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2017国际货币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当天下午主题为“绿色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论坛顺利举行，该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由IMI和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协办。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李明奎在会上表示，“绿色发展实现的基础就是绿色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只有绿色产业不再是财政的负担，而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们才能实现绿色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转换，绿色金融是重要的手段。”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与环保部合作成立了环保中心，在绿色信贷、环境保护方面与环保部开展合作，2014年成立了金融生态环保中心，2015年参与第一个官方绿色金融项目。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与财政金融学院招收了36名绿色金融研究生，2017年，两院共同编制了第一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在实体经济活动中，绿色问题可能会给当事方带来经济方面的好处和成本，但是它给其他方面、环境带来的好处是否能被准确核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赵锡军认为，我们现在开始有经济的方法和手段对外部进行测算，把它换算成价值，再通过金融的手段施加一定的影响来约束，使得绿色环保问题的外部性能够尽可能的在我们整个经济活动中间完整地反映出来，而不是只考核当事方自己所获得的那一部分，而不考虑给别的方面带来的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会上介绍，2015年9月，国务院、人民银行及七部委发布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性文件，推动了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在推广方面，上海、深圳、黑龙江、西安、北京等等都在非常积极地推动绿色金融的落地。
据不完全统计，各个省市发起的绿色产业基金、环保基金等各种和绿色相关的基金共22个，数量逐步增加。
G20绿色金融报告中针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七项措施：一是提供战略性政策信号，提高全社会对绿色投资的信心；二是推广绿色金融自愿原则；三是关于进行绿色金融的能力建设；四是支持本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五是开展国际合作，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六是关于推动环境与金融风险问题；七是完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测度。
报告中提到，要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因为有时环境风险也能够转化为金融风险，所以我们可以把环境因素量化转变为金融机构的风险，这就能引导金融机构对高污染企业进行更加严苛的风险评估，改变投资者的决策，进而帮助我们的经济结构向绿色方向转型。
“此外，我们也要强化企业环境信息进行披露，提高公共环境数据的可获得性，绿色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环境数据来识别绿色投资机会，评估投资风险。“马骏称。
环保部前总工程师杨朝飞表示，绿色发展是以环境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本质条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包括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清洁生产，绿色金融。
从目前来看，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大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绿色经济，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从现在来看国际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个清洁化、无害化、低碳化的趋势。
国际绿色金融转型有一些经验与做法，是人民币国际化应当借鉴的。第一就是国际绿色转型强调了增强政策信息的透明度，第二强调国家的政策导向要和企业行为是有相关联的，第三是要建立利益相关方协调机制，第四是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第五是环境、气候政策与保护国际竞争力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
“人民币国际化现在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与资源挑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我们既要解决国内环境问题，又要履行国际公约，也就是国际责任。”杨朝飞称。
“十三五”规划将以改革为动力，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推动污染防止、改善环境质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是大幅度提高违法排污成本，第三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第四是要公众共同参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五是要依靠科技进步解决污染问题，最后一点要深化生态环保监管体制改革。
绿色发展将紧密伴随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也是绿色发展担当国际责任的标志。要把人民币国际化走向世界，必须担当国际责任的标志。
“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间，第一要有绿色法制规范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就是企业转型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是以创新绿色技术来优化人民币国际化；第四是社会治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最后一点是通过绿色金融驱动人民币国际化。“杨朝飞总结道。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巡视员叶燕斐表示，绿色金融走出去的大方针没有错，但是某些地方的本金比较高，面临的风险比较大，所以银监会也专门制定了加强风险防控的意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借鉴赤道原则及其他国际的良好做法，高度重视客户及其重要关联方在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督促其建立健全环境和社会风险控制体系，严格遵守当地环保、产业等领域的法律法规。
第二，要做好标准管理，包括危险性管理和防治防污提前审批。同时要实施环境和社会风险全流程管理，最后要维护当地民众的权益。
第三，要增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第四点，要加强信息披露，银行要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对存在潜在重大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境外项目，应与客户事先约定。最后一点要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环境部环境对外合作中心主任陈亮表示，当前的环境形势严峻，而绿色金融可以推进企业的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长期的，稳定的预防与治疗。
对绿色金融来说，首先是环保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次是转变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把节约资源、绿色发展、节约能源放在首要的位置作为一个必然的要求，最后是以环境之浪为核心全面推动水气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三方面的有利尝试，第一个就是与人民大学的绿色金融的课题，第二个就是环境部成立的技术研究中心，第三个就是与海南海口市做的银政投——绿色信贷计划。”陈亮介绍，“下一步的工作将着眼于如何建设市场，绿色金融数据库的构建以及如何将要素绿色化，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推进基于环保需求的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畅销稳定的环保投入制度。”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委员会正局级专职委员卢汉文认为，生态文明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支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我们要建立稳定、持续、风险可控的体系，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我们要饯行绿色金融新理念建设可持续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开发银行这些年一直把生态环保领域作为我们重要的业务领域。”
