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选拔人才不止有科举考试，还有这些士进的途径
充分地发掘人才，认真地选拔人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人才资源，这当然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仅仅抓了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从积极方面着手，也就是有计划地、不间断地培养和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方面新的人才。我国古代的一些明君贤臣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他们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比较重视培养人才，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较好的方法。
“树人”的重要
所谓“树人”，就是培养人才。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第一，一树百获的是人。
春秋初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在《权修》篇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就是说。一年的计划，没有比播种粮食更好的了；十年的计划，没有比栽树木更好的了一生的计划，没有比培养人才更好的了。播种一次获益一次的，是粮食；栽植一获益十次的，是树木；培育一次获益百次的，是人才。这说明，培养人才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也是获益最多的根本大计。
第二，士择人而树之。
刘向在《说苑·杂言》篇中说：“君子树人，农民树田，田者择种而种之，丰年必得粟，士择人而树之，丰时必得禄矣。”意思是，农民选择优良品种而播种，求年一定收到粮食；国家选择好的人培养，到时候一定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这里强调了择人而树的重要性。
第三，养土可以重国。《汉书·李寻传》中说：“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土不素养,不可以重国.”就是说，不让马在马房里好好休息，以养精蓄锐，就不能让它上路疾走；不给士进行经常不断的培养提高，就不能给他担任国家的重任。这说明，培养人才，委以重任，不是短期任务，而是国家长期的重要课题。
第四，“众建贤才”以巩固政权。王安石在向仁宗皇帝赵祯的《土时政疏》中说：“盖夫天下之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就是说，国家最宝贵的器物是政权，如果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形势需要，大力明定各种新的法令制度，就不能维持政权如果不大量培植各方面优秀的人才，就不能保有政权。可见，“众建贤才”，乃是关系到国家政权能否巩固和能保有政权发展的大间题。王安石的这一见解，是颇有战略眼光的。
养士”以“教化”为先
《礼记·学记》中说：“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说，古代比较开明的帝王，创立国家，首先要对官吏和人民进行知识技能传授和思想品德的培养。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春二月，北宋太宗皇帝赵炅立三馆于汴京，赐名崇文院，藏书八万卷，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绍兴十三年(公元一四三年)冬十二月，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对大臣们说：“人才须素养。太宗置三馆养天下之士，至仁庙(仁宗朝)人才辈出为用。今日若不兴学校，将来安得人才用耶！赵构复置三馆，主张兴办学校，平时就注意培养人才以为将来之用，这些话虽然说得是不错的，但他毕竟比较昏庸，不善用人，遂成秦桧之奸，忠臣岳飞等被害，造致偷安局面。
清顺治三年进士魏裔介，在《振士司以养人才疏》中说“臣闻为治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化为先，师道尊则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享国长久者，用此道也。”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追谥魏裔介为文毅。他在上皇帝书中认为：洽理国家以人才为根本，人才培养却以教化为首要任务。因为，重视有专门知识技能的老师传道授业,有才能的人就会多起来；朝廷办事正派，国家就可以治理得好，古代享国长久的皇帝，就用这个方法。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养士，只求贤，就象玉石不经过琢磨雕刻而要求得光采一样，是办不到的。培养众多的人才，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必须经过的途径，是教化人的关键所在。太学源于西周，建于西汉，是当时官学的主要形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弦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设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到东汉时，太学发展较快。汉顺帝时有太学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多达三万人。教学内容，主要是学习和研究儒家经书。五经博士是教官，学生各随不同博士学习专经，并共修《论语》和《孝经》。教学方法，开始是个别教授，后来实行分班上课，重在自修。考查方法，规定有“岁试”制度，用“设科射策”的方法检查学习成果。
