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广东惠州的他，以南洋少年在上海的亲身经历，留下对中国与南洋、往昔与未来的认识，将他心中搭建与接通的中文世界文学对话，留给后人回味与追索。他的文坛回忆录，更成了重要的文坛史料。他是温梓川。
温梓川（1911—1986），又名温玉书，原籍广东惠州，曾用笔名舒弟、于苍、丘山、秋郎、山叶、高汉、苹君、南洋伯、半峇峇等。一九一一年五月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早年就读于槟城时中学校、锺灵中学时便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刊登在《锺灵中学校刊》上。如一九二六年校刊创刊号的新体诗《狂风》《虾》《晨声有感》《雨景》《登山有感》《水》《秋雨》《琴音》《小诗》《无聊的夜里》等，占了“文艺”栏所发表的三十二首新体诗的三分之一，另有游记《双溪槟榔游记》和地理资料《牛陇埠调查》。那时，温梓川还是初中一年级的新生。一九二六年他负笈广州，先是在中山大学旁听，半年后考入该校文学院预科甲组。一九二七年二月转学到上海暨南大学高中部师范科，于一九二九年七月毕业，同年九月入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于一九三三年六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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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东南文艺，集于暨南”之说，暨南大学名师学者云集，如夏丏尊、曹聚仁、梁实秋、叶公超、傅斯年、沈从文、梁遇春、洪深、顾仲彝等人都执教于此。青年温梓川在此环境下，读书写作，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时的作家来往，暨大的名师、亲历的往事以及与作家的交往，成为他后来书写民国文人的主要“素材”。学者姜异新说：“一九二七年后，温梓川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求学，在中国前后生活了七年，这段时间恰好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南移到上海的时期，他虽然主修专业为教育学，但却是十分活跃的文艺青年。他在《学生文艺丛刊》（上海四马路太东书局）上与文友通函，结交翰墨缘，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其间也正值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温梓川不仅通读了鲁迅的作品，还聆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对其并不如文笔流畅、犀利的口才有生动的回忆。到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后，温梓川最早在《暨南周刊》不断刊发旧体诗，具有南洋风情的竹枝词还甚得郁达夫的赏识。一九二九年，温梓川曾给鲁迅写信并投稿。初秋时又在汪静之家里结识了郁达夫。善于社交的温梓川很快便融入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与同学彭成慧合编著《中国作家印象记》，为后来《文人的另一面》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据学者钦鸿说，温梓川在校期间，先后参加秋野社、暨南剧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暨南国画研究会、上海戏剧协社等校内外的文艺社团，其中秋野社的主要成员有陈翔冰、郑泗水、陈希文等侨生，他们由于共同的爱好、执着的追求，联合一班来自南洋的同学，开展文学创作和戏剧表演等活动。他们定期出版的《秋野》杂志，发表了不少充满南洋情调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称之为“南洋文学”，成为中华大地文坛上的一枝蓓蕾新花，颇引人注目。鲁迅是每期必看，郁达夫也为其吸引。后来他们还邀请社会名流如鲁迅、郁达夫、戴望舒、丰子恺、徐志摩、胡适、张竞生、曾朴等来校演讲。
青年温梓川就在这样的文艺氛围下迅速成长起来。他在读书之余勤奋写作，既写诗和散文，也写小说，又搞翻译，还收集民间文学，先后在《开明》《语丝》《申报·艺术界》《青春月刊》《槟榔月刊》等发表作品，并出版《恋歌二百首》《南洋恋歌》《梓川小品》《咖啡店的侍女》等多种著作，成为暨南文苑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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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温梓川和郁达夫的结识，缘于一九二九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正在暨南大学学习的温梓川去真茹杨家木桥探访诗人汪静之，恰巧郁达夫也在座。而那天又适逢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国》出版，汪静之坚留两人在家吃“牛肉宴”，于是乎，温梓川得以和仰慕已久的郁达夫相识，两人相见甚欢，并有机会作一长谈。温梓川后来不失时机地拿出自己的诗作向前辈请教，郁达夫也欣然捧读，并为诗中海风、椰影的热带气息所感染，爱不释手，但他不解“娘惹”（马来语“女子”的音译汉词）、“榴莲”（南洋一佳果，其香浓郁，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下南洋，食到果后，皆有流连忘返之意，郑和乃为此果起名“流连”）这些词语的意思，经温梓川解说后，郁达夫甚感清新有趣，并表示将来有机会要作南洋之游。经过几次接触，郁达夫和温梓川成了忘年之交。
