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隋易夫 风神超迈老更奇
——《中国近现代名家大红袍画集 · 隋易夫》
隋易夫先生，山东海阳人。生于1923年3月。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新华社随军记者、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画院首任院长、山东美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画院艺术顾问、青岛市文联名誉主席、青岛画院名誉院长。
隋易夫有一个重要的艺术主张，就是他质疑“书法入画“的理论。这个主张在1996年12月30日给王朝闻的信中作了集中阐释。200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隋易夫》发表了那封信的节录，并加了这样的标题：《关于否定“书法入画”成套程式的通信》。可见经过长年的反复斟酌，他的观点丝毫没有退缩。隋易夫在那篇文章中表达了十分强烈的改革愿望：“我之所以否定文人画的语言包括‘书法入画’，是因为它已经脱离现实基础，必须改革，中国画才有出路。”这种改革愿望和创新精神是推进隋易夫个性化艺术尝试的内在动力。隋易夫的绘画并没有抛弃书法用笔，而且强调“书艺美”，这似乎与他反对“书法入画”的主张有矛盾。这种矛盾恰恰是理解他的绘画的关键。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美术史论家刘骁纯在他撰写的《吴昌硕、齐白石画脉的延伸——我看隋易夫的画》一文中指出：从美术史的角度看，隋易夫的画可以视为吴昌硕、齐白石绘画脉络的延伸。
中国传统绘画20世纪现代转型的“地壳运动”，隆起了若干大峰大脉，就画脉而言，突出者如张（大千）刘（海粟）的泼彩画脉、徐（悲鸿）蒋（兆和）的写实人物画脉、林（风眠）吴（冠中）画脉，其中吴（昌硕）齐（白石）画脉尤为巍峨高峻。而崔子范、隋易夫的绘画，则分别以各自不同的创造性延伸了吴齐画脉。吴齐画脉的后人不是齐白石的子孙，虽然他们追随齐白石的艺术，但基本处于模仿层面。
著名画家兼理论家周韶华，对隋易夫先生的中国画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他认为，一个卓有成就的画家，无不由鉴古照今，极虑专精和经年累月长期积淀的文化力维系的。他不但要从笔山墨海中打出来，而且毕生要对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精鉴博览中悟出艺术之道来。这是深层次的和持续恒久的文化表现力。所谓画道千秋，一闪如雷。这个“一闪如雷”就是文化的功，如雷就是文化功的爆发力。如果把艺术创造力、艺术生命力提高到民族文化精神来追求，那么文化力就是艺术的神魂，就是无穷无尽的艺术核动力。隋易夫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画家。
画家的文化素质、学养和文化力主要包含在三大块里：一是画家对民族文化的观照力；二是对外来文化的融合力；三是对当代文化建构的创造力。这三力之合就是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他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创新过程中他找到了以人为本，以人文精神介入花鸟画，这就找到了创新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因而也找到了与时俱进的契合点，找到了营造人性空间，张扬当代人的情思意趣，从而带动了笔墨的创新，形式的创新。因为新理念是明明白白的，思想情感新，笔墨形式不能不新。
这位八旬老画家在奋笔扬彩过程中，不断地在追寻新理念、新思维和新的表现手段，努力创造新空间、新结构、新语境，力求对传统做出新的解释，在融合中解决中国画语言的当代性问题。他的艺术心态始终保持一种鲜活机制，与时俱进的状态。如《艳阳纳凉》和《世纪首春意更浓》的响亮节奏感；《海滩鸥影》和《山丹丹》的抒情和谐美；《野菊》、《霜叶秋声》和《青桐红鸟》的色彩凝重与明快，都紧紧把握住当代花鸟画对人性、人情的关怀，人与自然和谐这一永恒的主题。
