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萍 姜伊菲
“2015年担任罗氏总裁时，我的任务是促进肿瘤患者的药物可及性；现在默克则是搭建中西桥梁，在我负责的除了北美之外的国际市场，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希望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支持。”深耕中国医药市场的默克医药健康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及国际市场负责人周虹称，自己是在使命驱动下，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任务。
周虹
默克医药健康
全球执行副总裁、
中国及国际市场负责人
12岁远赴德国求学，28年后毅然回到中国深耕医药市场，独特的成长和工作经历塑造了周虹，既让她始终充满好奇心和热情，像打了鸡血似的完成每一个任务，也让她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医药市场这片土地从拓荒走向高速发展，并坚定地看好中国市场发展。
实际上，长期以来默克也非常重视中国市场。默克1933年进入中国，从22个员工开始，发展至今已有4500名员工，销售量达210亿欧元，累计向中国投资60亿元人民币。“加入默克的那一天，公司给我寄了一份已经发黄的信笺的复件，记载了威利•默克在1888年一次环球旅行中来到中国时的日志：‘ 我坚信中国只要愿意就可以变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强大’。”周虹讲述称。
因此，即使面对地缘政治等因素，默克和周虹始终坚信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认为在制药领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能够完全自给自足。作为中西方沟通的桥梁，周虹也致力于推动全球业务合作，同时摒弃地域或文化偏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培养不同背景的人才，包括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地区的人才。“默克团队坚守承诺，希望中国的创新走向世界，世界的创新也能进入中国。即便人员有所变动，公司的承诺也始终如一，不会因个人而改变。这种可持续性是我们默克中国的一大亮点。”
“使命驱动”
1983年，12岁的周虹离开温州，远赴德国求学。2011年，她毅然决定放弃在德国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积累，回到中国。
多年的高速发展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虹是其中的参与者，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拓荒与繁华。
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周虹经常会拿出离开温州时的黑白照片，彼时温州到处都是农田，需要坐三轮车到码头，从码头坐大约一天一夜的船去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坐两天的火车去北京，才能赶上一周只有一趟飞往德国的航班，而现在，温州去很多国际城市都有直达航班，如直达罗马的航班。
周虹亦举例称，过去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50到60岁，而现在达到78岁；肿瘤生存率也提高了5到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直观地反映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GDP的增长，更是人民生活的真正改善。这些变化也常常让周虹的外国同事感到震撼。
“回到中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周虹坚定地说。
2015年，周虹加入罗氏，并在任职后的第一份媒体采访中提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是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创新药，第二是中国“智”造能造福全人类，第三是中国人才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
然而，当时中国的创新药物研发基础薄弱，仿制药往往是企业的第一选择。毕马威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创新药递交NDA到获批上市的时间平均为927.4天。据米内网统计，2013年，中国创新药、原研药与改良型新药在申报上市的受理号中的占比不足5%。因此，“周虹的第一个梦想”在许多人眼中显得有些幼稚，几乎不可能实现。
2015年，中国医药创新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大力发展医药创新不仅需要政府资金支持或单项政策出台，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清晰顶层设计，并在产业链各个环节建立起科学的理念、完善的政策机制以及参与各方的强大能力。
2015年药审改革开始，新药审评审批标准逐渐与国际接轨，专利设置制度也向欧美规范看齐，对新药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马威数据显示，2016年实行优先审评政策后，2017年进口的新药数量达到42个，2021年中国上市新药数量达82个。与此同时，创新药IND和NDA的数量逐年增长，IND数量从2016年的156起增长到2021年的636起，NDA数量从2016年的30起增长到2021年的107起。
