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曾会 |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桐城派研究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许曾会

作者：许曾会,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摘　要: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清末新政;桐城派;直隶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近代化视野下的桐城派研究(1895—1927)”(AHSKY2021D170);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桐城派名家家风家训资料整理与研究”(GXXT-202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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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2023.03。

2.本文经期刊、作者授权，转引以原刊为准。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著籍者数千人” ①,“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桐城之学”② ,形成了以直隶为地域核心的北方桐城派。吴门弟子遍及全国各地,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日本弟子,但最核心的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直隶弟子群体。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编《吴门弟子集》,收录了78位声名颇显的吴门弟子的诗文,其中大多数是直隶弟子。吴门弟子群体,大致分为两辈 ③。本文所指的北方桐城派主要是“年辈稍后”的吴门弟子,多出自直隶保定的莲池书院,吴闿生称之为“莲池群彦”。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时刻,他们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亦各乘时有所建树,或仕宦有声绩,或客游各省佐行新政,或用新学开导乡里,或游学外国归而提倡风气,或以鸿儒硕彦为后生所依归”④。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直隶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中成绩最为突出,“独为诸省之冠”⑤,成为其他省份纷纷仿行的对象,而这其中也有属于北方桐城派的一份功劳和贡献。学界关于清末直隶新政的研究成果丰硕,有纵横贯通的整体研究,也有某一领域的具体研究⑥,但在众多研究中很少有注意到北方桐城派这一群体对于直隶新政的作用,或是没有注意到参与者桐城派这一背景。而从桐城派研究来看,学界从历史学视角对桐城派的近代转型已有所关注,但多从文化思潮的角度来剖析,或是宏观概述①,对于桐城派在晚清改革中的具体作为和贡献涉及不多。本文即以北方桐城派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如何参与、推动清末直隶新政的改革,希冀加深对直隶新政的认识,并进一步丰满近代桐城派的形象。

（吴汝纶）

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北方桐城派受吴汝纶的影响,且又多留学或游学过日本,“及东游以后,遍涉其教育诸书”②,因此很多人在教育方面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怀揣教育救国的理想,投身直隶的教育改革。

桐城派从来不是故步自封的,在教育上更是如此,甚至常常走在时代的前列。吴汝纶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指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 ③,吴门弟子也多倡导废除科举。常堉璋就指出,“欲兴国家励人才,莫不曰道在学堂也,某更一言以抉其本曰废科举”,“无停举而不睹多才之盛”④。1902年,吴门弟子邓毓怡、常堉璋等在吴汝纶的指导下,在北京发行半月刊《经济丛编》杂志。该杂志专设“教育”一栏,创刊号的“叙例”认为“国之不振病在乏材,而人才之乏由于教育不讲”⑤。该专栏不但刊登桐城派学者的相关文章,如《废科举议》《振兴商学议》《直隶学堂利弊说》等,表达他们自己的教育改革观点,还注重引入国外学者的教育学论述,如连载英国学者斯宾塞的《学界导源》、日本学者牧濑氏的《教育分类概说》《教育管理术》等 ⑥。同时,专栏又大量介绍日本学制、学规,如《日本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日本学制大略》《日本小学校教则大纲》。此时的桐城派对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充满各种设想和规划,并且满怀期待。所以《经济丛编》杂志“兹于教育一事或述理论,或纪方法,或具载外国学堂之规则、课程,以为师范之资用,备当世建设学堂之考镜焉”⑦。该杂志一直持续到1904年,于新政时期有一定的影响力。