易夫先生的绘画语言自成一格。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的师承，无拘无束地从各种流派中吸收营养所致；另一方面，恐怕更重要的是“注入主体情感的物象，强化拟人灵气，其自然形象必“变”的结果。 在他的笔下，绘画语言成了“意”的替身和符号。易夫先生强调“物随我写”，尊崇“随意变形，形随意变”的创作方法，其要点是意与形的辩证关系。他变形而不失形的精神，他夸张又善于掌握分寸。他主要以线来表现物象形体，用笔畅快、明确、概括，富于变化，并用点和面来加以穿插，增加变化。
著名画家兼美术理论家程大力先生评论隋易夫先生的中国画创作时写到：
近20年来是隋易夫先生创作的黄金时期，在不断的学养积累中，他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画风。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注重画面的意境和形式感，蕴含着天趣盎然的蓬勃生命力，于平正中求得一种纵横俯仰的现代气息。易夫先生有一方闲章，叫做“随意变形”，边款也由这四字组成，横竖四排，自上而下，自左至右，可以读成“随意变形，意变形随，变形随意，形随意变”，这种“变”须得是自然而出，自出机杼，不必冥思硬创，刻意求新。随意而不刻意是艺术的高境界，“无鞍乘野马”，法度之外，规矩之中，是所有大艺术家的品格。
从隋易夫的画中可以看出，他在用笔上很受徐青藤大泼墨的影响，墨色淋漓，笔意纵横；而在造型上又不无八大、白石的韵味，如他的禽鸟、鱼虫。但在赋彩与构图上，他力求融入自己个性化的感受和西画的某些特点，显示出打破程式章法的生机趣意。如他的《太阳出来了》，满纸欣欣向荣的向日葵，仅留右上角一隅双双飞过一对晴蜓，左下角却以大片墨渖层叠写出叶影，真个是造化在手，随意成图，大写意的感觉酣畅淋漓。
厚德载物隋易夫 风神超迈老更奇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 隋易夫》献词
老百姓有句很通俗的说法：姜是老的辣，酒是陈年的香。这话对照易夫兄长的艺术来说，既切实，又中肯。
进入新千年，也就是易夫兄长的八十岁前后这几年，他好象告别了旧的时空隧道，眼无俗物，心手双畅，一变画风奇逸，神情飞动，含弘光大，积健为雄。笔墨中放情凌霄，色彩恣肆，卓尔不群。心态返老还童，艺术青春焕发，大有登峰造极之势，鸿鹄凌虚之态。笔情磊落吞宇宙，墨韵华滋浸八极，打造出一个隋易夫的花鸟画世界的新纪元。如果把他的新千年的创作称之为“朝花”，那么过去的创作便可归入“夕拾”。老朋友看了拍案叫绝，新读者看了也会刮目相待。把他放在同世纪的大画家群中，确实是又一株不相高下的参天大树。
一个卓有成就的画家，无不由鉴古照今，极虑专精和经年累月长期积淀的文化力维系的。他不但要从笔山墨海中打出来，而且毕生要对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精鉴博览中悟出艺术之道来。这是深层次的和持续恒久的文化表现力。所谓画道千秋，一闪如雷。这个“一闪如雷”就是文化的功，如雷就是文化功的爆发力。如果把艺术创造力、艺术生命力提高到民族文化精神来追求，那么文化力就是艺术的神魂，就是无穷无尽的艺术核动力。隋易夫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画家。
画家的文化素质、学养和文化力主要包含在三大块里：一是画家对民族文化的观照力；二是对外来文化的融合力；三是对当代文化建构的创造力。这三力之合就是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我认为在评价隋易夫先生时要抓住的要点就是这三力之合的支撑点。他的艺术有很高的文化含金量就在于此。因为他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创新过程中他找到了以人为本，画花鸟不只是在画花鸟，画花鸟本质上是在画人，画生命，以人文精神介入花鸟画，这就找到了创新的发力点；因而也找到了与时俱进的契合点，找到了营造人性空间，张扬当代人的情思意趣，这就找到了落脚点，抓住了创新的关键，从而带动了笔墨的创新，形式的创新。因为新理念是明明白白的，思想情感新，笔墨形式不能不断。
针对当下中国画千人一面，没有灵魂，缺乏理想和热情，不断克隆前人和平庸地复制自己的国画现状，这位八旬老夫子在奋笔扬彩过程中不断地在追寻新理念、新思维和新的表现手段，努力创造新空间、新结构、新语境，力求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在融合中解决中国画语境的当代性问题。他的艺术心态始终保持一种鲜活机制，与时俱进的状态。尤其是近年来创作的一些新作极具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其新颖感使人既惊奇又感叹，连晚辈也感到望尘莫及。
