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的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布了该考古项目的发掘成果。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认为，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是继南越国宫署遗址之后，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考古项目。
■发掘区域东部揭露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遗址年代从汉代持续至晚清民国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处广州古城腹地，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
1996年、1998年，文物部门曾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段东汉、东晋、南朝时期的城墙，系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在遗址周边也曾发现较多重要遗址。2024年1月起，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北地块）的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汉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其中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发掘区域东部和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时期西湖石筑、木构堤岸，并发现疑似码头的遗迹；发掘区域西部清理了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发现几个朝代广州城西城墙
遗址东部发现的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方向350°，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墙体无基槽，系对当时山岗地表平整处理后平地起夯。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
东晋城墙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墙芯层层夯筑，内外用砖包边，自下而上向内侧收分。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南朝城墙在东汉、东晋城墙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宽，亦由夯土墙芯、内外包砖组成，西侧已被破坏，揭露长15.4米、残宽10.6米、残高1米。城墙外侧还有东晋、南朝时期的马面等大型附属结构。
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升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州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
发现古代广州城外水域三个阶段变化
唐宋西湖及东侧堤岸主要包括南汉湖岸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宋码头遗迹和唐宋木构护堤等。其中南汉湖岸石护堤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倾斜，外侧用石块顺湖壁错缝垒砌9层为护堤。
南汉湖岸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和唐宋时期木堤岸结构反映了古代广州城外的这片水域经过了唐甘溪西支、南汉仙湖和宋西湖三个阶段的变化。发现的宋代疑似码头的建筑基址，说明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处码头自子城外向西湖内伸出。
护堤西侧为宋代码头建筑，自城墙边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码头南包石外有用南汉、宋代砖堆成的驳岸，驳岸由码头南边缘向湖内形成斜坡面。在遗址西首还发现两段破坏较严重的唐代和宋代木堤岸，堤岸均呈南北走向，唐代堤岸仅存两方木桩斜撑，宋代堤岸还保留有南北向一排3根木桩，桩内横置木板。
小马站一带一直是“古代CBD”
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
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排房建筑从结构和布局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书院有关，对研究广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变迁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认为，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是继南越国宫署遗址之后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考古项目，其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该城遗址地层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建筑基址密集，沿用时间较长，各时期建筑或等级颇高或规模较大，是小马站一带一直处于广州古城核心区的重要实证。
采写：新快报记者 许婉婕 通讯员 穗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