2015年-2020年间，短短5年中国建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周虹是其中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在罗氏的6年半时间里，她成功推动了12款新药，22个新适应症的获批上市；2017年，她带领团队，积极参与首次国家医保目录更新谈判，并成功将罗氏制药多款高价值靶向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第一个梦想”一一实现，周虹用其招牌式微笑称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的完美结果。而这淡然的微笑，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周虹背后的付出。周虹和她的团队需要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参与中国创新药的变革，每一天都像打鸡血一样，行程安排得紧密紧凑，深夜也在与总部开视频会。
之所以这么努力，周虹认为这是使命驱使，让她在不同的阶段完成不同的任务：在罗氏，是让更多的肿瘤患者用上药；在默克，则是成为中西交流的桥梁。
在工作中，周虹平易近人，喜欢让同事直呼其“虹”，也正如她的名字一样，作为成长在西方文化中的华裔，周虹在世界舞台上散发着自己的能量，筑起了一座中西交流的“彩虹桥”。
在不同的国家，周虹能理解和认识公司之外的人才，见到外部一些客户，了解他们的运行机制，同时理解不同国家药品审批和准入机制的差异；作为中国人的面孔，能代表默克，促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在周虹的努力下，来自欧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六个不同区域的负责人合作互助。比如，在进行人才盘点时，他们会主动询问并协调各自团队的人才需求，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发展。这种小范围的合作与分享，不仅体现在人才配置上，更扩展到了资源共享和战略投资等多个层面。各区域间不再仅仅关注各自的利益。当某个区域或项目表现突出时，其他区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资源予以支持；而当面临挑战时，所有区域也会携手并进，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创新“主战场”
“‘创新无国界，合作得共赢’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理念。我是坚信国际化的，在制药领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企业能做到自给自足。在面对挑战和机遇时，我们无需孤军奋战，而应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共同推进创新与发展。”周虹也希望通过默克及自己的努力为中外创新药发展架起一道桥梁。
中国国产创新药自2010年左右起步后开始出海。中国创新药企通过十余年的积累，多个产品疗效显著并获得国际认可，出海及国际BD授权产品数量迅速增长，交易金额屡创新高，出海成为中国创新药企业绩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毕马威报告指出，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自主出海，即中国药企在海外开展临床试验，申报上市并销售，代表如百济神州的百悦泽（泽布替尼）。第二种是借“船”出海，即License out，中国药企将产品的海外/全球权益授权给海外企业，后者负责临床开发、申报上市、生产和销售，这是目前最常见的“出海”方式。第三种是联手出海，即中国药企与海外药企联合开发，分担成本和收益，或通过股权授权、销售渠道合作等方式，与当地成熟企业合作，实现收购或兼并。
然而，资本寒冬中的融资困难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使本土企业在选择出海模式时变得格外谨慎。周虹表示，明显感觉到本土企业与跨国药企合作的意愿越来越强。
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本土企业独自赴美获得FDA审批越来越难。国内企业意识到独自出海难度较大，借“船”出海则容易许多。另一方面，借“船”出海也符合本土企业在寒冬中理智发展的策略。过去，企业往往追求全价值产业链，现在则更注重自身长处，比如专注于早期开发或是临床研究，而不再涉及业务团队设计和营销等环节。
本土药企积极寻求外部合作的想法与默克至少50%的创新来自于外部的目标不默而合。寻求合作，重要的一点是要求公司的决策和行动具有敏捷性。为达成这一目标，周虹指出，2023年默克增加了一个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成员除她外，还包括北美负责人、研发负责人、CFO和CEO。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快速决策新项目。CEO会在征求意见后，最终做出决策，确保项目尽快启动。
对于寻找合作对象的标准，周虹坦言，默克不会进入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域，而是寻找已经有产品或研发能力的领域。因此，需要评估研发项目是否具有独特性，是否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是否符合默克的专长。同时，合作伙伴的诚信也很重要，双方要能够产生“化学反应”，CEO会与合作公司见面，共同探讨，确保合作共赢。
从结果来看，2023年，中国市场无疑成为了默克寻找创新的主战场。通过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达成的三个交易中，有两个就来自中国。一项是与恒瑞制药就下一代选择性PARP1抑制剂和抗体药物偶联物达成战略合作，另一项则是与和誉医药达成协议，共同推进用于治疗腱鞘巨细胞瘤的临床III期在研产品Pimicotinib的商业合作。这两项合作均丰富了默克的肿瘤产品管线，在默克2023年的财报中也被特别提及。
然而，周虹坦言，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也时有遗憾，或是被委员会“say no”的项目后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或是在内部议价的过程中已被其他企业买走。
