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和很多小城女孩一样，我对于香港的最初想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在光色熹微的阁楼里，我从故纸堆里翻出爷爷的珍藏，四大名著之类的线装书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居然还有旧时版本的以繁体字印刷的张爱玲全集。
这些书，和故去的爷爷一起，消失了，有时候，我会想起严苛的不是特别喜欢女孩子的老人家。曾是小学校长的他希望我能好好读书，但也许并不希望我读到一个“笃头”的状态，女孩子毕竟还是需要循规蹈矩地生活，尽管他还是以我九年制义务教育时代极其出色的成绩为傲。我俩之间有一种祖孙之间难以消弭的隔阂，遗憾的是，在他故去之时仍未能达成谅解。这一种复杂而微妙的亲情，在张爱玲的《金锁记》、《鸿鸾禧》等小说里也有惊鸿一现。
不管如何，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钗偷看家族藏书一样，对于香港，或者说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最初启蒙，来自于爷爷的书柜。张爱玲的笔下，在香港系列里，来自南洋的女佣肤质黝黑，有一根粗辫子，混血少爷纠结于隐蔽的情欲与财富的攫取，英俊而孱弱，还有来自没落世家或者出生市井的女孩，纠缠出一个个带着浓烈的殖民主义气息的故事。
大多是悲剧。我最喜欢《倾城之恋》这一篇小说。它把战乱时期的香港作为背景，用一座城市的陷落，来描摹“乱世里的一点真心”。表面上看，以婚姻为唯一凭借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玩世不恭的男主人公范柳原在千回百转之中，依靠命运算是修成暂时的正果，事实上依然是一个以欢喜团圆作为掩饰的悲剧。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哪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都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是吧。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都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连环套》用不太讨喜的女主人公霓喜，画出一幅殖民主义时期的香港画卷，男主人公有在香港做生意的印度人，也有英国驻港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广东乡下的生意人。为了生活的算计，出于爱欲的依赖，霓喜从一个男人手里出来，去到一个男人怀里，张爱玲把人世间情欲的虚伪写到了极致。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故事更令人同情，这是一个纯洁少女的堕落故事。从上海到香港读书的少女葛薇龙，在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里迷失香港。平淡而美丽的小凸脸，有纤瘦的鼻子、肥圆的小嘴，这一种小家碧玉式的美丽经受了中西文化、新旧价值观在香港的对流与冲撞。
香港这一种复杂的层次感，在后来的王家卫电影里得到了强化。苏丽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女性形象。在《阿飞正传》这一部描述迷惘的电影里，60年代的香港，在王家卫镜头下充满着不安和颓废。而那个身着衬衫直裙、梳着家常头式、微微带着婴儿肥的苏丽珍是一个想要安定的平凡女子。
“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的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才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时候。”
《花样年华》或许可以算是《阿飞正传》某种程度上的续集，或许是一种变奏。在旖旎的旧时香港圆舞曲里，1962年的苏丽珍是船务公司的秘书，爱穿旗袍的已婚妇女，是含蓄的压抑个人情感的旧式女子。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同去？”
“如果有多一张去南洋的船票,你会不会带我走?”
一切都封锁在吴哥窟那棵树里。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2046》里是新的苏丽珍，饰演者从之前的张曼玉换成了巩俐，故事发生地则是在1966年的新加坡。原来的苏丽珍在男主人公的记忆里是无处不在的，不过，新的苏丽珍并非是替代品，她与男主人公的关系，既不是柏拉图式的，也不是单纯的肉体连接。仅有的一次拥抱，在巷子里摇曳的裙摆，鲜艳的口红，靠在墙上流下的一滴泪，是香港到新加坡的一种南洋风情的延续。
不过，也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她不太能感知到香港的魅力，殖民时代的经历，使之在文化上过于实际和势利，如同盆景，在不同文化里腾挪着活，时间久了，缺少一些大开大合的气质。
或许，也是如此。太多的人不愿去认真阅读今时的香港，墉记烧鹅的油似乎越来越大了，天星小轮慢慢旧了，维多利亚港的烟花也不如以往绽放得认真，不过，中环的金钟道上依然人来人往，奢侈品店势利的保安为了维持大牌的体面，依然严苛地要求队伍排成直线。
不用遗憾，旧时香港复杂的层次感不会消弭，它重生于我们滤镜之后的回忆里。第一次去到香港，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不像其他迷恋王家卫电影的女孩选择重庆大厦，我和另外一些游客一样，被红茶馆在内地铺天盖地的华丽广告所蒙蔽。事实上，极其狭小的床铺，漏着水的热水器，和散发着不知名味道的窗帘，让我真正体验到电影镜头之外、市井之中的现实香港。
某一年，我去香港跨年，走在旺角的弥敦道，人来人往，跨年的钟声响起，人们开始欢呼雀跃，似乎对未来充满了不可知的憧憬。那时经济如同猛兽一样往前冲，我们还年轻，世界是那样的美好，在一片欢腾之中，陌生人们，讲着粤语的、普通话的、外文的，互相拥抱，这是祛除了戒心的二十一世纪初的香港。
一晃，已多年未去香港了。记得上次去香港，还是几年前，不婚主义的我们决定分手，大概对于自私的年轻人来说，就连分手也要讲究性价比，于是我们在北京和新加坡之间选了香港这一个中间地点。我们在海港城的人流里一前一后地走。我停下来，是一种放弃的心态，用信用卡剩余不多的额度买了一块表。他也是沉默着，用一种放弃的状态。在名表店柜台整洁的光芒里，我们忽然戏剧性地想起《春光乍泄》里的台词：不如我们重新来过。于是，他对我说，不如结婚吧。我想了想，同意了。于是，我们结婚了。
这是瓜爸和我的故事。我把其视作“乱世里的一点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