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繁花》的观众可能都认同的一点是：导演给90年代的上海加了一层浮华的滤镜。
在王家卫风格的光影塑造之下，1990年代的上海被隐匿在1930年代的背景板中，和平饭店与外贸公司、夜东京与至真园、苏州河与黄浦江……网红地标如打卡一般呈现了一个层叠入梦的魔都，朝歌夜弦，美轮美奂，如同“东方巴黎”的复归返照。
Z世代可能会为“人生第一部王家卫”献上膝盖，但来自中年观众的指摘却不绝于耳：有人觉得《繁花》里的上海太假，宝总不像改革浪潮的创业家，更像镀金时代的盖茨比，这种嫁接了“狮子山”与“民国风”的滤镜，扭曲了90年代的真实中国。
同样是以90年代为背景的热播影视剧，《山海情》展示了贫困，《漫长的季节》折射了凋敝，《狂飙》里有权力寻租，《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有官商勾结……它们跟宝总在十里洋场“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潇洒相比，似乎更加写实。
诚然，《繁花》作为一部电视剧，它只是一部反映一隅的文艺作品，不是90年代的中国史，它没有刻画社会全景的义务。但当下的确存在一股风潮，就是用滤镜来审视和怀念90年代，认为那是一个充满美好、积极和充满希望的黄金时代。
从某种程度上讲，90年代的确是一个烈火烹油的造富年代，是遍地机会的奔腾年代，是不拘一格的开放年代，很多人在90年代有了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支股票、第一台彩电、第一部电脑、第一款大哥大、第一辆私家车、第一套商品房……
对记忆中美好部分的“提炼”，就会让对90年代涂上一层幻想的滤镜：改革进程一日千里，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发财机会俯拾即是，外资蜂拥而来，民企破土崛起，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而普通人炒股炒房都能赚来第一桶金。
但在另一些文学、影视和记忆的碎片中，还有另外一面的90年代：贫穷、匮乏、腐败、治安的混乱、技术的滞后、物质的短缺、阶层的分化，相比三十年后的今天，那时的恶性案件更残忍、就业岗位更稀少、底层的生活更没有保障。
这些碎片会打断某一种臆想：你可能喜欢滤镜后的《繁花》，但未必了解那个原画质的90年代。
01
繁花之外
即使生活在90年代的上海，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万花如海”的富足。
金宇澄的《繁花》包罗万象，有抄家“破四旧”，有轧姘头搞关系，有市井日常鸡零狗碎；但王家卫拍《繁花》时，删繁就简，以点代面，把时间聚焦到南方谈话后的1993和1994，把上海浓缩到黄河路、南京路等几条主干道。
一方面，剧中的这些上海地标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说它是真实可信的，是因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90年代的上海先于全国流行起了过洋节、办舞会、吃大餐等娱乐消费。上海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再度与国际大都市接轨。
有亲历者就回忆，小时候很多跨年夜就在波特曼、希尔顿的自助餐厅度过，零点钟声敲响，彩带从天而降，现场接着奏乐接着舞，和《繁花》里演的一模一样。1996年一张五星级酒店跨年入场券是800元，只比上海月平均工资889低一点[1]。
但另一方面，即使在上海，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也形同孤岛。
在大多数上海local的记忆中，《股疯》《孽债》《夺子战争》反映的才是90年代的上海——倒马桶，挤公交，几代人蜗居一室，指责邻居偷用水电，关起门互骂“小市民”。潘虹在《股疯》中饰演的公交售票员阿莉，大热天顶着一块破毛巾擦汗，和《繁花》里雪芝售票时的“风吹仙袂飘飖举”判然两貌。
在90年代，上海的摩登仅限于外滩到西藏路的南京路、陕西路到瑞金路的淮海路，以及乍浦路、黄河路等有限地段，如今人满为患的网红街，当年多是乡村[2]。王家卫的解题思路，是让宝总从一开始就住进和平饭店，进贤路上吃私房，黄河路上谈生意，与市井生活切割。
简单总结就是：有人间烟火，无柴米油盐。
电影《团圆》里的石库门内景然而只要镜头从宽敞舒适的英国套房稍作偏斜，《做头》《团圆》《苏州河》里那个嘈杂拥挤、灰屋平瓦、遍布烟囱的“低配版上海”就会铺展开来。一直到90年代初，上海普通人的住房基本盘，仍是英租界老洋房承袭而来的石库门、本质是宿舍的工人新村与苏联风格的筒子楼。
建国之初，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平米，1978年是4.5平米，1990年是6.6平米，1995年也才8平米，空间始终非常逼仄[3]。赶上80年代知青回城，分房无望的居民只能用木板加盖“层阁”，或在阳台自建“塔居”。老房子后来的主人，宽裕度不如从前的仆人。
在《孽债》里，梁思凡第一次去生父梁曼诚8平米的亭子间，要拽着一根粗绳才能上楼梯，后者告诉他：“上海很多人家里的房子都这个样，比我们家小的也多的是。”梁思凡私下抱怨：“我家和麻雀笼差不多，麻雀笼里还能蹦跶几下，可我家挤得呀！”
