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崔文静 记者 夏欣 北京报道
当下，中国财富管理需求正处于大爆发阶段。
国内本土机构财富管理建设如火如荼，诸多券商从组织架构入手，将财富管理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2021年6月，东方财富取消“证券期货事业群”及“基金事业群”，成立“财富管理事业群”；7月11日，中金公司拟将境内财富管理业务转移给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7月底，天风证券撤销了零售业务总部，设立财富管理中心；此前，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均成立财富管理委员会，申万宏源亦设立财富管理事业部。
与此同时，外资投行加快布局中国市场，申请国内财富管理等相关牌照，并对外开展业务。
面对已在财富管理领域耕耘几十年的欧美金融巨头的涌入，国内本土券商怎样应对境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在转型的同时快速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中金财富产品与解决方案财富规划团队负责人刘国东、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
财富管理尚处于“幼年”
《中国经营报》：同国外相比，国内券商在财富管理的哪些方面亟待提高？
刘国东：券商的财富管理最早基于经纪业务客户的转化，在学习国际私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由佣金收入的经纪商服务模式向Flow-based（流量佣金模式）产品代销模式快速迭代，正处于Flow-based向AUM-based（存量服务模式）买方投顾模式转化的早期阶段。中国居民对于净值化投资和成熟的买方投顾服务模式还处于用户接受早期，管理型投顾服务和传统销售模式仍将并存，但从大方向上来看，未来以客户为中心的“目标规划+资产配置”买方投顾服务模式将是行业发展大势。
少数头部券商资产配置投研及产品筛选能力突出，加大目前中国市场稀缺的投资顾问资源建设和总部全牌照的整体解决方案赋能，正在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加速升级，努力成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以客户为中心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并在未来成为值得客户信赖的国际一流财富管理机构。
李全：中国的财富管理虽尚处“幼年”，但也展现出其独特之处，分主体来看有以下五点：
第一，银行是当前财富管理最重要的主体。
第二，券商头部效应明显，规模化增长持续推进。2020年，证券公司共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299.6亿元，同比增长8.88%，证券行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财富管理转型初见成效。与此同时，行业发展的头部集聚效应明显，2020年资管业务手续费净收入排名靠前的两家券商合计行业占比超40%，客户规模增速前两家分别达25%、21%，同比大幅提升，且领先银行、保险等机构。
第三，基金公司及子公司、私募基金权益类资产投研能力优势凸显，成为重要财富管理平台。截至2020年底，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增长5.12万亿元，同比增速为34.7%；权益类公募基金占比为32.28%，较2019年底提高10.69个百分点。目前，公募基金已基本实现大类资产全覆盖和多样化的投资方式，能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需要。
第四，信托业务结构持续改善，保险资管保持较快发展。
第五，第三方机构便捷化、特色化服务优势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运行存在三大问题：
问题一，部分机构财富管理业务思维转变有限，专业性不足。我国财富管理市场上有部分机构缺乏投顾服务意识和投研能力，一方面，将自身视为卖方销售而非买方投顾，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从而在其资产增值中获取回报的思维转变有限，财富管理的模式转型推动进度缓慢，还未能实现与客户利益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部分机构对海外市场、新兴领域、长期限资产等领域的投资研究不足，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
问题二，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尚不成熟。2021年麦肯锡最新个人金融调研数据显示，89%的客户已经习惯通过数字渠道接受银行服务，而67%的客户乐于使用金融科技APP等服务，近九成受访客户已成为纯数字渠道、全渠道常用用户。在产品、渠道上开展金融数字化、建设出较为成熟的平台和生态仍是行业发展的难点。
问题三，投资者教育未跟上产品净值化转型步伐。资管新规出台后，净值化转型导致各类产品的净值波动逐渐成为常态，财富管理市场金融产品的多样性、结构复杂性对投资者所应具备的投资知识和风险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目前我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者教育仍显不足，提升投资者市场判断能力十分必要。
科技赋能建立专业高效投顾体系
《中国经营报》：国内券商在财富管理方面的优势何在，如何将其最大化？
刘国东：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具备本地客户资源和本土资源适配的天然优势。本土券商基于多年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营运作经验，在投资资源获取、产品创设、中国市场研究，以及资本市场融资、上市公司服务等投行其他业务牌照方面具备提供整体金融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优势。
目前正是中国财富管理机构由Flow-based向AUM-based转型的关键时点，如何建立起系统化的专业高效投资顾问服务体系，实现机构优势到客户体验的传导，是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也需要借助科技赋能，进一步将投顾服务扩大至对大众客群的覆盖。
李全：相比而言，中国券商在财富管理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
天时（金融对外开放、资管新规过渡）：一方面，按照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统一部署，从2020年4月1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具体且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政策给外资券商提供了布局中国市场的机会，国际竞争有望进一步提升国内券商的创新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到2021年底，给财富管理行业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转型、布局，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
地利（原有资源优势积累、金融科技发展）：一方面，国内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大多基于证券经纪业务，券商对证券市场具备着成熟的认识和完善的研究体系，凭借自身在销售渠道、金融服务、权益资产研究等方面的优势，能给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资产配置方案，凸显出独有的财富管理优势。另一方面，国内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政策支持使人才聚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得以夯实发展，多方参与移动支付、监管科技、供应链金融等应用领域，为金融科技与财富管理的深度融合提供必要条件。
人和（理财意识与需求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20年居民金融产品规模约201万亿，储蓄规模占比从2014年的57%下降至2020年的48%，而股票和非货币公募的占比快速提升，股票和非货币公募与储蓄比值从低于0.4增长至0.6。由此可见，居民可投资产增加，理财意识与需求也快速提升，这为财富管理的下游需求创造了良好环境。
国际化须兼顾创新性和专业性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中外资券商竞争前景，中资机遇何在？
刘国东：随着中国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为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带来了国际成熟经验的借鉴，也将带来非常好的资源互补合作机会。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的崛起方兴未艾，总量不断扩大，未来中国财富管理机构有希望跻身全球领先之列。
李全：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随着行业竞争格局趋向稳定、成熟，两者各有各的优势，均会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这也是吸引众多金融机构甚至互联网企业纷纷致力于此领域转型或布局的原因之一。相对来看，中国本土券商如能把握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可能更具发展潜力。
如果本土券商能主动应对，外资券商或许更多时候是以“鲶鱼”的方式带来积极影响，为财富管理行业注入活力的同时，也能加快本土券商优胜劣汰的市场发展进程。
《中国经营报》：国内券商财富管理方面如何走向国际化？
刘国东：随着国际化和市场开放的不断深入，未来行业竞争加剧，机构逐步走向国际化、品牌化、头部化。对于财富管理机构，势必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加速升级，加速构建专业投资顾问服务体系，同时加大全球市场研究和资源的布局。
李全：目前来看，国内财富管理同质化倾向较明显，与国外财富管理机构的专业能力、经验积攒和差异化、定制化的服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未来中国券商要想在财富管理方面走向国际化，应当兼顾创新性和专业性发展。一方面，可以强化证券公司财富管理的功能定位，做好存量资产处理与业务转型准备，做好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进行产品业务的创新模式探索；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境外机构在量化策略和金融科技应用方面的经验，引入对口的专业人才和金融科技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