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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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人们讨论秦始皇天下一统的历史时，秦国为何成为最终赢家，一直是许多成功学大师或是中年人酒后餐桌上津津乐道的问题。这个答案可能是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的“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也有认为是商鞅变法在秦国建立起的极端压榨和动员体系，甚至还有人将秦国的胜利认为是王朝运势、晋国分裂、内亚文化交融武德之类种种。但不论是秦国之前古老周人的“凤鸣岐山”、之后汉高祖的逐鹿中原，北周隋唐的问鼎天下，他们的剑指四方的起点，都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关中，这片土地究竟是有怎样的魔力，它是否对秦国的统一天下造成了某种影响？又为何会成为诸多天下豪杰的帝王乡呢？
在文艺作品的影响下，大众对于秦国的印象，往往是集中在秦国商鞅变法和秦国吞并六国的过程，但是这段一百多年的狂飙之路，却只是秦国历史的一小部分。
早在春秋晋楚两霸相争的地缘格局下，秦国就与当时的齐国一样，成为仅次于晋楚的唯二强国。这期间既有秦穆公扶持晋文公上位的武装干涉，也有秦国吞并梁国尽收河西之地的军事征服，还有秦哀公出兵帮助楚国复国的军队远征。
但是与齐国不同的是，春秋时代的秦国，在中原诸侯的争霸战争中，表现出一种极强的稳定性，比如同样是和晋国交恶，齐国在平阴之战中，被晋国纠集的一众诸侯势力攻入本土，造成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巨大混乱，而秦国在夺取河西之后，秦晋之间的武装冲突只是集中在了黄河一线。
到了春秋向战国过渡时，即使秦国内部也经历了“四代乱政”的政局跌宕，但相对于在春秋时代称霸的晋、齐、楚所遭遇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昭王复国，秦国的境况堪称平稳。
而在战国时代，除了战国初期的河西之战，秦国遭遇了当时最先进行变法，获得先发优势的魏国突破黄河屏障，占据河西的巨大威胁，其他时间几乎长期保持着核心区域的相对安全。
这种不同寻常的长期稳定态势，以至于西汉的贾谊在《过秦论》中，称秦国自秦穆公之后， “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对比当时以齐、魏、燕等，要么都曾国力傲视诸国，要么外交环境相近的诸侯列国，秦国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维持相对稳定，已经不能简单用某种制度或是当地民众是否善战来解释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中是一片长期被潼关或函谷关保护起的繁荣土地，这个说法虽没有错，但却并非关中所具备的全部特殊之处。
关中平原在南北两个方向被秦岭、黄土高原夹在中间，西部又有陇山阻隔，在东部，虽然关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同属于汾渭平原的一部分，这里虽然没有山麓阻隔，但两者之间却被湍急的黄河和洛水、泾水两条支流隔开，在河西之战中，魏军渡过黄河占据河西后，也是在洛水边停下脚步和对岸的秦军隔水对峙。
向着中原方向，又有中条山和崤山共同组成崤函通道，秦国正式在这条狭长的通道中，建造了赫赫有名的函谷关重镇，途径这里的黄河，在此处也有以水流湍急和“中流砥柱”著称的三门峡段。
前者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位置，成为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崤函之固”的重要军事屏障，三门峡河段的湍流水势，也让中原地区的军队，无法依托河流逆流而上运送后勤补给。
这让东方诸国为应对秦国威胁而合纵反击时，未能像打击曾和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齐国一样，凭借兵力优势快速重创秦国，最终落得在崤涵通道中数次蹉跎草草收场。反观秦国，凭借地理优势确保本土核心区域安全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维持内部政权的相对稳定，同时在与东方诸国的战争中，也能长期维持军事上的主动性。
不过到此，军事上的屏障还不是关中平原的全部馈赠。关中平原由于地质和土壤特性，地表储水、导水能力普遍较弱，这给关中平原带来地表水资源相对匮乏和多盐碱地的问题，地表植被也是以草场为主，这也是为何关中平原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长期都是游牧和农耕混居带。