暨南大学毕业后，温梓川回到槟榔屿，在《槟城新报》任副刊主任，创刊《热风》和《诗草》两个副刊。《热风》是纯文艺副刊，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创刊，侧重散文和短篇小说。《诗草》则是新诗刊，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创刊。这两个刊物都是每周出版一大版，主要作者有温梓川、杨实君、吴逸凡、温志良（温梓川之妹，由西贡来稿）、陈福熙、孙佳讯、贺谷具、陈翔冰、袁成慧、何家槐（温梓川向上海邀稿）等。
温梓川在接受爱薇的访问时，谈到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文学影响至深。他说：“在‘五四运动’之前，马来西亚华人虽然也有人从事于文艺创作，但他们还保留了相当浓厚的中国意识，而当时报刊所登载的也只是一些拉拉杂杂的文章，谈不上有什么深度。一直到‘九一八’及‘七七’事变发生后，从中国陆续南来不少作家，如吴天、许杰、马宁、杨骚、胡愈之、巴人、陈残云、郁达夫等。在这批人的带动下，马华文艺开始萌出了新芽，绽开了新的花蕾。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海外华人可以应用流畅的白话文来写作，用白话文来作课本的教材，可以说有助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之邀，南下星洲就任该报编辑，兼任《华侨周报》主编。这时，温梓川早已回到马来西亚。他得悉郁达夫南来，便迫不及待地去拜访，重叙友情。郁达夫把自己游览槟城所作七绝三首示温梓川，温梓川为郁达夫的饱含故国之思的萧瑟而又飘逸的诗风所倾倒，即求郁达夫写成条幅相赠。温梓川又邀集当地一班文学青年聚会，座谈祖国抗日形势与华侨使命，郁达夫很受鼓舞。郁达夫倡导组成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并创办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团长和班主任，这是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南侵政策。郁达夫在此前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除宣传抗日外，还抒发南游的观感。同时，也抽时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学青年的作品，极尽鼓励诱导之能事。当时温梓川的短篇小说集《美丽的谎言》出版了，郁达夫即在《星洲日报》副刊上撰文评价，对其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加以赞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局势日益紧张，新加坡等名城相继沦陷。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郁达夫和一批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士被迫离开新加坡，后进入苏门答腊内地，以化名赵廉开了一家小酒店，以便潜伏下来。这时，温梓川也辗转流徙，受尽乱离之苦。他虽然失落了不少珍贵物品，却将郁达夫发表于新马各报的十五篇文章的剪报保存了下来。日寇投降后，温梓川到处寻找郁达夫的下落，后来终于证实，他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一九五六年，温梓川将劫后尚存的剪报编成《郁达夫南游记》出版，作为对这位著名的爱国作家、难忘的友人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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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温梓川出任槟城《光华日报》副刊主编，同时在中学任教。他写诗歌、杂文、小说和文学研究，此期作品有《夫妻夜话》（1952）、《血洒黄沙》（1953）、《走向桥边的女人》（1955）、《郁达夫南游记》（1956）、《作家的学生时代》（1957）、《作家的创作经验》（1958）、《马来亚研究》（1959）、《某少男的日记》（1960）、《文人的另一面》（1960），编选了《沈从文小说散文选》（1957）。