梁家所在的石库门建筑，脱胎于砖木结构、联排样式的传统三合院，十几户共用厨房，晾晒庞杂混乱，日常洗漱都在弄堂，没有下水道，需要自己倒痰盂和木制马桶，没有煤气供暖，冬天没法洗澡，一遇寒潮水管就会冻结。
《孽债》里的梁家亭子间在电影《股疯》里，阿莉的丈夫怀疑妻子搞外遇，吵架时句句不离石库门的生活条件——“我们这是平民区，你去住高级宾馆呐，那儿又是空调又是抽水马桶。”
80年代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也为没能改善市民生活自责不已——“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4]。”
上海市民从缺少隐私、卫生条件堪忧的石库门、棚户区中解放出来，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1994年的售后公房改革，独立煤卫的属于个体的房子开始在市场出现；另一个是1998年住房制度全面改革，很多人才有了第一套商品房。
作为国家最重要的“钱袋子”，上海基础建设之所以滞后，正是归于在“全国一盘棋”的计划体制下，超负荷承担着工业制造和财税上缴的职能。从50年代初开始，上海税收的87%上缴国库，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全国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5]。
由于“勒紧裤腰带”支援各地建设，上海人民在改革开放前，也长期承受着资源短缺带来的压力。除了“迈不开腿”，另一个困境是“张不开嘴”。70年代末，上海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6.4%，普通人每100元收入中仅吃饭就要花去56.4元。
1988年的上海粮票
1954年，上海陆续推行了食油和食粮的定量供应。在统购统销时期，上海的蔬菜、副食、土特产常年短缺，拿着“小菜卡”凌晨5点去菜场排长队，成为老一辈的集体记忆。朱镕基担任市长的1988年，针对流通环节的“吃拿卡要”启动了“菜篮子工程”，其核心正是去除行政指导，放给市场调节[6]。
一直到1992年，上海才对食糖、鲜蛋和食盐敞开供应。上海老百姓从吃饱到吃好，也就是近三十年的光景。然而在王家卫的镜头里，在饮食上一掷千金是常态：至真园一桌酒席1800元，玲子的日式本帮菜一位500元，大闸蟹更是被陶陶拎来送去。
真实的90年代，常人吃不起大闸蟹。一斤大闸蟹价格150元，而1991年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76元；1993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471元，对工薪阶层来说，不仅一顿大闸蟹就要耗去半个月的工资，鸽包翅与大王蛇更是未来时。
剧中饰演范总的杭州演员董勇回忆，年轻时来上海出差，陪老板去黄河路跟客户吃饭，一顿花销就顶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作家李舒则提到，黄河路在当年不是最贵的，宴请两三顿才过万，但在扬子江饭店，一顿饭有时一万块都打不住。
哈耶克有个比喻：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像往杯中倒蜂蜜，它不会马上充满杯子，而是先聚在中心，再慢慢流向四周。那时的上海，正在享受改革开放的第一波红利，处在蜂蜜滴落的正中央——但显而易见，它不是杯子的全部。
因此，即便是狭窄逼仄的石库门和筒子楼，它们也是90年代更多中国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事物。
02
四海之内
有一个话题，能够帮忙勾起90年代的最真实回忆，那就是：社会治安。
1993年11月，当“劳动力市场”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被提出后，户籍制度开始松动，上亿的农民离开土地，去往城市和乡村工业单位。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既带动了中国的市场化、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也引发了犯罪、失业和城市管理的问题。
《繁花》剧末，宝总告诉小门童：“和平饭店未来不只有外国客人，你除了要学外语，还要学各地方言。”意思是上海之外的中国经济正在腾飞。而与之对应的是：在第26集里，汪小姐一离开上海地面去深圳谈生意，就挨了飞车党的一记板砖。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飞车党在珠三角为祸甚巨，作案时往往数台车同时启动，沿路抢夺、抢劫行人皮包、耳环、项链等财物，如遇反抗，轻则扯烂皮肉，重则将手臂或脖颈砍断。2000年之后为了彻底根除飞车党，广州和深圳等城市开始禁摩。
整治飞车党的宣传标语飞车党的背后是大量“砍手村”。一个典型案例是广西温江村，全村3000多人有100多人因飞车抢劫入狱。90年代末青壮年会日常进行模拟训练，科目是驾驶摩托车劈砍成排的木桩，连续斩断3根手臂粗的木桩视为合格。粤桂警方在2006年突袭温江村前，到广东抢劫已经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8]。
