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正在推动新一轮技术变革，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遇。但在经济总量增长的背后，技术红利如何分配、就业市场如何应对冲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否适应新的变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0月19日，2026外滩年会期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大众的实际获得感之间可能出现脱节。即使整体经济保持增长，部分群体仍可能陷入类似经济衰退的困境，而AI的发展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
收益分配正面临挑战
巴苏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不平等正在以一种值得警惕的方式演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财富增长，可能更多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劳动者未必能够同步分享技术进步的收益。
他特别提到，全球最富有的0.001%人口正在经历极为迅速的财富增长。这意味着，即便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社会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仍可能出现明显分化。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改变劳动市场的需求结构。随着AI工具能力持续提升，部分岗位所需的劳动投入将显著减少，劳动者面临的就业压力可能随之上升。
“即使GDP增长非常快，新增收入也可能流向少数群体。”巴苏表示，持有股份、享有利润分成以及拥有知识产权的人，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受益者；而传统劳动者可能面临劳动需求下降、收入增长乏力等问题。
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应当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相反，技术进步的方向难以逆转，各国需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同时采取措施应对其带来的分配问题。中国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争取技术发展优势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何让技术红利更广泛地惠及社会，也需要同步考虑。
全球协作是重要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财富集中问题，巴苏认为，单个国家的政策干预存在局限。
在资本能够跨境流动、数字经济高度互联的背景下，如果某个国家单独采取措施纠正收入不平等，部分资本可能转移至其他国家，从而削弱政策效果。因此，各国需要加强协调，共同探索适应新技术时代的收入分配政策。
巴苏提出，可以考虑通过税收制度压缩极端财富差距，同时尽可能保留创新和投资所需要的激励。他在学术研究中提出过一种被称为“手风琴税”（accordion tax）的税收思路，强调在超级富裕群体与社会底层之间缩小差距，同时避免过度削弱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他解释说，税收政策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于创新者和投资者而言，合理的回报是推动其投入时间、资金和精力的重要动力；但当财富积累达到极高水平时，政策也需要考虑如何避免财富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
巴苏强调，这类问题不能仅依靠单一国家解决。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需要加强沟通，并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全球政策协调。他同时指出，中国近年来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关注值得重视，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技术变革中面临的挑战。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除了人工智能与收入分配，巴苏还谈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他认为，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全球主导货币，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也与历史形成的信任和心理预期密切相关。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为美国带来了显著收益，但从全球经济稳定的角度看，国际货币体系有必要朝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在他看来，未来可以探索由多种货币共同发挥国际储备和交易功能的格局，而不是让单一国家长期享有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大部分收益。
巴苏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提升，但距离美元目前的地位仍有差距。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并非易事，既涉及经济实力，也涉及国际社会对不同货币的信任与接受程度。
他还提到，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通过提高或降低关税作为政策乃至博弈工具，可能增加企业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并动摇市场对既有国际经济安排的预期。
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
谈及全球经济治理，巴苏指出，在资本流动、供应链分工和跨境贸易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各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正在增强。
例如，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其他经济体的通胀和汇率，即使后者自身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也可能受到外部冲击。因此，仅依靠各国央行独立调整利率，可能不足以应对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复杂问题。
他认为，国际社会不仅需要加强货币政策协调，也应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跨国协调。目前，各国在贸易等领域已有一定的国际合作机制，但财政政策协调仍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对于中国经济，巴苏认为，中国在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创造方面的投入，为未来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他特别强调，高等教育与创造性思维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巴苏看来，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技术快速演进、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新阶段。如何在推动创新的同时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如何在维护各国发展动力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将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
记者颜凌康
文字编辑 王哲希
版面编辑 毕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