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认知里所能记起的第一个逃离北京的女人。我把这一个故事在我的专栏里翻来覆去地说了很多遍，从我的20多岁到30多岁的各色专栏里，以致于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如此地江郎才尽。
是的，我快记不起这一个女人的脸了，或许是尖尖的，或许是圆脸，但终归不变的是，她有一双忽闪忽闪的杏仁眼。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其中的况味，在每一次的咀嚼与讲述里，就像杏仁糖，渐渐成了淡去的渣，或者苍凉得像天上的那一镰弯月。
很多年前，其实算不上很多年，只是世界变化得太快，而我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生活在恋旧的记忆里，以至于我会把“刚毕业的时候”都视为沧海桑田。那时，我还年轻得很，脸上全是胶原蛋白，我踌躇满志，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记者，是的，没有之一，后来，我把这一目标改为了“中国最好的80后女记者之一”（笑）。
这些都是闲话。那时，我在一家中国顶尖的财经杂志工作，光鲜亮丽的身份，穿梭于高大上的政商名流场之间。从旋转门回到现实的另一边，我住在一个集聚了记者、专栏作家、三流小明星、车模以及还未成名的郭美美、张馨予的小区，30多平米的开间，月租3500元。这个女人，是我的房东。
她对我很好，并曾经试图把镶嵌着亮片的晚宴礼服送给我，我不该用“廉价”这个词语。我拒绝了，内心的骄傲使我只喜欢自己的白衬衫。
她是一位30多岁的演员，刚开始我并没有看出这一点。直到她送给我几张碟片，里边有她出演的一部抗日片，大概是女N号。她请求我的帮助，想在南方一家都市报的娱乐版上发一篇宣传稿。那时的我，初出茅庐却自觉要承受得起这一份信任。于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辗转拿了南方报业的某位副总编辑的电话，不断地短信轰炸，认为他理应为一位女演员的奋发向上伸出援助之手。结果，当然没有成功。
我有一种挫败感，虽然这只是一次义务帮忙。于是，我买了烤串和啤酒，邀请了当时的男朋友，一起在碟片里寻找我的房东。我试图说服自己，没有帮助她实现北京梦，只是因为我的弱小，而不是她的咖位不足。然而，找了半天，我们只是在零散的几集里看到了她一闪而过的大大的杏仁眼。
不过，她一直记得我的努力，在我后来的人生里，我才明白，知道感恩，是多么可贵的品行。我是一个得体的倾听者，这是记者和作家的共同点。在她的故事里，她曾是西部某省话剧团的台柱，抛弃了当家花旦的身份，跑到北京，只为追随一个比她小六岁的男人。记者和作家的最大区别是，记者喜欢质疑，而作家只想获取素材。所以，当时我的疑问是，她的阅历是否真正能做到如此地为爱痴狂。而后来，我懂了。
一个赶稿的凌晨，记不得具体时间了，应该是夏天。她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故事并没有太好的结局，这座城市里的诱惑让她失去了这个比她小六岁的据说手臂上绣着花的男人。她和一岁的女儿决定离开北京。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我可能需要准备提前搬家，她决定卖掉在北京唯一的资产，也就是我正在租住的公寓。这一间30多平米的开间，几年间从总价20多万涨到了120万。她决定拿着这笔钱，回到西南老家重新开始。
“一定要走吗？”
“是。”
晨曦快要出来了，落地窗外是车流闪动的东四环，不时有玛莎拉蒂或者奥迪TT呼啸而过，这是当时的我所能认知的豪车。在这一个容纳八方来客的开放式社区里，有那么多外省青年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比如当时的郭美美、张馨予，专栏作家和我这样的年轻记者。
这时的7-11里应该排了长队，集聚了残妆的帅哥、美女，或穿着淘宝购置的丝绸睡衣，或依然是蹦迪归来的浮夸装束，丢下几枚钢镚儿，买上一盒关东煮，就连慵懒的姿势都充满了对这一个世界来势汹汹的欲望。
而她，却在同样的这一个清晨，主动划上了北京之旅的句号。直到三年后，我第一次离开的北京的时候，我才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这是对于命运无常的一种尊重，和所能做出的最为体面的反应。
尽管，每一个离开北京的人，都会怀念北京。就像我，在广州的珠江边，在深圳的福田口岸，在新加坡东部的海边，在杭州西溪的夜里，我就像怀念当时的自己一样，怀念着北京。我在十八岁去到北京读书，就像一粒来自南方的种子，想在北方的硬土里开出花来。我的身上写满了北京的记忆，学一的桃花、苏州街的月亮、五道口的过路火车，总是在寂静的时候，撞击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在北京呆了十多年，买了房子，入了户口，却用尽半生力气，北京依然不是我的北京，我们都终将只是过客。
可北京是如此之美，它慷慨地给了我们一切，它是包容的，容纳荣光和污垢，信仰和堕落，纯粹与物欲，它是残忍的，这一座巴别塔的塔尖闪烁着变幻莫测的光芒。如果想要真正地活过，那就去北京吧。每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该去北京待一段时间。胡同、自行车、杂乱的地铁站，是这座城市粗糙的筋脉；美酒、华服、清谈，是这座城市显性的皮肤；而它的骨子里，却是物质与精神的冲撞，理想与现实的迸裂。
这一种迸裂，真实地发生在我的房东身上。她走的那一天，我正在灰头土脸地整理新租房里的行李。我们通了一个电话，她努力做到克制，大概北京势利的，我在无意间竟成了她的莫逆之交。
“那，保重吧。”
“好。”
很多年后，我想起这一句告别，大约是经年里无数告别里最为平常的一句。北京不会同情失败者，它早已习惯了位高权重者的猝然跌败，一无所有者的黯然离开。
这座城市的无数秘密里，国贸三期的80层，或者柏悦府的北京亮，只是最为疏松普通的存在。没有门牌的小楼或者破败胡同里的会所，才是觥筹交错之间的灰飞烟灭。
我希望有一天，如果她还记得我，能告诉我，在与北京潦草的告别后，是否过上了想要的生活。如果没有，那也一定要继续努力，至少亦曾开心饮过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