1904 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严修主管直隶教育。严修是吴汝纶的著籍弟子,对于推动直隶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⑧。因严修的提携,很多桐城派学人被招揽担任各种与教育相关的职务。如严修仿效日本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办法,首创查学制度,以期能准确掌握各府州县兴学办学的实际情况。当时顺天府查学高步瀛,保定府和易州直隶州查学王振垚、吴鼎昌,河涧府查学刘培极,广平府查学刘登瀛,天津府查学马鉴滢,大名府查学齐福丕,皆清一色的桐城派 ⑨。他们针对地方教育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很多建议,做了很多实事,对直隶地方教育的发展贡献颇多。保易查学吴鼎昌建议“各州县高等小学堂学生饬令自费,以节经费而纾民力,并希先于津、保官立各种专门学堂试办,以为之倡;请速将教科书检定颁发各州县俾归□一;省城宜立两等模范小学堂为各处标准”①。保易查学王振垚,“查学所至,一以伦理心理改造其校风为宗旨……是以演说为用,各地不同,苦口焦思,懵冀拯沦胥于万一”,又“草定学董读书规条,限每日五页,令取教育学管理法诸书亲笔点阅,如查无点阅之迹,问而不能举其说者,即以不得充当学董”②。

1905年底严修入职学部,1908年又一位桐城派学人执掌直隶教育,便是傅增湘。他于1891年入莲池书院,从吴汝纶研习经史,师法桐城 ③。1902年,傅增湘入袁世凯幕府,深得袁世凯器重。在就任直隶提学使一职期间,傅增湘为直隶师范教育发展呕心沥血,“三年之中,减骑从,冒寒暑,走穷村古寺,目验而口喻之。……盖提学巡视之举,全国莫先焉。复筹设初级师范四校,分布保定、天津、滦州、邢台各地,为全省小学广储教师”④。

新政时期的桐城派学人还用丰富的教育实践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积极创办各种新式学堂。严修、傅增湘自然是很典型的代表,此处不再赘述。另如 1902 年,作为同门且又同乡的王振垚与谷钟秀 ⑤,在他们的家乡定县共同创办定武学堂,并邀请贾恩绂担任主讲,贾恩绂于此期间还编写完成《定武学记》一书 ⑥ 。1903年,齐福丕与同门同乡好友刘登瀛共同创办南宫两等小学堂,齐福丕任堂长。1909年,齐福丕又创办南宫县中学堂,后人赞齐福丕“教育报国终生志,一生心血强国愿”⑦。邓毓怡和其兄邓毓恺在家乡大城县先后创办私立启智学堂和自强女子学堂,自强女子学堂是直隶省最早的女子学堂,附近女子均可免费入学,在当时形成一定规模,影响较大 ⑧。籍忠寅“尝与兄筹设本村蒙养学堂。复纠合县绅,创设任丘高等小学堂。又联合同志,创立知耻学社,于京师设分社。于直隶各县教育事业,夙所究心” ⑨。办学之外,很多桐城派学人为了新式学堂的教学,还编译或编著了不少新式教材。如邓毓怡编译日本肋水铁五郎的《矿物界教科书》,谷钟秀编译日本山上万次郎的《最近统合外国地理教科书》,王振垚编著有《中国地理》,贾恩绂编著有《地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桐城派中很多人既是同门又是同乡,又怀有一样的教育救国理想,所以志趣相投的他们选择在一起办学。北方桐城派于新政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多是在自己家乡创办,且都是家乡最早的新式学堂,为直隶地方上的新式教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直隶新政的教育改革是一大亮点,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使得直隶在清末教育中居全国前列。在此次教育改革中,北方桐城派既有执掌直隶教育、谋篇布局的领导者,也有穿梭于地方、兢兢业业的管理者,还有创办新式学堂的实践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共同促进了直隶新式教育的发展。

（严修）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地区的立宪运动可圈可点,北方桐城派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于甲午之后留学日本攻读法政,认为“法政为当今重要之学。变法更制,以图自强,必自法政始”①。回国后,他们成为地方上有名的士绅,用自己的学识、社会影响力,推动立宪运动,希冀实现“立宪救国”的愿望。

