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马亲王”又一次出手了。
就在无数忠实粉丝还惊讶于古装剧《风起陇西》让人看出了现代谍战的味道时，其原著小说作者、知名历史题材作家马伯庸已经又有新作面市了。并且，这一次“马亲王”玩得更大了——和过往作品更多从他熟悉的三国史、唐史、明史中去生发故事截然不同，他刚刚推出的这部新作《大医》是将笔触伸进了一个自己未曾探及过的全新领域：中国近代医疗史。
马伯庸新作《大医》的第一部《破晓篇》
120多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展开活动的红十字会，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武昌起义，以及如今享誉海内外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这些看似孤立的元素再一次被马伯庸用小人物的成长故事串联到了一起。“我翻老上海的旧报纸就翻了一个月……”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马伯庸忆及创作幕后，这样说到。
3位主角串起中国近现代公共医疗史
用“原来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来形容马伯庸的新作《大医》并不夸张。这次，马伯庸将故事的时间起点设置在了112年前的1910年。一开篇，他就用并行叙事的方式抛出了三个虚构的小人物主角：从日俄战争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东北农村娃方三响，在大清国驻英国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孙希，生于商贾之家却不愿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姚英子。
《大医》的故事梗概
他们不光出身大相径庭，性格、际遇也都完全不同，不过，马伯庸却用笔把他们都“安排”进了同一间在历史现实中刚刚成立的医院。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三人所在的医院先后多次组织队伍参与上海鼠疫、皖北水灾、武昌起义等抗疫救灾活动。
在此过程中，三人从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出色的医生。而他们的见证的更是这家医院，乃至真实发生过的中国近现代公共慈善医院、医疗的起步。
起点：一点也不简单的华山医院
对于作家而言，不少好故事的灵感其实都是不经意间到来的。马伯庸决定写《大医》的故事就完全可以归于这一类。
“我有朋友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医生。2017年，他请我去医院做一个职工文化讲座。”马伯庸回忆，自己早到了两个小时，朋友就提议去参观一下院史馆。“我当时还不太愿意（笑）。”马伯庸笑着说，自己心里还嘀咕：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放什么？
等走到那栋名叫“哈佛楼”的老建筑前，朋友告诉他这栋小楼建于1910年时，“我脑子‘嗡’的一下……”马伯庸说，透过这栋西式二层小楼自己第一次知道了早在1984年甲午海战后，红十字活动就已经进入了中国，19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成立……
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大医》内页插图）马伯庸说，从那一刻起，自己心里就已经明白：一颗新故事的种子被种下了。“你想啊，1910年到今天，这就是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啊，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战等等，这些它都经历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题材。”
只是，受制于当时手上还有别的任务，马伯庸暂时把它搁下了，但并没忘记。他印象中，2019年12月，在交完了自己的上一部小说《两京十五日》的书稿后，立即就开始了《大医》的创作。
差点去医科大学做了一年旁听生
作为一个完全的门外汉，要将笔触伸进专业性极强的医疗领域，其困难程度马伯庸不是没有考虑过。他告诉记者，其实在前期调研中，自己也在不断调整、反问自己的思路。
“比如，我搜资料发现，早年华山医院的前身并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普通医院，它作为红十字医院更多负担的是公共卫生服务。像哪里有了疫情、自然灾害，它的医护人员就去哪里。”马伯庸说，这对医疗知识要求不算很高，自己能扛住。当然，为了应对专业细节，马伯庸笑言，自己还真考虑过去一所医科大学的大一班旁听一年，“后来因为疫情才没去成。”
不过，自学是必不可少的。向来喜欢泡图书馆、流连于各种旧书摊的“马亲王”楞是找来了大量医学旧书研读。其中，包括了出版于民国时期的医学书籍，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1960年代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常见病防治》，以及《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等等。
前期调研结束，马伯庸就意识到专业之外还有一大“难”。《大医》的主要故事发生地是在上海，“怎么写出100年前上海的氛围是很难的。”马伯庸说，为此自己先是买了四本书，“全都是写不同时期的上海话。”
书中主角姚英子的原型之一张竹君（《大医》内页插图）还有就是翻当年的《申报》这样的旧报纸。马伯庸笑着说，自己在上海图书馆翻这些旧报纸的电子版就翻了一个月。“就是为了体验当时上海体现出的氛围。”他同时特别强调自己经验是“当年的感觉必须要看当时报纸上的广告用词、社会八卦新闻才能体现出来。”
这个过程中，马伯庸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我在一份1912年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广告，说欧美有了一个新发明：拿两根钢管，经过一番科学处理，插入土豆，土豆就能无限生长。这样你全家永远都可以吃饱了。”有意思的是，他把这个广告拍了发上微博，“结果所有人都不关心土豆的事。而是注意到了报纸上一则社会新闻：一个男的始乱终弃和小姨子好上了，丈母娘打上门；小姨子拦住她妈说，我跟他是真爱。报纸没拍全，所有人都来问，后面怎么样？多少年过去了，原来大家关心的还是八卦（笑）。”
100多年前那群先驱们不该被遗忘
医生、疫情、救死扶伤，这是《大医》里无法回避的关键词。所以，当这部新作面市后，也有部分读者会觉得这是不是一部应景之作。这，其实在马伯庸的创作灵感来源回忆中已经有了否定的答案。
与此同时，马伯庸还坦言疫情来袭后，看到疫情中那么多医护人员身先士卒，自己更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故事里）的时代更加落后，但依然有好医生、好护士挺身而出，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救急扶伤，这就是人道主义。（但）这些事情除了在学术界，外界其实并不了解。”
1904年，联合创立中国红十字会前身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沈敦和（《大医》内页插图）马伯庸说，在自己看完前期调研的资料后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告诉给大家。“那个时代这么一群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人民的幸福一直在努力。这些不应该被遗忘。”
所以，最终才有了诸如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女子中西医学堂校长张竹君、中国公共卫生先驱者颜福庆等等影响、改变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进程的名字在《大医》里相继登场。马伯庸说，之所以这部书取名叫《大医》，一定程度上就是和自己想突出“大”有关，“就跟《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说的一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对话》三位主角其实代表了当年医生的3种来源
马伯庸
Q：《大医》有3位完全不同的医生主人公，他们有真实的历史原型么？
马伯庸：1:1的原型没有。但按我的想法，他们3个人代表了当时医生的三种来源：家庭富裕、有留洋背景的精英，生活不下去了的中国底层人民、因缘际会接触到医学的，以及可以接受培训、但必须留下来服务的“约定生”。当然，其中姚英子的事迹是取材自真实人物的，基本脱胎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姚英子终身未婚、潜心医疗事业，就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的缩影。
Q：你在后记里提到过一度觉得有点崩溃、想放弃写作，那是什么时候？
马伯庸：让人崩溃的就是专业医学知识。写的时候我找了一些专业医生当顾问，但有时也没用。比如，1910年代一个人被炸伤了，怎么办处理？现在的医生会说，先打抗生素。但那时候没有抗生素。其实问题就是，我要描写的是100多年前正确的医学手段，这就必须要查当时的医学报道。再比如，第二部才会提到的帮游击队抢盘尼西林（青霉素）。实际上，它到抗战时才变成在中国流行的药物。更早的时候，它根本没有量产，能用的只有磺胺。
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