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晖北京报道
随着稳增长、拼经济回归，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 从节前地方两会，到节后“开年第一会”，通过密集下发年度发展“动员令”，一系列计划目标正在勾勒出地方2023年金融工作路线图。
整体来看，在“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下，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提升小微信贷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发展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求实”“求稳”“求新”的发展侧重等成为多地2023年金融工作的主线。
在《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看来，地方经济发展正在从由追求量走向追求质，这要求传统金融服务也要加快转型速度，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解决方案，需要金融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形成合力。
定位再明确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普惠小微，发展科创金融、绿色金融等成为多个省份施政重点。
截至2023年1月19日，全国31个省区市已经全部发布《政府工作报告》或《政府工作报告》摘要，2023年各地GDP增速目标分布在4%—9.5%之间。从多地释放的信号看，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位进一步明确清晰。
新春伊始，经济大省广东率先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于海平在发言时表示，广东将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全面加强产融对接服务，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提高跨境结算融资便利化水平，完善县域普惠金融体系。
服务实体经济如何落笔，在于抓住关键领域。于海平透露，全年广东省金融部门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融资4万亿元，分别为新增信贷3万亿元和直接融资1万亿元，实现制造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信贷增速超过20%，为制造业当家、科技创新强省建设、稳外贸稳外资、“百千万工程”和绿美广东提供强有力的金融要素保障。
记者注意到，服务普惠小微，发展科创金融、绿色金融等成为多个省份施政重点。例如，浙江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确保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新增制造业中长期贷款2500亿元以上，政府性融资担保支农支小余额1650亿元以上，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云南省提出力争普惠小微贷款增长30%以上。天津市提出着力发展科创金融、产业金融、数字金融、航运金融等特色金融。山东省提出加快济南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支持威海申建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深圳针对绿色金融提出一揽子计划，包括开展数字金融、绿色金融试点，率先出台有关绿色金融等新金融业态的规则，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动绿色金融交易平台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地方发展的基调和航向正在发生变化。深圳未来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执行院长杜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多地施政目标看，正在从由追求数量增长走向追求质量增长，从资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向强化高附加值和地区核心竞争力。这要求传统金融服务也要加快转型速度，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解决方案，这需要金融也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杜艳看来，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金融监管部门通过试点机制等形式积极为创新提供容错试错空间，也需要地方政府配套金融扶持政策和风险缓释机制，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此外，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要进行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等升级，为创新提供保障。
国盛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31个省区市的加权平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增速为7.6%，较2022年微降，指向消费压力可能仍大。预计后续消费复苏是大趋势，但均衡水平可能仍偏低，如何全面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极为关键。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在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合力必不可少。特别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其中，货币政策要为财政发债提供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将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以及绿色发展等领域；财政政策要促进科技研发，通过财政贴息，来更大力度撬动高质量发展。
特色突破口
超一线城市在金融发展重点上有侧重也有交集，如何进一步寻找特色突破口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地方的金融棋局中，超一线城市的竞争通常最具有看点和代表性。一直以来，北上深的金融发展路线图侧重和定位差异受到较大关注。
北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争取落地一批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推动高水平金融开放合作，积极吸引更多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培育推动更多专精特新企业上市。
上海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通过“五个中心”建设深入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这其中就包括“强化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能力，深化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加快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推动更多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推进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改革创新。
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在2023年上海两会期间发言时指出，上海金融要素齐全、市场完备，但服务科技创新仍需进一步发力。他建议，进一步发挥风险投资机构对早期科创企业、国资创投基金对科创型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的长期支持作用。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化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能力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终目标。在推动过程中，要凸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对外开放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表明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会因为阶段性问题受到影响。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需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吸引更多跨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北京、上海对各自“金融中心”发展定位不同，《深圳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四个中心”则聚焦在全球创新资本形成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国际财富管理中心。
超一线城市在金融发展重点上有侧重也有交集，如何进一步寻找特色突破口？
刘斌认为，科创金融和绿色金融这类热门发展方向几乎是多地下一阶段金融工作布局的主赛道。各地发展思路仍会从本地定位出发，以上海为例，建议仍需发挥浦东作为引领区的重要地位，比如科创金融数据层面，上海可以围绕上海数据集团、上海数据交易所，在上海市产业和科技部门指导下，整合科创企业和产业数据，为科创金融机构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此外，应该在科创金融标准建设方面发挥优势，为科创金融试点和模式推广提供支撑。
在杜艳看来，金融是强政策约束领域，各地金融服务在跃升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合规创新的保障机制非常重要。“监管部门需要理解创新，也需要加强监管的前瞻性和适应性，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大的监管资源和机制保障。”她直言。
杜艳同时建议，首先，需要国家给金融监管部门进行赋权保障，尤其需要对功能监管予以保障；其次，需要中央监管部门之间以及央地监管部门之间建立起协同机制。此外，还要增加复合型监管人员以及监管资源的投入以适应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