又有创新基础，更应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集群打造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弥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短板
浦东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丰富、金融机构最集聚、金融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作为“最硬的骨头”之一，浦东新区也将进一步探索金融制度的改革进程。
《意见》指出，将支持在浦东新区设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试点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参与科创板股票发行交易。此外，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方面，研究在全证券市场稳步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支持浦东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表示，浦东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丰富、金融机构最集聚、金融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但李峰同时认为，浦东新区也还存在一些短板。首先，从全球资源配置上看，上海金融市场、机构和业务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目前，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性的不足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制约。而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上看，上海金融市场的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市场的定价机制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上有一定的改善空间，包括不同板块、不同层级的资本市场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之间联动互通还需加强。
刘功润也向记者坦言，随着金融开放步伐不断扩大，金融风险的传导性和复杂性也会增大。为此，要推进金融法制现代化。“没有金融法制的现代化，人民币也不可能实现国际化，进一步开放则会倒逼法制的完善；还要提升监管能力，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加大，用新的宏观审慎框架来取代原先的管制模式，成为大势所趋。”
《意见》提出的多项举措有助于弥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短板。李峰分析指出，此举将支持浦东率先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路径，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有助于支持浦东在设计离岸独立的法律制度、交易制度、外汇管理且风险可控前提下，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