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纪同遭蛮族入侵和帝国崩溃，为何罗马碎了一地，中国却重新统一？_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微漫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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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熟悉东西方古典历史的人通常会产生一个疑惑，那就是为何东西两个超级帝国同时在3-4世纪面临蛮族入侵，都在5-6世纪崩裂，碎成一地，但中原帝国能在6世纪末涅槃重生，重新统一成一个超级帝国（隋唐），而罗马帝国收复西部故土的行动却只能付诸东流，最终令半壁江山分裂成无数国家呢？这样一个巨大的话题确实很难说的面面俱到，但我们见微知著，从相对较小的层面了解双方殊途不归的核心原因。

不同的入侵者

虽然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我们能够看到东西两大帝国经历了相似的历史轨迹，他们面对的敌人似乎也都可以用“蛮族”一词来概括，但实际上双方的对手并不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区别甚大。

首先我们来看看罗马帝国所面临的蛮族是什么样的，在公元4-5世纪大迁徙浪潮下汹涌而来的蛮族主要由日耳曼人、匈人及阿兰人构成，其中日耳曼人算是罗马人的“老朋友”，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肆虐高卢、西班牙，令罗马人遭受惨败，随后更是伴随着罗马帝国度过了每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然而日耳曼人并非一个统一的族群，虽然就语言来说，他们可以被笼统的划分为日耳曼人，但是罗马人所接触的日耳曼人们其实是不同批次迁徙而来，具有独立性的部落。

从时间来看，最早入侵罗马的是条顿人和辛布里人，到了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凯撒在高卢所面对的主要日耳曼敌人就换了一批，比如苏威汇人、阿得鲁斯人、纳尔维人等等；等到公元1世纪初，主要威胁罗马人的日耳曼部落换成了打出条顿堡大捷的切鲁西人、卡提人等部族；而公元2世纪下半叶头号大敌又成了马科曼尼人、夸迪人等部落组成的联盟；公元3世纪，主要威胁罗马帝国的是日耳曼人则是从南俄草原南下的哥特人；到公元4-5世纪，前面担任过主要敌手的所有日耳曼部落除了哥特人基本都让位给了新来的“同胞”们。

莱茵河附近的老部落们几乎销声匿迹，帝国的主要敌人换成了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撒克逊人、勃艮第人以及汪达尔人；多瑙河附近虽然马科曼尼人、夸迪人、苏维汇人仍然存在，但早已不复往日雄风，频频出现威胁罗马的主要敌人换成了哥特人以及格皮德人。

诚然，有些部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马科曼尼人最早在凯撒经略高卢时就已经出现，而在公元1世纪初还曾是提比略打击的对象；苏维汇人最早在凯撒时代还曾成为凯撒的劲敌，到公元1世纪下半叶，还出现在图密善皇帝与达西亚人的战争之中；还有伦巴第人，在1世纪末作家塔西佗的作品中他们已经出现。

但总的来说，他们崛起的时间并不一致：马科曼尼人只在2世纪下半叶成为首要敌人，苏维汇人只在凯撒时代对罗马具有较大的威胁，伦巴第人更是直到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入侵意大利，建立王国。

最后也正是这些新来的蛮族，成功瓦解了帝国的半壁江山，在其残垣上建立了一个个以其名字命名的蛮族王国。历史悠久的日耳曼人尚且如此，匈人、阿兰人更是很晚才出现在罗马人的视野里：匈人最早在4世纪马塞里努斯笔下才出现，阿兰人则是2世纪的阿里安笔下才作为罗马直接的敌人出现在其视野之下，且二者真正成为入侵罗马的主力，要到4世纪末以后了。

就空间距离来看，那些真正灭亡罗马的日耳曼部落都长期处于遥远的边缘区域，与罗马鲜少交集：哥特人首次出现接触罗马是从南俄草原而来；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在3世纪以前完全不知所踪；撒克逊人、勃艮第人在老家斯堪的纳维亚附近；汪达尔人和格皮德人则长期在达西亚北部的荒蛮地区。

他们长期游离于帝国边界之外。匈人和阿兰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几乎可以说罗马帝国在风雨飘摇的4-5世纪，面临的是从遥远外域来的几乎全新的敌人，而不是那些与罗马接触良久，受罗马影响颇深的老蛮族们。

那中原王朝所面对的“蛮族”又是什么样的呢？虽然中原帝国遭受蛮族入侵并非罕见，但能与4-5世纪罗马罗马帝国崩裂的情况相接近，还要到公元4世纪初的“五胡乱华”时期。

这期间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部族趁着西晋末期八王之乱展开入侵，肢解中原帝国，霸占其北方疆域，建立了一个个割据政权。与哥特人、汪达尔人、匈人（包含阿兰人）瓦解罗马帝国，建立自己的王国如出一辙。

但与之不同的是，这五胡并非什么新敌，而是久已有之的真正“老朋友”。比如匈奴人，即便我们把秦代所记载的匈奴当作混淆，其历史也能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末了，此后更是长期作为汉朝的头号大敌频频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再比如鲜卑人，他们发迹时间比匈奴人晚一些，但也早在汉武帝时代便出现在中原帝国的视野中了，并且与东汉帝国或合作或作战的持续了百余年，是公元后中原帝国长期的重要威胁。

羌人则更为古老，他们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得见，此后在春秋战国秦汉历代都为中原帝国的材料所记载，最晚不超过汉武帝时期，羌人已被中原帝国所征服，被安置在西北边境的汉朝郡县之内，东汉时期他们甚至与汉帝国开启了百年大战，延及西部二州三郡。