香港书话作家许定铭说：“温梓川在一九五八年为星洲世界书局编了两本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畅销书：《作家的学生时代》和《作家的创作经验》。星洲世界书局和香港文学研究社、香港世界出版社同是一家人，关系相当密切，书虽然标明是星洲出版，实际是在香港印刷的，自然也在香港出售，早年很容易买到。不过，事隔半世纪，书当然早已绝版，坊间及图书馆都难得一见。《作家的学生时代》收陈衡哲、朱光潜、曹聚仁、谢六逸、谢冰心、谢冰莹等二十一位名人谈他们学生时代的故事，这些名家不一定是文学作家，像钱君匋的《记少年的艺术生活》、金仲华的《我曾经想做一个体育家》和尤墨君的《珍奇的杂忆及其他》，都是其他地方难读到的文章。《作家的创作经验》则收施蛰存、沈从文、郁达夫、老舍、巴金、周作人、张爱玲等二十六位名家谈他们创作的经验，此中比较少见的是王独清的《我文学生活的回顾》、王了一的《关于写文章》和平可的《小说与我》。这两本合共近二十万字、四十多篇回顾文章，在编辑形式上大致相同，都是先有一段作者简介，然后收录正文，这对热爱文学的青少年有莫大的裨益，很值得重印，以作中学生的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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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梓川在上海时代认识的师长，多是新月社文人，对他的思想不无影响，后来都成为他笔下的记忆。一九六〇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温梓川的文坛回忆录《文人的另一面》，所谓“另一面”，是指作家在“道德文章”外不为人知的那一方面，温梓川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他们的謦欬，他们的逸兴”。书中涉及三十五位当代文人，包括傅斯年、叶公超、梁实秋、周谷城、洪深、张资平、徐志摩、戴望舒、蒋光慈、丰子恺、徐悲鸿、郁达夫、萧干、张凤、梁遇春、汪静之、冯三味、李石岑、沈从文、顾仲彝、邓胥功、陈衡粹、彭家煌、章克标、陶冷月、曾朴、张竞生、邵洵美、滕固、崔万秋、曾今可、何家槐、徐转蓬、夏炎德等人，均一时之选。
此书出版后，温梓川继续撰写文坛回忆录，陆续发表在马来西亚《蕉风》月刊和吉隆坡《南洋商报》上题为《文坛忆旧》的文章三十余篇，内容包括罗隆基、潘光旦、黎锦晖、张恨水、鲁迅、田汉、王任叔、白薇、穆时英、黑婴、林庚白、李词佣、马宁、陈祖山、王绍清、李青崖、黄季刚、安娥、王莹、吴曙天、夏衍、蒋彝、陈翔水、陆小曼、杨骚、余慕陶、陈彬龢等。
此外，还写到新月社、上海戏剧协社和暨南大学师生组织的秋野社、暨南文艺研究会、槟榔社，以及上海出版界的一些主要机构，如亚东图书书馆、泰东书局、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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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温梓川在给上海学者陈子善的信中说：“关于文坛史料，我出版《文人的另一面》后，陆续写了几十篇，从《新青年》起，长的有万五千字，最短的五千字，凡是我认识的作家，我打算都把他写出，现在还未写完。书名拟定为《文坛画虎录》，有点幽默。”然而在同年，温梓川不幸病逝。后来学者钦鸿收集了温梓川这些回忆录，连同《文人的另一面》的文章，总共七十三篇，仍题为《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另一种》，在二〇〇四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钦鸿说：“温梓川所写的这些文坛漫忆文章，就他本人而言，只是自己生命旅程的回顾，是对交往过的文坛师友的缅怀，然而对于文坛来说，却不啻提供了很可珍视的重要史料。例如曾经发明‘面线点’检字法的张凤博士，与陈望道一起创办大江书铺的冯三味，过去是很少有人提到的。温梓川的回忆为他们留下了生动形象的剪影……不仅如此，他的回忆涉及的有些事情，对于我们消释某些文坛疑案也有一定作用。例如《何徐事件的内幕》一文，从知情者的角度对当年那场轰动一时的文坛纷争作了一定的内幕揭示。所以温梓川的文坛回忆文章，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温梓川还写了《郁达夫别传》，它是海外第一部郁达夫传记，首发于1964年——1967年马来西亚《蕉风》月刊。温梓川于三〇年代始便与郁达夫相识相知，直至郁达夫南洋遇难，因而掌握了郁达夫在东南亚期间大量的一手资料。重点涉及郁达夫的写作生涯、离奇生活、死亡之谜等，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但此书稿温梓川一直在修订中，生前并未出版，而编者钦鸿根据温梓川生前透露的信息，查找温梓川所写的《郁达夫与“左联”的恩怨》《郁达夫对徐之音的一段情》《郁达夫和传播“玉音”的李小姐》等数篇“续稿”，可谓费尽心血，最终在马来西亚友人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唯其如此，《郁达夫别传》在2006年首次在国内与读者见面，而且重点更为突出，更具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与国内其他的郁达夫传记明显有别。此书可谓“别传”中之“善本”。
除此而外，温梓川晚年还编导过话剧《清宫怨》，他并没有直接采用姚克的剧本，而是加以改编，而温梓川的夫人梁秀英在这次义演中也亲自粉墨登场，饰演慈禧太后一角，深获好评。温梓川说他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参加戏剧工作，那时他们的戏剧协社在上海南京路的卡尔登戏院演出《威尼斯商人》一剧，前后足足演了一个多月，而且场场爆满，佳评如潮。他说槟城的话剧远在抗战时期曾经蓬勃一时。到了七〇年代，槟华小学先后演过《孔雀东南飞》《颠倒众生》和《王宝钏》，这之后一停又是十多年。他希望随着《清宫怨》的演出后，能带动槟城的话剧复苏。而他也正在写一个以《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王熙凤为主线的四幕剧本。然而不幸的是，1986年10月6日，温梓川在槟城住院，做了眼和胆的手术，同年10月20日病逝。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