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中国的经济前景如何？对世界经济的未来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对全球政治的未来也同样至关重要。”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如是说。近日，马丁·沃尔夫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一场有关“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展望”的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就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投资和消费领域该如何实现目标等问题分享了个人观点。他表示：“今天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或许它将决定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的经济发展前景。”
日本经济“失落”有哪些教训？
“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离高收入水平还有一段距离，这意味着有更大的增长潜力。此外，日本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十分单一，这使其政府可采取的举措较少。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如果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不会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沃尔夫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历史上的日本和中国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在峰值时一度达到40%左右，这对一个从零开始建设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制造业国家来说很棒，因为这些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
他进一步说，当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后，其储蓄率仍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5%，但投资率有所下降，账户盈余激增。当时，日本没有做出及时降低储蓄率的明智决定，反而决定扩大国内投资，疯狂降低利率、扩大信贷，这使得日本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繁荣，并在1990年达到顶峰。但这一泡沫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破裂了。而在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刺激政策，也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变宏观经济结构，这导致了通货紧缩。
“这是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学到的教训。”沃尔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要让通货紧缩开始，这非常重要，否则物价可能持续下跌，当人们预期价格下跌后，货币政策将变得无效，国家将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而这意味着昂贵的代价。”
值得重视的两个问题
这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核心目标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全面的高收入国家，尽管当下面临更多挑战，但这一目标仍然是可以达到的。他认为，为达成这一目标，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基础生产力，即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比例的指标。
沃尔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可以寻找新的大规模的国内投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高效且富有生产力，吸收当下无法被有效吸收的储蓄。“在我看来，已经在进行的最可行的大规模投资是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
他表示，中国也可以增加制造业尤其是新技术制造业的投资，不过这需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对制造业的投资可能会导致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如果想要出口到欧洲或美国，也许会遇到一些阻力，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规模仍较为有限。
在投资领域，沃尔夫认为，需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已建成，房地产将无法继续在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要生产“有价值的GDP”，即能实际为中国民众的现在或未来带来好处的GDP。他认为，中国部分地方在过去建设了一些无人使用的高楼大厦，这在未来需要被避免。
“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
“不过，比投资更重要的是消费。”沃尔夫对《环球时报》记者强调，在储蓄无法被投资充分吸收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必须得实现上升。
“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于每个达到中国GDP水平或更高水平的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都是消费。问题是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沃尔夫表示，消费可以是公共消费，也可以是私人的家庭消费，如果是公共消费，即意味着需要做税收调整，如果是私人家庭消费，则需要降低家庭储蓄率和收入再分配的组合性政策。他认为，这些都颇具挑战，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
在谈及全球化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问题时，沃尔夫认为，从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根本驱动力源自资源与成本红利、运输及通信技术革新、政策和政治开放。近年来，这些驱动因素的活力有所减弱，导致了全球化步伐的减缓。
“全球化在休息”，沃尔夫表示，“我生命中的一大讽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说服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发达国家‘剥削’它们的阴谋，我花费了很多努力，直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功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态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体转变了。但现在一切都颠倒了，现在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反对全球化。”
不过，沃尔夫认为，“超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结束，全球化的势头依然强大。最近几年来，西方企业越来越重视政治风险，并寻求多样化供应链来对冲，但这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当前的问题在于能否建立一个信任与合作的框架，为此，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必须非常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