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公开发表言论称，联系汇率制度（简称“联汇制度”）是一个好制度，这是香港货币和金融稳定的根基，无意亦无需改变联汇制度。
联汇制度像一道坚固的防波堤
余伟文表示，联汇制度自1983年10月实施以来，为香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所需的稳定货币环境，期间更应对了大大小小的地区和全球金融危机。香港40年来的实践，充分凸显联汇制度稳健可靠。联汇制度就像一道坚固的防波堤、避风塘，为香港挡住外面的惊涛骇浪。
而联汇制度成功的关键之一则是多年来逐步建立的公信力，而这种信心是建立在该制度符合市场规律的严谨涉及、高度透明化和制度化的操作，还包括充裕的外汇储备、稳健的财政和具活力的经济等因素。
据悉，联汇制度采用严谨的货币发行局模式，制度设计限制了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上的随意性。例如2005年的优化措施明确了1美元兑7.75港元-7.85港元的活动空间，又订下金管局的强方和弱方兑换保证承诺，至今近二十年，强方保证触发了321次，香港金管局承接了相当于接近1.45万亿港元的美元资金流入港元体系；弱方保证触发84次，相当于接近4200亿港元的美元资金从港元体系流出。
余伟文认为，高透明度是维系市场信心的不二法门。制度设计的公开是其一，及时、准确、关键的数据和讯息披露是其二。香港金管局每次入市履行兑换承诺，均会即时公布相关的交易数据，让市场和公众知悉。同时，定期发放最新有关外汇基金资产负债表、货币发行局账目，及其他有关联汇制度的资讯，并通过适当方式和途径向市场人士及市民大众解说联汇制度。
权衡利弊，香港无意改变联汇制度
余伟文称，近几年香港所承受的严峻挑战和由此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巨大压力，再叠加各种有意、无意甚或恶意的市场谣言，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信心测试，而联汇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信心，就是这样经年累月、点点滴滴积累起来。
他认为，世上没有完美的汇率制度，每个经济体都会按照自身情况和历史等因素选择最适合的货币制度安排，尽量获取最大的效益，付出最少的成本代价。汇率制度兹事体大，一旦选定，绝不会轻言转变。利弊取舍是永恒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息高企、美元走强，在生活和工作接触当中，与联汇相关的课题较多涉及两个方面：港元走强和港元加息对经济民生的影响。
他表示，港元走强，香港市民出外旅游消费便宜了，外来旅客在港消费较谨慎了。客观地看，汇率可以是这些现象的部分原因，但这里面恐怕也有一些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例如喜爱外游的港人在疫情解封后旅游探亲，又例如相当一部分访港旅客更倾向于非纯消费式的“深度游”。另一方面，对于生活、生产高度依赖入口商品的香港而言，强港元有助舒缓部分通胀压力。相对于当前许多发达经济体持续承受高通胀压力，香港在这一方面算是较为幸运。而对于众多供子女在海外升学的家长而言，若孩子在非美元地区上学，强港元也能略为减轻他们的负担。当然，一个币种的强弱会有周期，当港元随美元相对于其他外币走弱的时候，就很可能看见相反的现象，可见港元偏强或偏弱各有利弊，难以一概而论。
至于利率方面，在联汇制度下港元利率趋近美元利率，同时亦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所影响。美国自去年3月进入加息周期以来，至今共加息5.25厘，期间港元银行间拆息(HIBOR)亦逐步随之上升，一个月及三个月期限的拆息最高曾升至接近5厘半，一年期更曾贴近5.8厘。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美元利率接近见顶水平，但余伟文预料高息环境会维持一段较长时间。高息环境下借贷成本上升，尤其当香港经济仍未完全复苏，企业和需要供楼还贷的家庭所面对的困难确实不少，或许会有意见认为在某程度上这是实施联汇的代价。然而环顾全球众多经济体和金融中心，即使并非实施固定汇率制度，都与香港一样面对高息之苦，因此香港是否采用联汇制度，恐怕并不是最关键的原因。
此外，深入分析数据发现，港元息率尚不至于大幅飙升。香港银行体系存款量庞大，有助主要银行控制资金成本，以反映银行平均资金成本的综合利率为例，8月底为2.55厘，相对于去年3月底(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的0.24厘，增幅明显低于美息或港元拆息，这亦间接解释了过去一年多以来银行上调贷款息率的速度及幅度相对温和。事实上，银行各类贷款息率普遍来说上升幅度比美元利率为小，以最广为大家熟悉的最优惠利率为例，自去年初至今累计加幅不足一厘。
“时代在变，金融市场的变化尤为急遽，影响也尤其深远。香港金管局的团队必须时刻有准备、也要有能力去拥抱转变、驾驭转变。但我们也提醒自己，对于好的制度要坚持，这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择善固执。还是那一句：我们无意、亦无需改变联汇制度。”余伟文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