现在已经几乎绝迹的车匪路霸，在那会儿也迎来最猖獗的年代，90年代以来，随着国道、省道等公路建设的加快，货运和客运车辆大量出现，针对长途司乘人员的抢劫也越来越多，一些偏远地区村民甚至将拦截抢劫作为“脱贫致富”的捷径。
1993年，解放军战士徐洪刚乘坐大客车返回部队，路遇车匪抢劫，在制止歹徒的过程中被连捅14刀。此事成为90年代标志性事件，各省随后开始提升对持械抢劫的打击力度，湖北省一度出台“群众如果制服或者打死正在抢劫的车匪路霸，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还能得到表彰奖励”的规定。
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甚至由于收入高和单人运营等特点，出租车司机也一度成为被抢劫的重点群体。例如例如深圳警方在1994年破获的“六魔女案”，6名年轻女子相互配合，一年多劫杀了17名的哥。当时为了防止被抢，出租车在前后座中间都会加装护栏。
根据双雪涛小说改编的网剧《平原上的摩西》，故事线索就是大下岗时期频发的出租车抢劫案。
电影《地久天长》里的宣读名单现场其实在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里，电视里的热播剧，大半都是法制犯罪相关的。
类型化有《重案六组》，传奇性有《征服》，偏纪实有《命案十三宗》，女性犯罪有《红蜘蛛》。近年一些港片风格、内地背景的警匪题材，如张君案改编的《除暴》和广州番禺银行运钞车抢劫案改编的《第八个嫌疑人》，模板也都来自90年代。
片中很多犯罪现在看来“技术含量很低”，但90年代却难以侦破：DNA技术尚未广泛应用，大街上摄像头也不普及；身份证信息没有联网，伪造证件成本更低；除了偷盗、抢夺和拐卖是家常便饭，像烧烤店打人这种事，在当年连本地新闻都上不了。
建国以来的恶性案件，相当一部分发生在90年代：黑龙江讷河案、甘肃白银案、广州雨夜屠夫案、河南乞丐杀手案、南大碎尸案、中俄国际列车抢劫案、云南平远街案等……而有名的悍匪如白宝山、田明建、鹿宪洲、张君等也主要在90年代活跃。
抓获悍匪白宝山现场，1997年很多90年代的案件，几十年后还会继续冲击人们的心理，如清华铊投毒案和法子英-劳荣枝案。
不少案件会跟经济的脉搏息息相关，最典型的就是资源狂潮下的伪造矿难案。在1998年的三大矿洞诈骗杀人案中，郑吉宽团伙致死29人，潘申宝团伙致死28人，余贵银团伙致死14人。不少案例的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都是同乡或亲戚关系。
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就展示了一个底层互害的模版：两个骗子将农民工诱到矿区，在井下将其害死，再冒充亲属索要赔偿。这个故事后来被李杨拍成了《盲井》，在电影中，矿主议价的底牌是“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大量农民开始离开土地，是90年代治安问题的大背景。
为何要离开土地？90年代末历史学者吴思在长江流域做过田野调查[10]，给农户算过一笔经济账：31岁的小邱有地3.3亩，种两季稻收入约2000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550元，减去1998年上缴各项税费541元，余下多少钱呢？仅909元。
靠着养鸡养鹅与捉黄鳝，小邱勉强解决温饱。而为了盖房成家，小邱外出挖了5年煤，住工棚，每天完成5-6吨煤的定额后能赚20多块工资。而在小邱打工的小煤窑，同村有3人死于煤矿冒顶，正因如此，他在攒够2万块钱后选择回家，继续种地。
在大同小异的收支预算中，吴思看到的是疲于奔命的人生账本。在农业税废除前，农民的负担重，往往在剪刀差下沦为弱势，被迫向外谋求机会。而另一方面，90年代逐渐脱离土地的农民，又奠定了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经济腾飞的“地基”。
从更广的视角上来看，整个90年代就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更大繁荣周期的“地基”。
80年代的经济刚刚解冻，人群流动性低，观念也相对保守，治安问题尚未突出；00年代的基层治理能力随着地方财政能力的剧增而大幅提升；而夹在期间的90年代，则成为集中承担转型阵痛的一个阶段——治安的混乱就是这种阵痛的副产品。
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从广袤无垠的农村涌入拔地而起的城市，这条路上横躺着无数的矛盾。就像贾樟柯在《三峡好人》里，通过三峡库区搬迁这一90年代重大历史事件而讲出的那句台词：“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两年就把它拆了，那个没问题呢？”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如何看待一个转型阵痛期？显然除了痛之外，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03
浮沉之变
90年代人们忍受转型期的苦痛，也亲眼见证了那些希望的种子被一个又一个地埋下。