1907年3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试办地方自治,设立天津府自治局,局员中便有阎凤阁、常堉璋、籍忠寅等留日归国的桐城派。5月,阎凤阁等上禀督署,请把天津试办的地方自治扩展到全省,将天津府自治局扩大成直隶地方自治总局,并筹办直隶各府、州、县地方自治事宜 ②。1908年,直隶成立咨议局筹办处,桐城派清末状元、翰林院编修刘春霖和王振垚任筹办处总检查员,阎凤阁为筹办处庶务科科员 ③。1909年10月直隶咨议局成立,经过层层选举,阎凤阁以最高票数 107票当选为咨议局议长,王振垚以98票当选为副议长,桐城派的籍忠寅、谷钟秀、贾恩绂、吴鼎昌、邓毓怡、崔谨、于邦华等当选为议员,刘春霖、籍忠寅、于邦华还被选为中央资政院议员 ④。

咨议局成立后,为推动工作顺利展开,阎凤阁、王振垚发起“顺直咨议局议案预备会”,因为“素不相识之人萃之于一室,谋全省夙不经手之大政”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⑤,议案预备会是要帮助议员了解全省大政以便准备议案,使咨议局发挥真正的作用。在预备会的带动下,立宪派纷纷提出各种议案。不仅如此,作为京畿重地直隶的咨议局,正副议长阎凤阁、王振垚更是自感身担重任,对当时立宪运动的发展殚精竭虑、出谋划策。阎凤阁在第二届顺直咨议局开会演讲中提到,“咨议局虽为章程所限,不能溢出一省之范围,然所提各案苟能尽利推行,则于国计民生亦大有利益。将来审查各议案,诸君总须注重此点。庶成效渐著,不至使吾辈有坐食之讥”⑥。1910年,由于觉得顺直及其他各省咨议局开办一年却“卒无大效”,王振垚上书资政院,认为主要原因是“议决与执行两机关之相互争执”,为此提出九条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议决权宜划清范围;第二,预算权宜确行规定;第三,公断法宜明定方式;第四,公布法宜分别实行;第五,议案批答宜定期限;第六,会议期宜少延长;第七,公文式宜再行更定;第八,常驻议员应准复议;第九,陈请事件必当批答⑦。王振垚还针对宪政编查馆规定咨议局常驻议员没有议决督抚交议之权的章程,借上海立宪请愿会将邀请各省议员代表于上海开会之时“同筹合议谋所以对待之方法”,号召各省议员团结起来,督促宪政编查馆以追改其命令,争取咨议局常驻议员更多的权利,“造福于全国”⑧。

谋求体制的不断完善,是希望能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直隶的发展。直隶立宪派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比如,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抢夺中国矿产资源,直隶省的开平煤矿也在其中,为此,咨议局成立后议员及直隶士绅都在积极争取赎回开平煤矿。1911年3月20日至21日,为开平矿案,直隶绅民在咨议局开会筹商办法。阎凤阁被推荐为会议临时议长,报告开会宗旨,述咨议局成立以来即以全力挽救此案。经过两天讨论,最终决定上书政府,请向英国交涉,由绅民集款备赎。后推举王振垚、贾恩绂等为上书起草员,刘春霖、贾恩绂、韩德铭等为上书代表 ①。虽然最终没能实现愿望,但是他们的努力也不是没有一点效果。为了防止本省矿产资源再次丢失,顺直咨议局议决今后凡商人开矿均须知会咨议局,以备查核而仿冒滥 ②,顺直咨议局拥有了监督全省矿产资源的权力。