羯族相对年轻一些，他们在晋代才进入中原，不过他们曾是塞外匈奴的别部，因而也早与中原帝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氐族在先秦时代即进入中原帝国的视野，公元前2世纪末被汉武帝攻灭王国，镇压反叛，设置郡县统治。可以说在时间维度来说，这些敌人并不新，属于中原帝国的旧故。

而从空间距离来看，它们更是密切：匈奴一直是中原帝国的北方邻居，南匈奴更是直接被安置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魏晋以来，更是有19种匈奴别部被迁入中原，其中就有羯族（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鲜卑一直处于东北地区，与中原帝国的边境相邻，东汉时代常常侵入幽、并、凉州，而在魏晋时代同样被内迁过，邓艾迁入的鲜卑甚至可达数万之多，以至于边郡经常出现动乱。

相比以上魏晋时代才有内迁的邻居来说，羌人和氐人就更加亲近了，在被汉帝国征服之初便被其设置郡县直接统治，而后不断内迁，在晋代，氐人广泛的分布于四川、甘肃区域，羌人则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

时间和空间的亲密关系，令乱华的五胡本质上属于汉化的异族军阀。比如推翻西晋建立汉赵的匈奴领袖刘渊就是被曹操迁往山西的匈奴左贤王之子，且自幼师从汉儒习经；羯族的石勒则曾归附于刘渊之下；建立成汉的氐人领袖李特是迁入陕西略阳的部族首领；建立后秦的羌人领袖姚苌所部则居住在甘肃陇西，且长期臣服于前秦之下。

可以说，中原帝国所面临的是长期依附自己并汉化的少数民族军阀，与入侵罗马帝国的遥远新蛮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被中原帝国建立广域霸权的文化理想耳濡目染，生活也长期浸淫在中原帝国的编户齐民之下，自然而然会不自觉的试图进行统一。无论谁胜谁负，都将重建一个广域霸权，即广义上的中原帝国。后者则从遥远的故乡迁徙而来，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政治体系（即封建王政），只是为了找一块新的土地过自己的日子，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类似罗马的广域霸权或者取代罗马帝国。

统治模式的不同

虽说入侵者并没有历史包袱和思想钢印，但罗马治下生活了几百年的行省原住民毕竟数量庞大。他们难道不会在蛮族王国建立后慢慢的影响征服者，让他们试图重拾罗马帝国的荣耀或者心甘情愿的加入取代罗马的帝国吗？就像每个入侵的外族最终都要汉化一样，这就不得不说罗马帝国和中原帝国的本质区别了。

罗马是由城邦扩张形成的帝国，它本身就不喜欢构建一个庞大的，积极主动的政府，被征服的人当中，亦有相当多的城邦和习惯于独立的部落，因而在扩张的过程中，罗马人对行省的管理是相当“粗糙”的。行省内部并没有庞大的罗马官吏班子进行直接管理，通常是通过原来的城市进行间接管理。

而这些城市中，殖民城、同盟城和自治市拥有广泛的自治权，那些没有自治权的城市，也只是屈服于罗马总督的权威之下，承担纳税、兵役或徭役义务，并没有被取消原住民古老的管理班子和管理模式。

这样的模式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广发公民权后，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到4世纪模仿东方君主扩大官僚体系，“精细化”管理行省后，人们普遍对这种改变怨声载道，以至于逃亡蛮族的事情都屡见不鲜，且这时已经离天崩地裂的时代不远了。

因此在大迁徙时代的罗马行省居民的文化和观念当中，并不一定需要一个罗马帝国或代替品，更不会向新征服者输出一定要重建帝国的理念。

相反，那些曾经生活在汉、晋统治下的人们，从州到郡再到县，一直生活在朝廷的直接而严苛的管理之下，从不知自治为何物，更没想过要独立于中原帝国搞自己特色的政治模式。

故而他们也不会像地中海世界的居民那样，认为自治是应当的，便总会自觉不自觉的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者重塑秩序，进而诱发争霸、兼并直至最后统一。

战略环境

既然新来的征服者不愿意重现一个统一的帝国，那原来的罗马帝国难道就不想再铸荣光吗？他们当然想，公元6世纪，在查士丁尼皇帝的安排下，一场收复西部领土的战争开始了。

在贝利撒留的努力之下，罗马帝国灭亡了东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夺回了意大利、西西里、撒丁、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南部。然而接下来的岁月里，西部领土再度沦丧，东部帝国再无能力尝试夺回它们。

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大原因在于，东罗马帝国并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在收复的领土上。在东部有一个从3世纪就与罗马帝国争雄的庞大帝国——萨珊波斯虎视眈眈，双方大动干戈了400余年，在公元530年贝利撒留击败波斯军队，得以抽身向西夺回失地后仅10年，波斯就卷土重来。此后直到阿拉伯人崛起前的102个年头里，双方仅有25年和平时光。

在萨珊波斯灭亡后，新崛起的阿拉伯人同样向西进攻，夺取了它的许多领土，取代萨珊波斯成为罗马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多瑙河以北，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斯拉夫人、阿瓦尔人、突厥人等新征服者也源源不断的南下，给东帝国的西部领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对罗马帝国来说，自己东面有着实力仅次于自己的帝国，北部源源不断的有新的蛮族入侵，确保统一的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