如《艳阳纳凉》和《世纪首春意更浓》的响亮的节奏感；《海滩鸥影》和《山丹丹》的抒情与和谐美；《野菊》、《霜叶秋声》和《青桐红鸟》的色彩凝重与明快；《杨荫叫哺》、《栖夕阳》和《初见世面》中鸟声花笑的合唱；《落霞与群鹜齐飞》和《胜似春光》的色彩斑烂与热情；《小鸟叫秋》、《莲叶何田田》、《黑白红变奏》笔墨运动的旋律感，都紧紧把握住当代花鸟画对人性、人情的关怀，人与自然和谐这一永恒的主题。它们是当代绘画语境的现代性的特征，是新空间、新结构的原创状态，是他自己的艺术价值观的活的表现，是属于隋易夫自己的当代性绘画语言系统。某些创新者之所以陷入盲区、歧途，就因为他们脱离中华文化品性，缺乏明确的理念和美学立场，看看隋易夫的创新，当会受到正面启迪。
1991年夏季，我曾以《无瑕人品清如玉 欲栽大木柱长天》为题，为隋易夫兄的大画集（199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写过序。当时对其印象特深的是，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的绘画得力于文学的滋养与支撑。用他自己的话说，“靠文学引路”，“文学是绘画中看不见的灵魂。”他的这个文学支撑点是自觉的，我对他的这种看法是由来已久的。的确是这样，王维、苏轼论画说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和“画是无声诗，诗是无形画”，把文学与绘画的互动关系表述得早已十分透彻了。在移情、拟人、表意和象征的追寻上，都显示着隋易夫的这种文学修养。那些精到和无比生动的花鸟造型，整体形式的情态结构，近似舞蹈乐韵符号表现，与其它姐妹艺术也有着相通关系，因为当代艺术是多因子复合结构，所以充满着蓬勃的生机和艺术表现的新品质，格调清新，富有文化品位。
在十二年前我的那篇文章中，曾十分敬重和推崇隋易夫兄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他憎恶贪官、图利、谋权的卑微，一生心地清净，不被身外之物所困扰，安于寂寞求道，所以才能步入艺术化境。其实，文学也是做人之道。一道通天地，一道通万艺，万艺归一道，最基本的是怀道养正，做一个真正的人。有真正的人，然后才有不受玷污的真正的书和画。“平生怀直道，大化养仁风”，在当下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弘扬正气，鼓吹仁风，净化文艺界的心灵。
在隋易夫的作品中，拟人化的情操以及人性、人情味的注入，对花鸟草虫生命的眷恋，在有生趣、有天趣、有情趣、有意趣上亟尽玄机堂奥，诠释的是人对生态环境的向往，人对生命永恒的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他的人格情操的形迹化，这是一个灵魂净化的世界，是一道理想的人文风景线。
齐鲁大地自古出圣贤。不出则罢，一出即是高山仰止。在艺术上王羲之父子、刘勰、颜真卿、李清照、蒲松龄等，至今熠熠闪光。青岛是山东现代化建设的龙头，是世界级的海陆空港口。山青水秀，海阔天空，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理气候和大文化环境对画家是有影响力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这方东北亚最美丽的乐土上的隋易夫，背靠崂山，面临浩渺无际的太平洋，得天地之道，人文之助，有多少诗情画意要抒发，有多少人文情怀要倾吐，因而，造就了隋易夫的心灵状态和艺术状态。由于海洋文化有形无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他的以人文精神为画旨的美学追求，给花鸟画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以彪炳花鸟画的人情生命为已任，使花鸟画的人情味十足，成为当今中国花鸟画坛闪光的一个最亮点。我以为，这就是隋易夫的意义和主要贡献。
——周韶华
2003年7月
境高情真关花事
——隋易夫先生花鸟画认识
隋易夫先生1923年出生于山东海阳，而今已届八旬高龄。这些年来，他的写意花鸟画在画坛享誉甚多，并引起广泛关注。易夫先生嘱我为他的作品写些评论的文字，我想我首先要表达的是对他深深的敬意，为他风风雨雨几十年对艺术追求的执著与深情。