在新的十年展开画卷的初期，人们迷茫且怀旧。1990年，1000万册新版《毛泽东选集》宣告售罄；1991年，700万盒《红太阳》磁带专辑抢购一空；到了1992年，南方谈话的春雷一扫雾霾，90年代的深度改革大剧终于开始了连播。
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紧跟着的是两份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而到了10月份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1992年自此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3]。
重磅政策的出台，甚至令人目不暇接。到了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部标志性的文件一共分为10部分，共50条，对市场经济改革做了详细规划，体制改革骤然加速。
1993年9月，分税制改革正式启动，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朱镕基率领60多个人的队伍，跑遍了17个省市自治区，历时70多天，对地方大员们挨个做思想工作，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1994年1月分税制正式实施，当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就飙升了203.5%。
尽管分税制导致了新的央地财政失衡，以及土地财政等副作用，但它大幅提升了中央在基建、民生、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的能力，为“中国模式”奠定了财政基础。而在朱镕基的主导下，银行、证券、外汇领域也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
一个插曲是：1994年7月，全国人大第一次把“八小时工作制”写进了法律。
而加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努力，一直贯穿了整个90年代。1991年，复关谈判重启。1992年，“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写入了《中美谅解备忘录》，但中国在1994年底复关的愿望，最终落空，WTO随后取代关贸总协定。
复关和入世的过程屡遭波折，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龙永图等人前仆后继，主席和总理更是先后访美，但谈判进程总是被301调查、考克斯报告、南联盟空袭等一系列事件打断。中国对内深度改革，但融入世界的决心也从未被削弱。
国企改革则更加艰难。1997年12月，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认了“基本淘汰长期性亏损企业”的思路，国企进入最艰难时刻。到了1998年，刘欢的《从头再来》被无数人吟唱，端了几十年铁饭碗的人们被推进了漫长的季节。
在至暗时刻，艰难但正确的决策仍然振聋发聩：1998年10月，“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国企改革的另一个任务，是解决天量的三角债和银行坏账，尤其是后者，部分银行由于惊人的坏账率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对此，中央在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接手了1.4万亿不良资产，卸下包袱，为之后的城镇化狂飙奠定了信贷基础。
1999年11月15日，中美WTO谈判顺利签约，为90年代一系列深度改革和深度开放划上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11月15日下午3点50分，石广生、龙永图和巴尔舍夫斯基在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全球化的大门彻底对中国打开，“轻舟已过万重山”。
回顾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虽然有窘迫的一面，但披荆斩棘的改革也埋下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有时代搭台，有经济唱戏，阿宝这等平头布衣才能获得脱胎换骨的空间，如剧中旁白所说：“走在1993年的南京路上，你会感到那是一个会飞起来的时代，我们庆幸生逢其时，与时代紧紧相连，一切尚未定义，一切皆有可能。”
在《繁花》第1集阿宝初见爷叔时，后者嘱咐他：“你爷爷的爷爷是地主，到你爷爷这代是资本家，你是没钱开公司，你的原始积累只能靠借……你对现在的形势了解吗，对现在的政策研究过吗，什么钱好赚，什么钱不可以赚！”
后面宝总赚到钱感谢爷叔，爷叔便提醒他：一切归功于时代。
例如汪小姐的牛仔裤生意不赔反赚，因为1994年初的汇改，人民币相较美元大跌，所以用美元计价的订单逆风翻盘；例如宝总初入股市顺风顺水，是因为赶上“南巡”后市场信心大涨，加之存量股票较少，大盘短期内便被拉高[12]。