虽然这一地区让秦人在其他诸侯眼中带上了羌人的负面身份，秦国在春秋时期面对的“野人”也更加凶悍，但相比于华北平原星罗棋布的大量湖泊沼泽，关中开垦较低的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成本，让这里天然适应以小家庭为单位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以至于韩国人朱己出使魏国时，就曾评价秦人好利无信，“不顾亲戚兄弟”。
先不论小农模式的道德水平高低，或是关中的土壤环境对农业产量的负面影响，大规模的稳定小农经济，可以极大降低政府像民众征调物资、人口的阻力，这就是为何同样是经过变法，唯独秦国可以长期维持商鞅所构建起的君主集权体制。
而商鞅变法对耕种作战的激励性政策，又反过来为秦国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政策性保障，成为了《商君书》中《垦令》部分多次提到的“则草必垦”。在秦国完成统一之后的漫长岁月，关中的小农经济模式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他们孕育出了汉代的良家子和后世的隋唐府兵。
即使到了清末民国，面对商品经济和天灾人祸的不断冲击，关中的小农依然维持着异样的稳定，以至于到了土改时期，因地主数量有限，又占地较少，产生了“关中无地主”的说法。
环绕关中的山脉大河为盾，稳定繁荣的小农经济为矛，让关中这片土地在中原大地陷入混乱时，能够爆发出气吞山河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但正是关中所引以为傲的矛与盾，却也成为长期困住关中发展的枷锁。
关中平原的土壤特质虽然孕育了稳定的小农经济，也带来容易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问题，在没有新品种高产农作物和大的农业技术进步时，当地的地质环境锁死了农业发展的上限。
甚至在秦王嬴政登基的同时，秦国内部出现了多次大规模饥荒，可能夜正是这些连绵不断的饥荒，促使秦国不得不靠加快吞并六国利用这些地区的粮食，缓解内部沉重的粮食危机。
这种对粮食的需求，使得无论秦汉还是隋唐在完成统一后，新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依据政治惯性，将首都建立在关中后，政治中心带来的行政、军事等等庞大人口，完全超出关中地区本身的粮食产量。
比如西汉时期，为了满足首都需求，便不得不“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而到了隋唐时期，即使有持续的粮食运输，但还是有皇室与朝廷一起前往洛阳就食的尴尬情况。
但正如关中东部的崤涵通道和三门峡曾阻挡了诸侯联军，这两道天险也锁住了古代关中的发展之路。随着隋代开始逐渐建立起的大运河体系，让东部沟通南北的运河两岸，成为了中国古代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关中地区本就偏离运河地带，又因为东部天险导致运输困难，成为了经济上相对孤立的地区，最后错失了宋代开始因运河带来商业和城市发展的巨大红利。此消彼长之下，关中地区到明清时期，虽也有西安这样的重要城市，但是无论农业产出还是当地的手工业，都无法与北方东部的河南、山东几省相比。
与经济和政治中心变迁的，还有军事发展的不断变化。随着火器时代的到来，战争从谋略与勇气，逐渐变成国家财政支撑下的军事系统碰撞。至此，关中的故事也终于迎来最后的转折。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经过三个多月的征战，终于将自己的蓝色旌旗插在了大明帝国首都北京的墙头。如果时间定格在这一刻，那么大顺政权的胜利将是凤鸣岐山或是隋定天下的再次重演。
但是短短一个月后，处于巅峰的大顺政权便在山海关城下的一片石迎来惨败。当李自成踏入北京的城门时，或许在人们的心中，古老的关中依然是那片孕育了秦皇汉武的古老霸业之土，但是当李自成为了军费“拷掠追赃”时，当北京的城头三易王旗时，那个名为“关中”古老神话终于和“金刀之谶”一样，在民众心中彻底消散。
千年的时光过去，秦宫汉瓦变成一片片的白鹿原，帝王的宏图霸业塌缩成了白鹿村众的恩恩怨怨。虽是斗转星移日月变迁，但曾经正是一个又个白鹿原组成了关中八百里秦川，也正是一个又一个的白鹿村，撑起那帝王将相的一场场“边庭流血成海水”与一幕幕“仙乐风飘处处闻”。
秦人并不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好战，秦人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耕种和治国，只是这片关中的平原塑造了秦人，塑造了那个如过眼烟云的大秦帝国。
参考资料：
《史记》
《战国策》
《过秦论》
《商君书》
《论秦郑国渠灌区的发展与演变》
《关中盆地地下水系统的划分与特征》
《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
《封建社会中的“关中模式”》
《唐宋城市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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