隋易夫先生幼时即熟读家存诗书字画，遍赏族中上辈亲友所藏墨宝，心追手摹。一次偶然中他借得邻家一本《芥子园画谱》并观看小学老师在宣纸上作写意花鸟画，竟从此迷上了绘画，并穷一生之年华实践。1942年，19岁的隋易夫参加了革命工作，参与抗日宣传和创作活动。曾任新华社随军记者，参加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也曾在胶东区党报《大众报》上发表过他所画的毛泽东主席像，绘制过宣传英模事迹的连环画。这些在烽火岁月中磨砺而成就的艺术才能，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隋易夫先生一直在青岛担任美术界的领导工作，历任青岛文联副主席，《海鸥》月刊（今《青岛文学》）副主编，青岛画院首任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艺术追求，研究探析中国画的源流及技法，临习青藤、八大、缶庐、白石诸家，尤着意于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与探索。
近20年来是隋易夫先生创作的黄金时期，在不断的学养积累中，他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画风。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注重画面的意境和形式感，蕴含着天趣盎然的蓬勃生命力，于平正中求得一种纵横俯仰的现代气息。易夫先生有一方闲章，叫做“随意变形”，边款也由这四字组成，横竖四排，自上而下，自右至左，可以读成“随意变形、意变形随、变形随意、形随意变”，颇有一点绕口令的味道，不过，易夫先生所遵循的创作方法也隐含其中，因为他认为“形不变不足以入画”，但这种“变”须得是自然而出，自出机杼，不必冥思硬创，刻意求新。随意而不刻意是艺术的高境界，“无鞍乘野马”，法度之外，规矩之中，是所有大艺术家的品格。
花鸟画大约起于唐，至五代“徐（熙）黄（筌）异体”形成工写两大体系，表现着“富贵”与“野逸”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其中工笔花鸟在宋代发展到高峰，而写意的一派随文人画的兴起在元明清独呈异彩。中国人的哲学观点是“万物皆吾与也”，一切生物，甚至于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皆有生意，皆为世界，因此花鸟画也一直在中国画中有极强的文化隐喻和指代特征。比如，竹寓君子之节，兰拟隐士之操，梅比骚人之格，菊喻墨客之骨。此等描绘对象与创作主体一旦“神遇而迹化”，就成为直抒胸臆，表明志操，观照自身，启励他人的一面镜子。因此古人言花卉“无一不可以入画图而传于笔墨”（清•郑绩《梦纪居画学简明》），而入画图者又往往反映着画家的艺术取向而凸显其品格，即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
隋易夫先生在题材的选择上很少有固定的模式，在他的画幅里涉笔成趣的倒都是些寻常花草，如芭蕉、海棠、雨荷、玫瑰、木绣球、绿柳、红柿、向日葵、老玉米，都是些在平日里随处可见的物事。读其题跋，也知这些画往往因季节递嬗，风雨晴晦感怀而作，或是游历写生而成。如他于1988年画的《槟榔火鸡》，就出脱于他该年6月下旬游海南岛的写生中。简洁生动的造型，率直遒劲的用笔，表达着一种鲜明、爽朗、平朴的艺术个性。
从隋易夫的画中可以看出，他在用笔上很受徐青藤大泼墨的影响，墨色淋漓，笔意纵横；而在造型上又不无八大、白石的韵味，如他的禽鸟、鱼虫。但在赋彩与构图上，他力求融入自己个性化的感受和西画的某些特点，显示出打破程式章法的生机趣意。如他的《太阳出来了》，满纸欣欣向荣的向日葵，仅留右上角一隅双双飞过一对蜻蜓，左下角却以大片墨渖层叠写出叶影，真个是造化在手，随意成图，大写意的感觉酣畅淋漓。