王家卫要讲的故事一言蔽之，即上海阿宝是如何变成宝总的。但这不仅是阿宝一个人的故事，也是百废待兴之际无数个阿宝的故事。一个普通人要完成这样的华丽转型，除了勤奋、毅力、运气、贵人，最重要的还是时代机遇。
电视剧《股疯》剧照，1994年在《繁花》的第23集，宝总在市体改办的会议上慷慨陈词，提到了服饰公司对下岗女工的安置。这段剧情的背景是：90年代的下岗潮席卷全国，国资重镇的上海自然未能幸免，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纺织、仪电等系统共计有109万职工下岗。
百万人的失业，意味着百万个家庭的撕裂和泪水，但它们又被新生的力量所消化。1994年上海航空公司打破招收标准，把空姐年龄上限从25岁提至36岁，向纺织职工伸出援手，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空嫂效应”，10个月内便消化了5万多名转岗女工。
航空公司首批招收的18名纺织女工
有人做服装，有人搞外贸，有人加入航空事业，更多的普通上海市民开小店做小生意。得益于90年代的深度改革和深度开放，2000年后的上海成为世界级的贸易、航运、物流和金融枢纽，时代的巨额贝塔最终补偿了90年代的失意人们。
跟随时代，奋力求生，一直游到了海水变蓝，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朴素的生存哲学。
历史的无数案例表明：中国人经历过太多苦日子，所以倒没那么怕苦日子，但怕的是一直苦，怕的是永远苦，怕的是在苦日子中看不到光亮和希望，怕的是再怎么努力也游不到彼岸。
04
尾声
王家卫说，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主观的。
十一年前认识作家金宇澄的时候，后者告诉他，90年代初的黄河路无比豪华：上海排第二的美食街，755米长的一条路，开了100多家饭店，流光溢彩，霓虹闪烁。有天晚上两人专程去了一次，金宇澄却深感失望。
90年代的上海黄河路
王家卫说：“金老师，不是黄河路不一样了，是你不一样了[15]。”
为了还原1993年的黄河路，剧组搭建了200多米的实景，设计了30多家代表性的饭店，布满霓虹灯招牌，内景也做了夸张修饰。王家卫后来说，观众看剧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某些场面太过繁华，那是因为它还原的是当时人的感受。
艺术的魅力正在于，主观效果的滤镜，反而比《大江大河》式的模板叙事更能精准捕捉一个飞扬年代的时代精神——亢奋、过火、癫狂、声嘶力竭、红光满面、焚膏继晷。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
更重要的是，它属于平凡世相，不是大人物的小时代，而是小人物的大时代。
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指望甚至依赖时代的贝塔。很多人之所以在看完《繁花》后，会对那个不完美的时代产生滤镜甚至怀念，是因为我们早已经知道“苦”的后面紧跟着“甜”，知道90年代埋下的种子，最终会在新世纪成长为参天大树。
一个人人争相“下海”的时代，相比一个人人渴求“上岸”的时代，前者显然更具吸引力。但其实寒冬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在冬天埋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为下一轮繁荣构建出结构性基础，人们就不会只沉溺在旧日的光影之中。
是时候蓄力下一轮的改革攻坚了，它们会给民众注入强烈的信心——只要信心在，国运就永远在。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祝龙年春节愉快。
参考资料
[1] 微博博主@严艺家
[2] 上海文化人眼中的《繁花》和90年代的上海，娱乐风向
[3] 大江大河40年：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饭统戴老板
[4] 上海，为什么是上海，饭统戴老板
[5] 上海六千年：百年梦想，仲富兰
[6] 小小“菜篮子”里装着大民生，守护“菜篮子”就是守民心，档案春秋
[7] 《繁花》中的上海，是我们写过的80、9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8] 中国禁摩史：为汽车工业让路的30年，真故研究室
[9] 车匪路霸案件的特点与侦查，刑侦研究
[1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吴思
[11] 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孙立平
[12] 对话《繁花》股票顾问应健中：还原90年代上海股市，行知小酒馆
[13] 请回答90年代：你之繁花，他之漫季，土哥涅夫
[14] 《繁花》里的钱：“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从地板价开始起跳”，GQ报道
[15] 从繁花到繁花，《繁花》官方账号
作者：鲁舒天/戴老板
编辑：鲁舒天
视觉设计：疏睿
责任编辑：戴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