唐代学校，属中央办的有所谓“六学”：一为国子学，二为太学，三为四门学，这三学似为普通大学；四为律学，五为算学，六为书学，这三学似为专科学校。此外尚有二馆：一为弘文馆，二为崇文馆，学生都系帝王、大臣的子弟，等第高于国子学。以后历代办学，大多沿袭汉代的太学。名称不尽相同制度也有所变化，但基本上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兼学些法典律令、医药卫生、书法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些学生还钻研天文学、数学、机械学等，由此也培养了一些科技人才。但受教者，差不多都是豪门士族的子弟，平民百姓很难跨入太学的门槛。
这里要专作介绍的，是黄宗羲关于改革学校的一些先进主张。这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著名的政论文《学校》篇中，大胆揭露封建朝廷以势利对官学横加干扰，禁毁书院：压制清议，指出那样做“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为此，他提出改革学校的四条主张:
其一，“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黄宗羲主张，学官不要由政府任免，而应公议产生，请名儒担任。
其二，学校“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黄宗羲主张，教师应当由学官选配。
其三，“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黄宗羲主张，除教官的衙署以外，要广设学校，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或小学，其寺产也归学校所有，以救济贫苦的生员。
其四，“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黄宗羲主张，要提高太学祭酒的地位，当宰相一样看待。讲学时，天子、宰相、六卿、谏议都坐在学生席上。学校可以直言不讳地评议政事。
黄宗羲提出学官由公议产生，教师由学官选配，广办学校，提高学官社会地位。这些办学主张，很有胆识。这种改革学校的思想，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对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的教育、科举制度是一种抗争。这些改革学校的思想，直到现在仍有一定的意义，例如学官由民主选举产生，教师由校长自行选配，可资借鉴。士进的途径舜授禹，以天下，学示游深管一出尚得推贤不失序滑等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簧是自这是荀况《成相篇》中的曲词。曲词的大意是：舜把天下让给了禹，这是崇尚贤德，按照顺序让帝位。舜不避流放禹的父亲之仇，传位给禹；也不因为父子的骨肉至亲，将帝位私让给儿子商均。相传，尧是我国远古时代部落联盟的一个首领，是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推举上台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称赞备至，说尧年迈了，就开部落首领会，要大家重新推荐首领，以接替他的帝位。于是大家推举了舜。又据传说，尧曾派鲧治水。鲧用堵塞法治水，越治越坏。结果，被尧流放到羽山，死在那里。后来鲧的儿子禹被推举出来治水，他接受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法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终于根除了水患。舜念禹的功绩，“外不避仇，内不阿亲”，把天下让给了禹。尧、舜“能让天下，贤哉二君”。
然而，这种原始公社时期的“禅让制”，在历史进入奴隶制社会时便不可能继续存在。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禹的儿子启，依仗权力和财产，建立了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一一夏朝，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等到了商朝前期，多为兄弟间继承王位。盘庚迁殷后，子袭父位逐步占据优势。贵族官吏大多也世袭，称为世臣。西周世袭王位和分封的诸侯国君位，般都由嫡长子继承。官吏也大多为世袭。两管菁图是。象强更画到了春秋时，世卿世禄制开始动摇。战国时，任用官吏比较重才了。如白起、王翦等，凭技艺和本领取得官职；苏秦、张仪等，靠善辩而成卿相。从此，“布衣”将相的局面出现了，这是封建时代用人的一大进步。
战国以后，历代选用官吏，主要是选举荐人和科举取士。秦代“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也就是让民众用粮食来换取官爵，而要得到官爵，就必须依靠努力耕种。这样，农业生产就不会放松了。西汉实行选举荐人，从选拔标准看，大致分三类：一是松了。靠才学被选。如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五年)下诏选才，就以明白法律为标准，还规定有人才不荐举的免官。还有以明经为标准的。二是靠道德被选。三是靠才干被选。如终军十八岁被选为博士弟子，上书评论国事，武帝惊其文章不同寻常，爱他有才能，便派他在内廷为国君掌管传达事。东汉士进途径，基本沿用西汉旧制。魏晋南北朝时，前已述，推行“九品中正制”。到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用试策法取士，打破了六朝以来的门阀制度。唐代实行科举制，特别重视进士科。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基本沿用唐代科举取士，仅在考试课目和考试方法上有所变化而已。
科举取士，选拔不出真才。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制更是腐朽不堪。吴敬梓的著名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就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的腐朽和儒林的堕落。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二十四首中写道，诗的大意是：那个肯花费功夫去种一棵大树呢？到处都是用黄泥、茅草盖的亭子和房屋。新种的水杨和柳树刚长年，就被儿孙用来盖房屋做栋梁了。这种“新蒲新柳”做成的屋梁，是不能经久耐用的呵。诗的寓意是：靠三年一考的科举制度，是选拔不出国家的栋梁之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