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中，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极尽笔墨披离清润之能事，八大山人则将“写”的意味推向极致。后来吴昌硕以金石趣味入画显示出雄肆朴茂的画风，齐白石则以“一花一叶扫凡胎”的磅礴大气再创高峰，使得花鸟画坛高峰林立，后人要想超越与创新确乎难事。继齐白石之后，一些优秀的花鸟画大家有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崔子范等，有意思的是他们几乎都是山东籍画家。1962年的夏天，隋易夫先生以《番瓜花》、《雏鸭》参加了山东籍画家（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俞剑华等）与青岛市书画界的联展。那是“文革”的前夕，花鸟画早已在50年代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呈停滞状态，远远不及人物画的蓬勃发展。隋易夫先生能够坚持在花鸟画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或许也得益于这种小范围的学术交流和不懈的艺术思考吧。
隋易夫先生没有进过美术科班，也未曾拜师受业，一切学习均靠个人的勤奋和颖悟，因此他自比是一位拓荒垦植的农夫。但他是一个勤劳的农夫，也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农夫。虽然耕作辛苦，但农夫也有在旷野开垦点“自留地”，收获点五谷杂粮的快意。在荒野里奔波，择路自由，取法也随意，不必在意繁文缛节和框框条条，也较少受到外界风风雨雨的冲击和左右。
对文学的爱好更使易夫先生具备一双慧眼，帮助他在求艺的路途中识别真伪好坏，给他以鉴别文野尺度，也给他以独立判断、主动选择的眼光。他认为绘画与音乐、诗词一样，是一定的观念、情感的表现形态。因此当继承传统时，首先必须明白古今的时空变化与情感变化。传统中可以吸收的优秀东西很多，但重要的是要根据时代情感的变化和自己的艺术个性选择吸收，变他法为我法，变无法为有法。这是他对艺术的一种基本态度，也影响着他几十年艺术创作的具体实践。
记得1993年春天，易夫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的首次大型个展，给画界的朋友以深刻印象。10年过去了，先生的作品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这本画册是他多年的收获，为我们研究当代花鸟画又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
——程大利
2003年12月
隋易夫
1923年3月出生，原名隋述先，山东海阳人。擅长中国画。自学绘画。他早年参加革命，当过新华社随军记者、文学刊物的主编、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画院首任院长、山东美协常务理事等职。他的革命经历、丰富的文学素养和厚重的艺术底蕴在经过半个多世纪潜心修炼后，融入他的笔墨之中，使他达到澄明、浑厚、大气的境界。特别是在步入晚年之后，他好像告别了旧的时空隧道，心态返老还童，艺术青春焕发。
于南京、武汉、济南、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花鸟画展。作品《墨荷白鹭》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入“善本特藏库”；《白鹭清风》、《春光好》中国画研究院收藏；《春光曲》、《红莲翠鸟》中国美术馆收藏。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4年、1995年分别出版《隋易夫画集》、《隋易夫画辑》，2004年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隋易夫》。作品《莲动下渔舟》入选《中国当代美术·中国画上卷》。1993年应邀赴中央美院讲学。
2005年初，隋易夫先生的作品与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潘天寿等大师的作品一起被收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画册，成为山东省美术界的光荣。此次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隋易夫》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继1984年出版《隋易夫画辑》、1995年出版《隋易夫画集》之后又为隋易夫推出的一册大型画集，成为中国画坛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