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绿色变革三重逻辑：能源、产业与制度重构

“十五五”时期是冲刺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最后5年，绿色转型的核心命题正在从“增加多少”转向“如何重构”，能源系统要从高比例接入走向高比例消纳，产业逻辑要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竞争维度要从规模优势走向技术优势和规则话语权。

文｜柴麒敏

ID | BMR2004

2026年，中国绿色革命的叙事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换。过去10余年，我们追问的核心命题是“还能增加多少新能源”“还能降低多少能耗”。今天，中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已首次超过煤电，预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装机将在年底达到总发电装机的一半，当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突破60%，中国绿色革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关口。

根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这意味着，零碳电力将历史性地从原来的配角成为主力。

“十五五”时期是冲刺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最后5年，也是中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个5年。这5年，绿色转型的核心命题正在从“增加多少”转向“如何重构”，能源系统要从高比例接入走向高比例消纳，产业逻辑要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竞争维度要从规模优势走向技术优势和规则话语权。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 柴麒敏

01

新能源发展历史性成就之后的“下半场”

绿色革命如果不能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闭环，其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

2026年注定是中国能源史上的标志性年份。多家权威机构预测，全年新增发电装机有望超过4亿千瓦，其中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超过3亿千瓦。数字令人振奋，但挑战同样严峻。其中，三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从“建得起”到“用得好”。 风电、光伏发电固有的间歇性与波动性，是制约其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电力系统的主要技术瓶颈。当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电力系统的运行逻辑正在被彻底改写，过去是“源随荷动”，现在是“源荷互动”，接下来将是“源网荷储协同”。新型储能被定位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新型储能装机要达到3亿千瓦。但储能行业本身也面临产能过剩风险加剧、收益模式尚未成熟的困境。2026年上半年，部分地区现货峰谷电价差出现收窄，直接挤压了电能量收益空间。建好了电站，如何让每一度绿电都物尽其用，是比建电站更复杂的命题。

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 过去10余年的绿色革命更多是“点”上的突破，光伏转化效率不断提升、风电单机容量不断增大、电池能量密度不断增加。但进入“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其不再是单一技术的线性进步，而是涉及发电、储能、输电、用电全链条的系统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呈现群体性突破、多领域融合态势。这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某一环节的领先，而是整个系统的最优。

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退役潮”。“十五五”时期，我国动力电池年退役量预计超过100万吨，风电叶片超过50万吨，光伏组件超过150万乃至200万吨。这些“新三样”退役后的资源化回收，不仅是环保命题，更是资源安全和产业闭环的命题。回收体系不健全、技术路径不清晰、资源化回收不充分等问题亟待破解。绿色革命如果不能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闭环，其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

02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碳达峰是矛盾还是共生？

“算电协同”核心逻辑是将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推动资源动态匹配与优化配置。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先进制造，这些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的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电力需求。根据相关预测，到2030年，我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将达到7000亿千瓦时，年均增长1000亿度以上，占用电量比重将突破5%，新增用电量中超1/3将被算力行业消耗，到2035年中国算力中心能耗将可能突破1万亿千瓦时，超过现在整个日本的电力消费量。

于是，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浮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会增加碳排放，这与碳达峰目标是否冲突？答案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新质生产力“长在绿电上”。算电协同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标志着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核心逻辑是将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推动资源动态匹配与优化配置。

算电协同的价值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绿电直供直连降低算力用能成本、破解高耗能约束，实现“以电强算”；另一方面，算力负载具有灵活调度潜力，可以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器”，在风、光发出电力低谷时段增加算力负载、在用电高峰时段转移算力负载，实现“以算优电”。特别是在当下“东数西算”“西主训、东主推”的人工智能发展逻辑下，在宁夏中卫，依托绿电双边交易与内部能效优化，数据企业绿电使用占比已突破80%。2025年宁夏数据企业绿电消费占比达87.6%；在甘肃庆阳，全国首个绿电聚合直供数据中心试点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向数据中心园区直供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在青海，联通智算中心建成“风光储充+算力中心”模式，实现100%园区绿电消纳；全国首批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已在贵州试点运行，优先选择风光大发低谷时段的绿色算力资源，既降低算力成本又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

这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新质生产力不仅不是碳达峰的障碍，反而可以成为绿电消纳的“稳定器”和能源转型的“加速器”。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能让绿电“追着算力跑”、让算力“跟着绿电走”。

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化，还涉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新能源产业自身的制造环节。光伏板、风机、锂电池被誉为“绿色产品”，但其生产过程并非天然绿色。电力消耗是新能源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锂电池、光伏组件而言，生产环节用电的碳排放往往占整个产品碳足迹相当大的比重。这意味着，如果制造新能源产品的电力来自煤电，那么“绿色产品”的碳足迹就会大打折扣。

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路径，是“以绿制绿”，用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品，这在多部委联合印发的“十五五”国家级专项规划和相关政策中已经得到了深入部署。从“绿色产品”到“绿色制造”，从“产品降碳”到“全链条脱碳”，“以绿制绿”正在重构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基础。

03

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

“碳排放双控”精准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管住碳，而不是管住能。

2026年，中国正式从实施多年的“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指标替换，而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

