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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创立之初斗志昂扬，但不知不觉中就生出了败坏。一个组织成立之际人人争先，但不知不觉中就丧失了朝气。一个王朝初创之时主雄臣贤，但不知不觉中就走向了腐败。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黄炎培指出这是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左传》指出这是禹汤桀纣的问题：
黄炎培总结了现象，左传给出了原因。虽然都不算引喻失义，但还是缺乏深刻。形象地描述这种情况，阿拉伯世界的这句谚语可能更贴切：一匹正在倒下的骆驼会吸引很多把刀。理论地解释这种情况，它应该是个系统走向衰败的问题。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就是如此。我们总是简单化地认为唐亡于藩镇。但是，藩镇只是一个问题，或者只是问题的表象。大唐的灭亡，是一个系统走向衰败的过程。而正在倒下的大唐，吸引了无数把刀。
01.我们总要找一个坏人，因为要获得成本最低的确定性
宗教是在解决信仰问题，迷信是在解决确定性的问题。人总是需要在未知的世界和未知人生中寻找确定性。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急于获得答案，即便这个答案可能不正确。
一个公司为什么倒闭？因为有个叛徒。一个组织为什么涣散？因为有个小人。一个王朝为什么灭亡？因为有个奸臣。这就是坏人思维，把所有的问题聚焦到坏人身上，自然也就获得了确定性。
公司、组织和王朝都是系统，甚至是一种活系统，都有非常顽强的抗打击能力。一个好人不能让它兴盛，一个坏人也不能让它衰败。把复杂的系统问题归结到坏人身上，不仅自然而且简单。坏人随便定义，坏人也就随处可见，于是坏人根本就不用找。用最容易找到的坏人，来解释一切问题。这是在用最低的成本获得确定性。
《左传》指出的禹汤桀纣问题，就是一种坏人思维。因为禹汤，所以其兴也勃焉；因为桀纣，所以其亡也忽焉。
大唐为什么衰败？因为安史之乱。大唐为什么灭亡？因为藩镇问题。虽然安史之乱和藩镇问题只是事件，但也是坏人思维定义下的“坏人”。解释归结到坏人，就相当于思考遭遇到上帝，一切都有了归宿，一切也都有了确定性。
02.安史之乱让大唐屈膝，藩镇问题让大唐倒下
系统总要遭遇意外，或者说遭遇问题。但是，好的系统一定能够抗打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今天得场病、明天受个伤，都不至于遭遇系统崩溃、一命呜呼。
安史之乱，对于大唐来说，只是一次国内战争。但是，却让大唐屈膝了，因为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于是伤重屈膝。藩镇问题呢？公元781年到786年的藩镇叛乱，确实击倒了大唐。先是四镇造反、再是五镇相王，间接引爆了泾原兵变和李怀光叛乱，战火从山东烧到了关中，直接把唐德宗赶出长安。
但是，经历唐宪宗的雷霆削藩，大唐实现了所谓的中兴。在唐宪宗末期，藩镇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彻底解决。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割据半个世纪的河朔三镇，重归朝廷。
安史之乱让大唐屈膝，藩镇问题让大唐倒下，但是宪宗之后的大唐应该是重新站了起来。因为这两个“坏人”，即安史之乱和藩镇问题，已经被消灭了。之后的大唐是不是可以盛世荣耀了？没有，大唐继续倒下。宪宗之后，河朔三镇重新独立，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所以，问题就不能完全归结为坏人，在坏人的底层还有“坏人”。这个真正的“坏人”，才是让大唐正在倒下的根本原因。
03.大唐遭遇的是系统问题，向着崩溃的边缘倒下
看似是个小问题却费尽资源也解决不了。在宰相杨国忠看来，安禄山造反旬日可平。但大唐费尽资源、耗时八年，也没有彻底解决。
多次试图解决，但从来都是无功而返。河朔三镇就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大唐一直尝试解决，但却一直解决不了。
问题本来可以解决，但大家却故意不解决，甚至对问题选择了忽视。公元831年，幽州再次爆发兵乱，给了朝廷解决河朔问题的契机。但是，宰相牛僧孺却一笑了之，彻底放弃。
安史之乱与河朔三镇的问题，以及后来演变的藩镇问题，就是这种的症状的问题。而这种症状的问题，就不再是因果关系明确的坏人问题了，而是系统问题。
大唐王朝的国家系统出了问题。认识系统问题需要理解两个概念：
一个是正反馈，即正增强回路。简单表述就是“越来越来”的模式。藩镇越不忠诚，藩镇问题就越严重；藩镇问题越严重，藩镇就越不忠诚。在正反馈回路下，事情总会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可以是坏的极端，但也可以是好的极端，好的极端如宪宗朝的削藩。
一个是负反馈，即平衡回路。简单表述就是一种目标回归。节度使要消灭皇帝，但藩镇大兵不同意；个别藩镇要建立独立王国，但是其他藩镇不同意。在负反馈回路下，事情总会向着本来面貌回归。可以是好的回归，也可以是坏的归回，坏的回归如削藩总会遭遇阻力。
是好是坏，主要由观察视角和站位立场所决定。但看待系统问题，你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关系回路，从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角度去深入认识。
04.大唐统治危机的正反馈回路，共识资源不断被透支