由于全国立宪运动的不断发展,各地出现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热潮。直隶立宪派也以直隶咨议局为阵地,积极响应。如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后,1910年9月,阎凤阁和王振垚代表直隶咨议局赴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与全国各省咨议局代表一起为下一步的请愿活动做部署安排。为配合第三次国会请愿,1910年10月,直隶各界人士1000余人召开大会请愿速开国会。会后,群众在议长阎凤阁等人的带领下,在天津督署行辕门前游行示威,要求直督代奏请愿书。随着请愿高潮的到来,各种立宪政党纷纷成立。1911年6月,宪友会于北京成立,籍忠寅参与了宪友会的发起,并当选为候补常务干事,“公乃联合同志,发起宪友会,以为政党基础。其大议,则劾军机大臣庆王奕劻,劾邮传大臣盛宣怀,审查预算,颁定新刑律,颁布十九信条,公皆主议者也”③。各省支部也相继组创,籍忠寅和刘春霖为直隶支部发起人,籍忠寅还担任宪友会直隶分会副干事长,刘春霖和王振垚等为分会候补干事④。宪友会直隶支部共有会员170多人,以顺直咨议局议员为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北方桐城派群体中还有一位声名颇显的京官刘若曾 ⑤。清廷开始预备立宪后,1905年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并严格筛选出一批随从人员,刘若曾时以长沙知府身份被选调同行,历英、法、美、奥、匈、俄六国,又奉命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诸国。刘若曾还在出使途中,便被清廷任命为考察政治馆提调。1906年6月回国,刘若曾被授为太常寺卿,9月改授大理院少卿,沈家本时为大理院正卿,“商同正卿,创兴院制,延登俊良,审画挈令,以垂式天下。司法独立,自此始”。后又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修订法律大臣、法制院院使、大理院正卿等职,“诞章琐目,多关决于公”⑥ ,“与刘仲鲁讨论《府厅州县自治章程》,略有所争持,然仲老所主张者固不为无理。余寻悟,改容谢之”⑦。刘若曾于中央所任职务均与推动立宪有关,参与了清政府诸多法律的讨论、编修和制定,因此也成为当时很多北方桐城派学子在直隶立宪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进京商讨的对象,给予直隶立宪运动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直隶地区的立宪运动主要是直隶士绅来推动的,而直隶士绅又以直隶地区桐城派为核心。桐城派的科举功名、留日背景以及丰富的宪政理论,让他们在直隶的立宪运动中备受青睐和欢迎。立宪运动也给桐城派学人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他们成为这场运动中的领导者和重要参与者,无论是在直隶咨议局的筹备、发展还是后来政党的组建,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在直隶立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袁世凯督直时效仿西方在直隶创办警政,被视为中国近代警察建设的真正开端。直隶警政的创办,桐城派学人参与其中,共同推动了这一新兴事业的发展。

1902 年,袁世凯于直隶省城保定首办警政,成立保定警务局,设总局一所,总局下设东、西、南、北和四关共五个分局。1904 年,袁世凯对保定警政进行调整,保定警务局与保定工程局合并,组建保定工巡总局。工巡总局既负责管理警察事务,也管理工程建设事务,实际上是地方司法、警察、市政管理合一的混合机构。袁世凯任吴篯孙为工巡局总办。吴篯孙,字彭秋,原籍河南固始,清末举人,父官直隶,遂居家保定。莲池书院同窗好友傅增湘在为吴篯孙所撰的墓表中称:“桐城吴挚父先生主讲莲池,一时鸿生俊士争集于门。余与君咸以侍亲保阳,亦执蛰居弟子列。……君故仪观壮伟,智略环奇”。后经荐入袁世凯幕府,“倚畀之专,权寄之重,他人莫敢望” ① 。《贺葆真日记》1906 年7月7日记载:“时吴彭秋观察篯孙,世湘之兄也,亦尝居吴先生门下,今充保定警务处总办,闻吾父将往保定,乃令王君持函并赍水物四种来迎” ②。吴篯孙后又被委任为天津巡警局督办,“监管全省警务处,二年始谢去”③。吴篯孙在掌全省警务期间,对直隶的警政建设多有创设,尤其在规则章程的制定方面。如为了解决天津四乡村正副与巡警权限划分不清,恐启委卸之渐,制定《四乡巡警与村正副权限规则》④。又如编撰《天津南北段四乡海河工程捐务探访各局现行规则》,共分两编,第一编介绍各局情况,第二编为“巡警服务规则”,分为“值岗”“巡逻”“仪式”“户口调查”“禁令”“器械”“保护”等七类。该法则分门别类,内容翔实,成为天津治安、捐务、工程、监督卫生等事务治理的依据 ⑤ 。对于巡官长警的要求,吴篯孙发布《天津巡警总局督办吴诫谕各巡官文》,希望他们“力图上进、自奋功名”,“若怠于职守,苟且偷安,甚或恃官厅为护符,逞鬼蜮之伎俩,则朝章俱在,本厅丞唯有分别重轻,按律惩罚”⑥。1908年,清政府令各省增设巡警道专管全省警务。直隶于次年设巡警道,以叶文桥试署此缺,督理全省警察。惟天津巡警仍由吴篯孙独立办理,不归巡警道管辖 ⑦ 。

