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诗品》走出来的“美学大家”

一部《二十四诗品》走出来的“美学大家”
2024年06月06日 23:25 历史控

当我们翻开《二十四诗品》时,仿佛能够听到那句“海风碧云,夜渚月明。”意蕴而悠扬的声音,在诉说着他对美的理解与追求。 他出身寒门,最初并不为乡里所倚重。后来,他的文章得到了绛州刺史王凝的赏识,王凝回朝后任礼部侍郎,负责主持科举考试,他在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参加殿试,成功擢第为进士,名声随之大振。 他在当朝是个与众不同的诗人,对诗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相信,每一首诗里都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美,这种美不仅仅是文字感官上的组合,也是对心灵的触动与情感的流淌。为了探寻这种美,他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时间,最终留下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二十四诗品》。 他就是司空图(837-908),生于中唐,山西人氏,一个从《二十四诗品》中走出来的“美学大家”。

在《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曾流传着这样几个有趣的说法。 比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 司空图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三十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而且,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

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办,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综上,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他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候,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

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胜赞其“理熟言弥粹”,同时他也指出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

这个条件司空图显然是具备了,从他的论诗杂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二十四则罢了。

但不管怎样,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散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以下我将一一对照加以分析: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应该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 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 而通观《二十四诗品》各则,每一则都是一首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了这一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野马也,尘埃也,万物之以气相吹也”,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这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

而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 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 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 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后文会提及,在此不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 )

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 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可与元白诗风相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 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都告诉我们:要想做到含蓄,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什么是实境,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 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意象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意境的无穷魅力。 不仅如此,《诗品》还有意将每句诗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绝对不是教我们如何作诗,如何对句,而是陶冶诗人的胸次,先求得诗人人格上的提升,再精炼于诗。我总是在心浮气躁之时,朗声诵读诗品,必会安神净虑,豁然开悟,直抵那深沉浓挚的“真”。

我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本身就非常喜爱,每次研读总有所获。

《二十四诗品》实际上是二十四首非常优美的四言诗,每品以十二句分题系辞,描绘的是二十四种不同风格的诗境(雄浑、冲淡、纤稼、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功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秀、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它并没有直接讲到诗歌的创作方法与技巧,故而有后来的《续诗品》之作,而这种对不同诗境的描绘更多地是在赞扬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品格。

在学界对《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有所争议,分别持肯定与否定两种观念的学者,都通过史料、文献、典籍等资料进行论证,但都缺乏推翻对方论点的确凿材料和证据。这是从外证来说的,举一个内证的例子,诗品中体现的了非常突出的老庄精神品格,几乎每一品都展示了老庄虚静恬淡、超尘拨俗的思想情操和人生理想。 随处拈来如,“真与不夺,强得易贫。”“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无不渗透着淡泊旷远,空灵澄澈的灵心妙性。

反观司徒空,他并非真正属于醉心佛老,清心寡欲,虚静恬淡之辈,而是怀着儒家积极入世的强烈事业心之人,他极其关心李唐王朝的兴衰成败 ,只是由于李唐王朝颓败之势已成,自身又无回天之力,才不得不带着深切的悲痛,避于佛老,以寻求心灵上的解脱。 但又时常在诗文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如他诗中所云:“暑湿深山雨,荒居破屋灯。此生无忏处,此去作高僧。”这实在是因为悲凉寂寞而不得不去做高僧。“故国春归未有涯,小栏高槛别人家。五更惆怅回孤枕,犹自残灯照落花。”这些作品无不代表着诗人那种隐居避世而又心系朝廷、充满伤感压抑的情调。 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实际上并没达到真正的虚静超脱。因此,说司徒空的诗歌创作精神境界方面与诗品存在一定的差异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诗品中我还发现,几乎每一品里都有虚构的人物出来晃荡,如“幽人”、“美人”、“畸人”、“碧山人”等等,并且都显得那样悠然自足、从容不迫,可以说是司空图理想中的人物,而与这些人物相对应的虚境,又是那样宁静、和平、没有一丝污染的痕迹,如“白云”、“空谷”、“深山”、“明月”,“清泉”。

幽人与幽境,实为一体两面,而这一体就是“心”,以心造境,人情渗透于物理之中,而物理映射着人情。 “人”、“物”、“心”及“境”不是孤立的、对立的,而是融合的、贯通的,透过司空图浑然天成的想象力与暗示力,两境巧妙的相浃化为一体,与宇宙自然达到一个完满和谐的境界,澄明恬然、挈幻归真。当此境诞生之时,就是文人士大夫找到其安顿精神生命的灵性之境,从而追求着内心的清净恬淡和宁静。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讲究首尾呼应,在二十四诗品中我也发现这个现象,虽然司空图未必是有意地按照顺序来排列,但他以“雄浑”居首而以“流动”为结束,未必不代表着某种含意。 雄浑者以“反虚入浑”为本义,流动者以“返返冥无”为本义,从虚无入实情,察无形而得明象,都无不是在如雾似烟般四周涌现一种灵境的表现。 清人的一段画论曰:“笔致缥缈,全在烟云,乃联贯树石,合在一处者,画之精神在焉。山水树石,实笔也,云烟,虚笔也。以虚运实,实者亦虚,通幅皆有灵气。”正是在这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的化境间,诗人的情与象融合无间,缘心感物,应会神通,心与物冥,天人合一,指象一种呈现于物而见于心的澄怀致远的境象。

中国的传统美学,自从司空图以来,诗在“美”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之外的意境,就渗透到艺术的表演美学之中。

而这种形式之外的意境,也就是第一品中提到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也就是说艺术的美已不在局限于形式(“象”)的一面,而在于探求更深层次、超越其上的意味,并且以这种意味感动于人。 象,是大自然或社会生活的整幅图景。它不仅包括我们可见的孤立的有限境象,而且连不可见的但又客观存在的事物。更确切的说,我们张目所见的世界是具体的、客观的、实在的世界,但如果经过明心的映照,那将会蒙上一层灵性的妙悟与智慧的光芒,使观看他的人能在这个具体的、客观的、实在的世界之外,体会到一种更为生动、更富于意味的世界。

对于司空图来说,他显然是将诗中所描绘的事、物、人、象视为“环”,而又把诗的本质与诗的精神视之为“环中”。简言之,“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美学意义,正是指意境的表现,意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描绘出来的,是超越事物实体之外的无言之美,以期把握宇宙万物与我们个体生命之间的共鸣。

这种共鸣是虚无的、无物的,虽然它并不离物而存在。但它本质上是虚、是空、是无,于是我们只能在空无处见真美。正如诗品所云:“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绝对不是教我们如何作诗,如何对句,而是陶冶诗人的胸襟,必先求得对诗人人格魅力上的提升,再精炼于诗的整体意象。 每当我总是心浮气躁之时,都会朗声诵读诗品,必得一片安神宁虑的净土,从中豁然开悟,直抵那深沉浓挚的“真”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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