“能耗双控”的逻辑是“过程管控”，管的是用多少能源；“碳排放双控”的逻辑是“结果导向”，管的是排放多少碳。不同的能源品种的碳排放程度存在差异化，一词之差，天壤之别。这套制度的改革破解了地方发展存在的能耗指标与新能源消纳不足两个难题，形成了政策闭环。

在“能耗双控”阶段，一个地方如果用了大量绿电，能耗指标照样算数；一个企业如果用了绿色低碳能源，能耗考核不会因此获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激励的错配，用绿电和用煤电，在能耗考核中“一视同仁”。“十四五”能耗双控制度调整后又因算法极为复杂而缺乏操作性。而“碳排放双控”则精准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管住碳，而不是管住能。结果导向，逻辑简单直接。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随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的出台，意味着碳排放双控进入了可量化、可考核的硬约束阶段。碳排放双控要求通过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和市场碳交易逐步向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传导。

对地方政府而言，政绩评价体系正在被重构。自2026年起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构建“立规—监督—考核”闭环约束。多个省份的地方“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将“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衡量标准。招商引资的逻辑不再是“来者不拒”，而是“单位碳排放效益论英雄”，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审批将越来越难，新建和改扩建都要实行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绿色低碳项目将获得优先支持。

对企业而言，碳不再是免费排放的公共品，而是真金白银的成本项。碳定价信号持续释放，正从成本端、资产价值及行业投资方向三个维度对企业产生深远影响。经测算，“十五五”期间要实现碳达峰目标，仅重点行业对应的绿色低碳投资需要达到17.5万亿元，年均3.5万亿元。这笔巨额投资不会自动流向绿色产业，而是需要通过碳市场的价格信号来引导，谁的碳排放成本高，谁就有动力投资减排，谁的碳足迹低，谁就获得竞争优势。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碳排放双控正在推动绿色产业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过去很多绿色投资是冲着补贴、指标、考核去的，未来绿色投资将更多基于碳成本、市场优势、竞争力去做。前者是“要我绿”，后者是“我要绿”。这是绿色革命能否真正可持续的关键。

04

从“规模优势”到“规则话语权”的全球博弈

从被动应对壁垒到主动参与规则制定，是中国绿色产业必须完成的跨越。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已经无须赘述。中国已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了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中国新能源汽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前沿的电动化智能化技术。但领先地位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中国新能源产品走向世界，迎面而来的是日益复杂的全球绿色贸易壁垒。

欧美等工业化国家正通过加征“碳关税”、实施碳足迹标准、推行绿色供应链和企业ESG合规、强制要求本土化生产等手段，并以供应链泛安全为名，通过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市场准入限制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大幅抬高中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门槛。

2026年1月1日起，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实施，覆盖范围从最初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铝和氢六大行业向下游制成品延伸，第一和第二季度公布的CBAM证书价格都超过75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除碳贸易规则壁垒之外，关键矿产正在成为全球绿色产业博弈的另一重战场，竞争主线已不再局限于资源储量与原矿供给，而是围绕矿产资产归属、加工环节属地、终端电池制造与下一代储能技术形成全链条系统性博弈。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绿色产业的竞争优势需从多个层面实现跃升。

首先是从规模优势到技术优势。规模可以靠市场快速堆砌，技术优势则需要长期积累。中国在新能源制造环节的规模优势已经确立，但在前沿脱碳技术，如绿色氢氨醇、新型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固态电池等仍存短板，在高比能高安全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高效电解水催化剂、高密度储氢、钙钛矿电池等新材料方面仍需持续攻关。技术突破的速度，将决定中国能否从“绿色制造大国”走向“零碳技术强国”。

其次是从成本优势到标准优势。过去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同样的东西我更便宜”，未来的竞争将是“同样的标准我更高”。谁掌握了绿色标准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全球贸易新规制的主动权。中国需要深度参与全球碳市场、绿色贸易、碳核算规则的制定，主张兼顾各国发展阶段与差异化减排责任。从被动应对壁垒到主动参与规则制定，是中国绿色产业必须完成的跨越。

再次是从产品输出到系统输出。中国不能只卖光伏板、电池、风机，而要输出“绿色解决方案”，从绿电生产到储能调峰到智能运维的完整系统。中国已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形成系统性优势，下一步的关键，是将这种系统性优势从产业链内部扩展到全球市场，让世界不仅买中国的绿色产品，更采纳中国的绿色低零负碳标准、创新发展的增长路径。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绿色革命进入了“接力赛”的下一棒。如果说这一赛道上一棒的主题是“从0到1”，从无到有建立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产业体系；那么新一棒的主题则是“从1到N”，从规模领先走向系统最优、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从产品输出走向规则参与。这注定是一场更复杂、更深刻的变革，这不再只是能源部门的任务，而是涉及能源、产业、技术、制度的全方位协同；这不再只是简单的“加法”，比如增加新能源装机、扩大绿色投资，而是更需要“乘法”，即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市场活力、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系统效率。绿色革命的下一棒，需要的不只是决心和投入，更是智慧和系统思维，让绿色不仅是一种政策要求，更成为一种市场逻辑；让低碳不仅是一项约束力量，更是一种竞争优势。

（作者柴麒敏系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