吴篯孙主持警政时,也多招揽桐城派有识之士任职于警政部门,于邦华即是一例。于邦华留学日本归来,被吴篯孙聘请任职于警务处:“清季书院废,改立学堂。乃东游日本习法政,毕业归国,充县立学堂校长兼教员。未几,由直隶全省警务处总办吴篯孙先生,聘为缉辑科长。直隶警察、全国取法规章,半出先生□订。” ⑧ 由于警政的发展,警务人才的需求,直隶的巡警学堂应运而生。早在保定警务局成立时,就同时成立了保定警务学堂,这是直隶第一所警察学校,在学校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吴篯孙及韩德铭等人做出颇多努力。韩德铭“生而魁岐,雄伟倜傥,有大略,读书稽古,必穷极是非成败利害,以验吾说之当否,而于兵家权谋尤所嗜”,“吴篯孙总办直隶营物处,委任为总文案。……篯孙总办巡警学堂及工巡局,亦倚办君”⑨。还有一些有留学日本学习法政背景的桐城派人士也于直隶的其他警务学堂担任教员,如步以韶,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任教于直隶高等巡警学堂。

1905年出洋五大臣遇刺,袁世凯建议设立巡警部来统辖全国警政建设。清廷采纳袁世凯建议,于同年 9 月正式创设巡警部,并任袁世凯推荐的徐世昌为该部尚书。徐世昌主持巡警部期间,因其与桐城派关系密切,推荐不少桐城派人员任职巡警部。《贺葆真日记》1906年的记载中就有几位。如吴篯孙之弟吴笈孙,任巡警部主事,“笈孙,字世缃,河南固始人,巡警部主事。曾从学桐城吴先生于莲池,久馆尚书家,今始官警部”。尚秉和,任巡警部警务司庶务科主事,“尚节之来。节之,名秉和,行唐进士,巡警部主事”。吴篯孙此时也被任命为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吴篯孙、吴笈孙兄弟与徐世昌交好,“为世昌通家,当其任巡警部尚书时,即荐篯孙为外城厅长”。吴篯孙因丁父忧,没有直接上任,但保留头衔,仍担任天津巡警局督办,所以当时很多公文称其为“天津巡警局督办吴厅丞”。直至1910年,吴篯孙“再荷特简,在任年余,值辛亥革命之役”。徐世昌与吴篯孙等一批桐城派规划了诸多警察法制,为警政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直隶警政建设最先创设于保定,后发展成熟于天津,这个过程中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功不可没,而莲池出身的吴篯孙作为袁世凯的幕僚,始终被委以重任,从保定到天津乃至整个直隶的警务,均有其参与推动,可以说吴篯孙是直隶警政建设的重要人物,而围绕在其周围的其他桐城派人员同样是添砖加瓦的贡献者。

