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张纯如逝世20周年。张纯如——一个东西方文史学界陌生的名字，随着英文版《南京大屠杀》的出版与畅销，更随着她谜一样的自杀身亡，这个名字已为公众耳熟能详。
纯如祖籍淮安，其爷爷张迺藩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涟水县新渡乡。如今，在江苏省淮安市设有张纯如纪念馆。
我自1995年在南京初识纯如，此后又多次在美国相见，“南京大屠杀”这一纽带，将我们的思想与友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者合影，自左至右：徐志耕、段月萍、张纯如、杨夏鸣、孙宅巍、王卫星
在南京安排纯如调查访问
纯如来南京调查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时，在南京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我是受托在南京这片土地上接待她的第一人。
1995年6月，我接到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吴天威的来信，称最近将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小姐来宁调查南京大屠杀暴行，她准备用英文写作一本向西方公众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著作，请我给予协助，具体要求是 ：安排熟悉南京大屠杀资料的学者与英语翻译各一人，随张调查；安排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若干人；安排参观南京大屠杀遗址若干处；由我亲自向她讲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及相关理论问题。
我自上世纪80年代初投身南京大屠杀研究后，已决定将此作为自己终身不渝的事业，当时正在主持一个国家级课题“南京大屠杀”。对于吴教授的请求，当然欣然允诺。
7月23日下午，我与王卫星、杨夏鸣两位先生在上海路西苑宾馆同远道而来的张纯如小姐见了面。当时她27岁，一头长长的黑发，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能与我们用汉语作简单的交谈，基本不认识汉字。她告诉我们：这次她由美国乘飞机飞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来到南京。1937年时，她的外祖父就在南京做教师，曾经目睹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来在南京城沦陷前，逃到了宜兴。一年前，她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那些血淋淋的资料，唤起了她对祖辈在南京遭遇的记忆。她暗下决心，要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实当作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
这次见面中，我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先生负责向她介绍并帮助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江苏省行政学院夏鸣先生为她作翻译。她对于安排了这样两位有造诣的学者来帮助她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25日，我与杨夏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陪同纯如去南京大屠杀遗址调查。我们包租了一部的士，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清凉山、东郊、普德寺等南京大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每到一地，纯如都用她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将纪念碑与附近的景物，以及我们的介绍，认真地加以记录。
在草鞋峡集体屠杀遗址，纯如问我：“日本军队在这里一次屠杀了5.7万余人，为什么没有人进行反抗？”我说：“他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曾经徒手去抢夺日军的武器，并造成了少数日军的伤亡。但是，在身体被捆绑和血腥恐怖的气氛中，要进行有效的反抗，也是困难的。”她默默地点头，表示了对此的理解。
此后，纯如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在卫星、夏鸣先生和段馆长的协助下，调查、搜集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拜访了朱成山馆长与军旅作家徐志耕先生；访问了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等幸存者。日本侵略军给予这些幸存者家庭及本人毁灭性的伤害，使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居住环境使纯如深有感触。她后来在书中写道：“我得知大屠杀期间，其中一些幸存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至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
8月10日，纯如于离宁前夕举行晚宴，招待我与卫星、夏鸣、志耕先生和月萍馆长。餐后，她又向我询问了一些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求证、南京人民在屠杀中的抗争，等等。直到专访结束我才知道，纯如当天正在发烧，体温达到38℃。纯如在工作中的执着、专注与投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洛杉矶收到纯如千页资料
我的小女儿孙路居住在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一个叫帕萨迪纳的小镇。1995年8月中旬，我应邀赴纽约出席“对日抗战胜利50周年国际研讨会”，我与内子在女儿处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我以主人的身份，邀请当时也住在洛杉矶的纯如来家中作客。这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
9月20日，时近中午，她自驾一部乳白色的轿车来到我们家中。这一次会面中，由我的女儿当翻译，因此交流非常充分。她告诉我，返美后，她便夜以继日地整理在南京搜集的各种资料。交谈中，她还提出了一些不太清楚的史实，由我一一作答。
纯如对于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似乎有特别的兴趣。我告诉她，后人对唐生智在南京的指挥以及他这个人，都有许多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是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位值得肯定的抗日爱国将领。“我写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书名为《1937：南京悲歌》，我刚才讲的内容，那本书中都有。”后来，她在美国买到了这本书，并在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中，引用了书中的13处资料。
她说，再过两年，便是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60周年了，她一定要用自己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著作，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
临行前，她将自己精心查找、翻印的1000多页美国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送给我，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解密的部分日本外交文件、魏特琳日记的部分原稿、东京审判的部分速记录等。与此同时，她还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寄去了一份同样内容和数量的复印资料。纯如说，她发现在江东门纪念馆中，很少见到西方的资料文献，而如果屠杀发生地的博物馆居然没有这些文献，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说：“关于缺少西方文献的情况，不仅纪念馆存在，在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也存在。由于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西方以及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都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甚至还没有被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我们的后腿。”我希望纯如今后能在这方面多加关注。她说：“我会利用生活在美国这一有利条件，及时把一些新发现的西方资料送给你们。”
纯如赠送的这批来自西方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为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钥匙。
张纯如与本文作者合影
发现拉贝日记
1996年12月上旬，我应邀赴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出席“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又一次见到了纯如。她与史维会的丁元先生共同担任会议开幕式的主持人，猛烈回击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对中国侵略和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谬论。
1996年，纯如在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南京大屠杀资料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即发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还打听到了拉贝的一个外甥女莱因哈特仍然健在。在她与莱因哈特取得联系后，得知拉贝曾给希特勒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书，并有一部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
我与纯如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开会见面时，她兴奋地告诉我，将于12月12日去纽约出席一场关于发现拉贝日记的新闻发布会。我说：“拉贝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您，是这一伟大发现的核心人物。”她谦逊地说：“在这件事情上，莱因哈特夫人和北美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首任会长邵子平先生才是关键性的人物，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知道，邵子平先生曾在德国留学，能讲德语，在帮助纯如寻找拉贝资料下落及与其亲属沟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轰动。
在斯坦福大学会议期间，纯如还同我谈起《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进度。她说，初稿已基本完成，但是还想增加两章，分别写幸存者的命运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她表示，一定要努力写好这两章。后来，该书正式出版社时，果然增加了饱含感情的“幸存者的命运”章与极富政论哲理的“二次劫难”。这样的架构，使该书的内容更臻完整。
两年后，我应邀赴旧金山出席“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纯如再次在大洋彼岸见面。不幸的是，这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纯如之死留下太多悬念
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大作，经过3年多的刻苦努力，其中、英文版终于在1997年11月、12月差不多同时出版。《南京大屠杀》中、英文本的热销，使欧美人士第一次知道了发生在60年前的中国人的惨痛经历。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企图在翻译出版日文本时，对一些暴行事实加以歪曲篡改。纯如对此举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表示“不允许对原文作任何修改”。她的态度，被人们称赞为“勇敢的斗士”。
自从纯如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问世后，这一段历史的记忆，真正回归到它本应归属的全球与全人类之中。
纯如曾为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的《魏特琳传》作序，指出：“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南京人民的“活菩萨”魏特琳女士因精神抑郁，于1941年5月14日选择了自杀。令人不敢想象的是，纯如竟同样由于精神抑郁，也实践了“英雄之死”。
2004年11月9日，智慧、纯朴、执着的纯如在这天早晨，在自己白色的轿车内，用手枪向头部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36岁年轻的生命。像纯如这样一个活跃、开朗、对生命充满热情的女性，为什么竟会羁患抑郁症，并最终导致自杀？纯如之死，给社会公众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孙宅巍
〔作者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