卢汉文指出，绿色金融目前发展中还存数据统计不准确、口径不一，环保信息对外不透明，金融机构难以及时准确的掌握行业、环保排放标准；现行政策不能引导绿色产业交易，政策和标准的建设对经营创新缺乏支撑；生态环保项目本身存在着散乱小问题，企业缺乏主动性，以及绿色金融和绿色信贷项目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还有优惠性都缺乏一定支撑。
“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理念、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示范能力，也就是说发展绿色金融既是服务生态、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维护中国形象的必然选择。”
卢汉文称，“绿色金融已经在全球已经有了广泛的理念，中国也是最早提出绿色信贷的标准和概念，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继续也高具绿色金融大旗，完善理念、方法、体系，把中国的倡议，做成我们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在全球绿色金融体系当中体现我们的元素，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走出我们的特色。”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月秋认为，绿色金融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机构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与绿色金融相结合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包含了生态改善的问题，把资金通过绿色的方式转移到更需要、更生态、更环保的领域里，尽管经济增速在下降，但这对中国、对全球都是有利的，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更足。
“一个国家的货币要国际化，最终是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保持人民币的交易活跃性，让人民币加快绿色创新，实际上是提供更多的人民币金融产品的选择。”周月秋称，环境友好是人民币在境外被接受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是“要做负责任、要相互尊重、要保持环境友好”国际对话的平台基础。
周月秋指出，金融机构本身需要绿色转型，要把绿色标准与国际接轨。商业银行自身业务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有协同效应，商业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能否发挥主要作用，要考虑“赤道原则”，要看融资标准是否把社会和人文都结合起来，把跨境融资作为一个绿色目标来推动，这也是金融机构内在的要求，可以对走出去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绿色信贷的政策，满足当地社会环境的需求。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商业化也非常重要，这既能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的问题，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不仅要提供资金，也要做信息的服务者。
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马安全表示，发展绿色金融是大同推动绿色产业发展、饯行绿色发展理念重要的抓手和突破口。
马安全介绍，大同所做的探索一方面是服务绿色项目建设，推动能源城市绿色化，建设绿色综合的新兴能源城市，同时依托市场条件，发展绿色项目，发展新能源；另一方面是解决项目建设中融资难的问题；第三是通过绿色金融，推广绿色生态，建设美丽大同。第四，可以把绿色生产生活、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有机结合起来，探索绿色生产生活的实验区、绿色能源的实验区和绿色金融的实验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建议，为绿色融资设立更低的风险承受率。“无论是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还是信托公司，不管哪家机构提供融资，都可以对绿色项目设置一个最低的风险承受率。比如我们兴业银行的绿色项目贷款不良率大概只有0.3%左右，而我们普通的贷款风险是100%，是不是可以把绿色融资的风险降到20%或者是25%，如果你的风险降低了，这不需要任何补贴，投资人都会愿意投资。比如国债，收益率很低为什么要买？就是因为风险承受率很低。”
“此外，我们有没有可能修改《破产法》，在一个企业破产的时候，让绿色债权居于优先首偿的地位。我们现在正常企业破产，如果你拿了抵押，就先抵押，抵押完之后，先还这个钱，其他的就按照比例去分就可以了。能不能在安置下岗职工以后，就优先偿还绿色债权？这样大家就会觉得绿色债权的风险就更低了，这个时候你买债券，也就更安全了。只要你的主体不倒，你也不会少一分钱。这两个方面西方经济体都做的非常好，但是中国有顶层设计制度的优势，一旦我们想明白了，就会做的比西方好。“鲁政委补充说。
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马险峰建议， 要推动绿色证券市场的双向开放，引导国际资金投资于我国的绿色债券、绿色股票和其他绿色金融资产。
首先可以考虑将绿色债券和绿色产品纳入境内外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
其次要推动提升对外投资的绿色水平，支持和鼓励我国的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参与多边性的机构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对外投资项目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工具，筹集资金，开展绿色供应链探索适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工具进行环境风险管理。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红介绍，“从发达国家的定量分析来看，实际上投资人投资到环境社会表现好的企业，他获得的回报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从全球来看，中国慢慢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行列。”
殷红补充说，“从我们的数据分析来看，无论是在债市上还是股市上也都得到了同样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企业和你周围的环境以及你们的利益相关者，你们的关系处理不好，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投资人对你就会用选择放弃。所以从实际的商业价值来看，投资绿色金融具有长期、未来的前景。“
“中国的环保产业非常庞大，与绿色金融如果能很好地匹配，那是绿色金融发展最好的时机。如果匹配不好，就可能会出现泡沫，比如有些人拿着绿色金融的牌子去做其他事情，这是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来自世界银行的高级研究员朱达指出。
朱达建议，需要去海外寻找合适的技术、合适的资产去帮助中国来治理环境，比如应该有政策鼓励和帮助中国的环保企业去掌握这些技术，从而达到更高的环境治理效率。
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裁周丞介绍，根据国家的部署，要求在2017年底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到2020年初步建立全国碳交易平台机制，2020年之后，全国碳交易市场将探索和日韩、美国、欧盟碳交易体系的连接，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碳交易也将会对整个人民币国际化会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碳交易市场更多的关注是融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去消解CCDR的堰塞湖，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形成海内外联动的新模式解决这个问题。”协鑫金融集团主力副总裁费忠介绍，在”一带一路“政策鼓励下，协鑫金融也是尽快向海外布局，但是在考虑绿色金融投资时遇到一个困难，如何在绿色投资过程中得到更多绿色信贷的支持。
“我们也在加快推进绿色金融租赁模式，我们也在联合其他租赁公司进行绿色金融租赁联盟。我们尽管有大量的绿色项目可以采用绿色金融租赁的模式去做，但是由于受限于人民币放贷的限制，很难放开手脚去做，比如说对于绿色产业融资租赁的项目是否能够给予一些结构性的支持。“费忠表示。
注：本文为根据速记整理的会议纪要精华部分，未经参会专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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