事实上，周虹并没有医学、物理、化学相关的背景，外部创新投资委员会的决策内容有时涉及复杂的新机制新领域，对她来说是一个大挑战。
对于一向乐观的周虹来说，无论是留有遗憾的项目还是自身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她都笑称会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从中学习并不断进步。
“我知道自己无法取悦所有人，但只要每天都能问心无愧地面对自己，确信已付出最大努力，就能支撑我继续前行。”
惠及更多患者
当实现“有药可用”后，如何使患者“用得起药”成为另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医保目录调整和谈判准入等多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创新药进临床驶入了快车道。多元化的准入通道提高了创新药品的医保准入成功率，等待期自2020年后大幅缩短。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有700余种救急救命的好药、创新药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其中通过谈判新增的药品达446个，大部分为近年来新上市且临床价值高的药品。新药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目录的时间已从原来的5年多缩短到现在的1年多，80%的创新药在上市后两年内进入医保药品目录。
对于周虹来说，推动创新药进入医保并不陌生。早在罗氏期间，她便带领团队积极准备医保谈判。2017年，罗氏旗下四款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贝伐珠单抗和厄洛替尼降价50%-70%，顺利列入国家医保目录，两个月后各地医保报销迅速落地。
多年来对市场的深入调查让周虹对医保有了自己的理解：在确保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需要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多层次需求，需要有多层次支付保障体系。
“现在老百姓健康有基本保障，基药目录广泛覆盖，大大提高了药物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未来，我们希望患者有选择权。因为每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理念不同，有的追求最便宜的仿制药物，有的认为健康最重要，愿意使用贵一些的原研药物。因此，国家可以制定医保支付价，或通过商业保险补充，让患者可以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制定医保支付标准面临挑战。标准设定过低可能危及企业生存发展，影响正常生产，导致药品供应不足；设定过高则可能仅在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可行，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而言可能难以承受。因此，找到一个平衡点制定标准是个难题。
在周虹看来，医保应视为一种保险机制，在真正需要时提供保障，而非日常随意使用的资源，可以通过药物经济学评估明确药品的临床价值，并据此制定合理标准。与此同时，患者需要更深入地参与自我健康管理，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在此背景下，患者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公众对许多疾病的认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些疾病往往在不起眼的角落悄悄威胁着健康，比如甲状腺疾病。周虹指出，70%的甲状腺疾病患者是女性。很多女性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将甲状腺功能纳入常规体检套餐。甲状腺疾病的隐患在于它与许多其他疾病重叠。但其检查与治疗其实并不昂贵，TSH检查只需40元，治疗费用每月不到10元。然而，中国的甲状腺疾病诊疗率却不到50%。因此，提高甲状腺疾病的认知，正确诊断和用药，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不孕不育的比例在12%~18%之间，预计2023年将达到18.2%。结合育龄人口，我国有超过5000万人不孕不育，然而目前辅助生殖的渗透率不足8%，市场潜力巨大。
作为深耕辅助生殖领域的企业，周虹表示，默克秉持着让想要生育的人尽早实现愿望的理念。生殖成功率与年龄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行认知教育，让想要成为父母的人不要遗憾。
生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的关注与支持，共同推动患者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虽然企业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患者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完美的医疗系统，但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德国的补充医保发展卓有成效，而新加坡建立了全面的医疗数据共享系统，患者可以通过手机访问个人医疗记录，这样的共享系统有效减少了误诊与药物滥用等问题。
而见证了中国医药市场高速发展的周虹对于中国医疗系统的未来发展更是充满信心：“我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通过灵活整合，并采纳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践与策略，从而具备跨越某些发展阶段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