大的公司、大的组织以及国家这种庞然大物，都是一种想象的真实。想象的真实，其基础是人们的共识。所以，国家这种想象的真实，其最重要的基础，往往不是输出暴力的能力，而是合法性这种共识资源。
安史之乱后形成了一种正反馈回路。而这个正反馈回路，一直在透支大唐帝国的共识资源。而透支的原因，就是系统整体与系统部分的目的总会有矛盾。
帝国是由各部分要素构成的系统。这些部分要素，既可以是县、州、道、镇这些部分，还可以是士农工商这些群体。帝国维持统治需要组成帝国的部分要素，形成共识资源。但这只是作为整体的大唐王朝的目的。而部分要素，也有自己的目的。而它们的目的，并非与整体的目的相同。
安禄山造反，并非只因为安禄山一人发难，而是整个范阳边镇精英集团和职业军人的集体意志。这伙人是大唐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唐王朝的最强军事存在。但是，他们的目的，已经与王朝的目的相悖了。帝国的共识，在他们身上失去了效用。所以，安史之乱，并非只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坏人要造反，而是三镇大唐边军集体要造反。造反是为了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利益。
为了平定造反，大唐帝国就要组织战争。战争需要消耗资源，既有物质资源又有精神资源。而这个精神资源就是输出王朝的共识资源。帝国的各个部分，如县、州、道以及藩镇，都要因着帝国共识资源，也就是对大唐的忠诚，来贡献力量，以消灭叛军。
于是，一个不断输出甚至透支共识资源的正反馈回路就形成了。
越要平定叛乱，就越要输出共识；而越输出共识，就越容易侵害部分和要素的利益，也就越容易造成叛乱。这是把共识资源当成库存来讲。反过来把“不忠诚”当成库存来讲，就是：藩镇越不忠诚，藩镇问题就越严重；藩镇问题越严重，藩镇就越不忠诚。
05.力量与忠诚，力量越是虚弱就越是难以收获忠诚
唐玄宗出逃四川，遭遇马嵬兵变。“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皇帝唐玄宗只能靠着杀媳妇的手段，才能平息士兵的怒火，目的就是换取士兵对皇帝的忠诚。
但是，杀媳妇也没用，走到扶风的时候，士兵们仍旧怒火难平，还要组织兵变。正当兵变将发未发之时，“会成都贡春彩十馀万匹”。玄宗皇帝当即就分了这笔巨款，这才重新获得了士兵的忠诚。
大唐皇帝要获取忠诚，只能用钱买了。玄宗皇帝是如此，玄宗以后的皇帝也是如此。没有钱，大唐皇帝就无法收获忠诚。皇帝如此，大唐王朝呢？
宪宗之后，河朔三镇重新独立。大唐王朝为什么没有效仿宪宗皇帝战争征伐？不是主弱臣怂，而是大唐的国库已经没钱了，朝廷没了平叛的力量。这还是一个正反馈回路。藩镇越是叛乱，帝国力量就是虚弱；帝国力量越是虚弱，藩镇就越是叛乱。
为了制衡藩镇，就需要增强朝廷的力量。所有的力量都可以转化为财政的力量，所以朝廷就要收割地方财力。于是，江淮财源在不堪收割之后，开始频繁出现驱逐节度使的问题，地方利益与朝廷利益的矛盾不仅尖锐而且激化。这还是一个正反馈回路。朝廷越是缺钱，江淮就越是对立；江淮越是对立，朝廷就越是缺钱。
后期再出现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藩镇的问题了，而是财政问题，军变问题和农民起义的问题。而其原因就是大唐王朝已经难以通过输出暴力，维护统治秩序了。帝国越是没有力量，就越是无法收获忠诚；而越是无法收获忠诚，就越是没有力量。
大唐皇帝收割忠诚，需要靠前来买。大唐王朝收割忠诚，只能靠力量来威慑。而其原因就是共识资源已经被透支。
06.王朝灭亡是个系统问题，衰败的王朝是一匹正在倒下的骆驼
穿越到上个礼拜，你肯定能买彩票发财；穿越到十年前，你肯定能炒地产发家；但穿越到千年之前大唐，你能当一个好皇帝吗？
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问题，靠着穿越的未卜先知，都能解决。所以，运气和聪明，只能解决这种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简单问题。而复杂的问题，如两难问题和棘手问题，就不是运气和聪明能解决的了。最纠结的事情莫过于按下葫芦浮起瓢，而葫芦和瓢的表象之下则是系统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系统思维的视角，来看待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复杂。
王朝灭亡是个系统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你最好不要说解决，因为能够认识清楚、给出解释，就已属不易。系统思维能够给你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你可以从财政角度确定反馈回路、可以从共识角度确定反馈回路，还可以从央地关系确定反馈回路。无论哪种反馈回路，都能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帮助探究解决攻略。
衰败的系统就是一匹正在倒下的骆驼，会吸引很多把刀，会遭遇无数的问题。就事论事的去解决问题，靠着运气和聪明可以成为一个解决问题高手，但往往于事无补。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其兴也勃焉的伟大帝国，却几乎找不到一个称得上真正中兴的王朝。
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值得敬佩，因为他们的帝国雄心。但是，在王朝衰败之际，还在忍着非议、憋着委屈，向着阳光、吭哧吭哧地解决问题的人，如唐德宗、唐宪宗，也值得敬佩。因为他们是最难的一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