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先有治世,才出盛世?

为什么古代先有治世,才出盛世?
2024年06月08日 15:41 历史控

在古代中国,治世与盛世是两个常常被用来描述国家繁荣与稳定的术语。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在许多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讲一个朝代的故事,巍巍大唐,来重新认识“治世”与“盛世”的前后规律,她们会是一个怎样的魅力存在?

01、贞观与开元的由来  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时代。一为奠定基础,海内晏清;一为殷实富强,万邦来朝,共同谱写了大唐的传奇诗章。  在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公元626年),为选择一个新的年号来标配他的事业心与人生蓝图,他开了一场影响较为深远的“辩论赛”(朝会),在这场辩论赛中魏徵以老练的投资人眼光搬出“君道”脱颖而出。李世民听从他的意见,选择“贞观”作为自己的新年号,寓意为“正大光明、开创未来”。这个年号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更蕴含着李世民的强国梦。

李世民身边这位忠诚能干的秘书——魏徵。曾多次进谏,提醒李世民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关注挨家挨户的苦日子,如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奔赴小康实现大同,重用每一个大家族中既有贤德又有才识的人,到唐朝的管理层工作。正是有了魏徵这样的秘书,李世民的治国策略得以更加完善。  所以,“贞观之治的形成,有一半是魏徵的功劳”。

先天三年(公元713年),太平公主的阴谋被英武神睿的李隆基焚毁后,终掌大权。此刻国家初定,百姓渴望安足与富饶。李隆基深知人民的心愿,他决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让国家从此步入盛世。于是,他翻烂老祖宗的经典,终于找到合适的“艺名”来宣布他的出道,故以“开元”作为新的年号颁布于世、城乡皆知,寓意着国家将开启一个充满希望与繁荣的时代。  李隆基励精图治,文能整顿职场,建设图书馆,让文化的传承就此延续下去。武能爆打不老实的“窝边草”,扬眉吐气,重振“四海一家”作为家主的威风和荣誉。还有姚崇宋璟张说这样的得力助手,让国家经济、文化和武功事业迅速腾飞起来。  他重视农民的疾苦,就去大力扶持他们吃饭的家伙;重视各城区的繁华,兴修大桥大坝,疏通黄河长江,以利他之心作为今年的大目标来鼓励店家的生意。使大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他的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

02  “治”字与“盛”字的区别  治,要安抚知足。盛,要全面繁荣。贞观时期,就是战乱结束后经济刚刚恢复,政治很清明,民风很淳朴,社会很稳定,是一个和谐文明美丽的社会。开元阶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对外开放和巨大变化,科技、文化、经济、国防、军事等等所做出的业绩不断翻倍,正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荣誉与景象。

03  治世是创业者,盛世是守成者  我们看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所处的时代。  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所展现出的领导才能、决策力和品质,助他开创了“贞观之治”。他敢于尝试新事物,不满足于现状,勇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同时,他也非常聪明,善于观察和思考,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他从始至终无不像一个“企业家”一样,秉承着当初的人生信条和创业愿景走到今天,贞观之治的魅力与他的心路历程是相互成就,相互宠爱。

李隆基在位期间,深知治国安邦之道。他继承爷爷、曾爷爷两代人的成果(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减免沉重的赋税,让老百姓不再呐喊叫“穷”过“苦”日子,注重农业发展。在岗位上重用有品格的人和有才识的人来巧妙搭配,一个坐左堂一个坐右堂(丞相),使国家从骚乱中步入正轨,再从不断变化的常态逐渐强盛。他治下的帝国犹如一个今天的同仁堂与王老吉,历经数十载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成为百年企业,开元初期的他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开元后期的他只是坐享其成的“糟老头”,没有能及时看到眼下的问题,让私人武装的苗头愈发愈大,终致成了八年“安史之乱”的源头(公元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

有后治必有先乱,有先乱必有后治。治世的房地基,是建设在乱世的废墟上,这段时期所要做的工作只有四点:  1.整顿职场,肃清风气  2.简朴生活,回归原点  3.建立法制,孕育人才  而盛世是当社会在稳定和繁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时,便应运而生。这个阶段所要的工作:  1.改革旧弊,全新发展  2.提供就业,避免“躺平”  3.强军强国,稳定边疆  4.工农搭配,不耽误吃饭  5.文化创新,科技创新,让生活有品有趣四、写在最后:中国为何先有治世才出盛世?  首先,中国之所以先有治世才出盛世,是因为治世是盛世出现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盛世的出现往往是在治世之后。这是因为治世的管理者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和法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基础,从而为盛世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先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先有治世的稳定和积累,才有可能出现盛世的光辉。

最后,“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盛世与治世的内心状态与抗压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治世它象征着生机勃勃,家家健康安定,百姓知足常乐过着简朴日子,道德素养也高,邻里乡亲们都和谐有序,不会为了一块地闹得不可开交,争得死去活来,是个积极进取的阳光青年,而不是纸醉金迷的劳碌命。  反观所谓的盛世“大佬”,情况则有本质不同。一到国家府库充盈,百姓丰衣足食,他们便开始沾沾自喜,故步自封,不再安分起来,易闹事,要折腾胡来了。我们看清朝的乾隆与西汉的武帝,清晰可见。

参考资料: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现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现代〕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当代〕丁自生《盛唐密码》

〔现代〕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当代〕沈刚《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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