社会风俗的文明程度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民智开化程度的标准。只有破除严重束缚人们思想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恶风陋习,人们的思想才能得到解放,社会生产才能进一步发展 ①。新政时期,北方桐城派将社会风俗的改良视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创办一些新式社团来推动社会风俗变迁,在当时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创立不缠足会。近代中国倡导不缠足,是从戊戌变法时开始的,1898年光绪皇帝谕令禁止全国妇女缠足,又因政变失败政策被废除。新政实施后,1902年2 月清廷颁布劝诫缠足的上谕,不缠足运动又重新开启,并从原先风气开通的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北方。1902 年秋,桐城派邓毓怡、谷钟秀、籍忠寅、高步瀛、贾恩绂、吴鼎昌、韩德铭等七人发起“河北不缠足会”,在他们自己创办的《经济丛编》上刊登七人共同发布的《河北不缠足会公启》,他们认为中国落后“有二大原因,曰愚曰弱。然而救愚之道,直接于教育者,要皆以开智为第一义。此人知所知也。救弱之道,影响夫社会者,必先以缠足为戒律。此人知所未知”② 。河北不缠足会是中国北方地区较早创办的不缠足团体,弥补了北方不缠足运动的缺憾。《河北不缠足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强种为宗旨,痛除野蛮之积习,以期战胜于文明之列。”③ “河北不缠足会”为扩大影响,总部没有设在保定、天津,而是设在北京,直隶下辖各府、州、县设立分会。直隶地方上分会也多由桐城派人员创办,如 1904年蒋耀奎在庆云县组织天足会。同年5月,康思恒等人组织深州戒缠足会,《贺葆真日记》载:“近深州创设戒缠足会,康亨庵、郭让卿为领袖,日事组织,四方朋友贻书议会事者不绝,今已三十余人入会矣。自幼小时即提倡不缠足之说,故闻而善之,遂厕名诸君后,并出资数千,以为之倡。”④《经济丛编》《大公报》都有刊载《深州戒缠足会简明章程》:“本会惟恪遵论旨:以解妇人缠足之苦厄,谋子女婚嫁之便益。”⑤在桐城派开风气之先的带领下,直隶地区的不缠足运动迅速开展,促进了直隶地区社会风貌的变迁。

成立全国性禁烟团体。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一样,都是近代害效最著的陋俗。直到清末新政时期,吸食鸦片因为禁烟运动的成功有了比较大的改善⑥。由于民间禁烟团体数量繁多,各自为派,削弱了禁烟运动的影响。1910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由当时任职学部的桐城派弟子陈清震等发起,约集资政院议员及学绅报各界六十余人。于邦华被推举为会议临时主席,这些人“于禁烟一事具有热诚卓识,更为常人所不及”⑦。于邦华报告开会大旨和禁烟会实施办法,会议还推陈清震等起草禁烟会简章⑧。中国国民禁烟会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联合性的禁烟团体,会员们以多种手段宣传禁烟思想、唤醒国民的禁烟意识。在该会的呼吁及鼓动下,许多省份纷纷成立国民禁烟会分会。不久顺直分会在天津成立,“自中国国民禁烟会顺直分会成立以来,签名入会者,极其踊跃。除学界全体赞成外,其各界签名者,数日间已达六七百人之谱”①。辛亥革命后,顺直禁烟会仍一直存在,有力促进了直隶地区的禁烟运动。

北方桐城派还提倡官话简字,用通俗语言撰写作品等来推动普及教育,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进而达到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目的。清末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多样、汉字繁难,建议推行官话简字。1902年,吴汝纶致函管学大臣张百熙请求推广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并以王照的“官话”为标准,最早提出在中国推行“国语”②。吴门弟子梁建章、韩德铭、崔谨等还于直隶首府保定创办“保定官话拼音教育会”,“推行官话简字,以教育普及、语言统一为两大宗旨”,“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读书阅报,书写议论,莫不欢欣鼓舞,顶礼祷祝”③。为了进一步化导民俗,桐城派学者编撰了一些给国民阅读的大众读物,比如高步瀛参与编撰的《国民必读》《民教相安》《国民镜》。这些书均用白话文编写,通俗易懂,广受欢迎。《国民必读》采用教科书形式,“此项课本,关极重,为人心风俗之本源,教育普及之枢纽”④ ,内容主要有“说教育普及”“说德育”“说孝规”“说夫妇和睦”等等。《民教相安》介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基本情况,让民众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告诉老百姓如何做到“民教相安”:“总而言之,我们碰到外国教士,或是外国人,不必欺负他,亦不必怕他,更不必媚他,照着法律上、条约上,或是朋友上,用一定的分际相待,断乎无有错处。” ⑤

北方桐城派希望通过改良社会风俗以达改造社会的目的,其实他们的改造就是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不缠足不吸鸦片,为了让国民有强健的身体,使国民“不弱”;二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提倡官话简字、编撰通俗读物等是为了普及教育、启发民智,使国民“不愚”。国民只有“不弱”和“不愚”,国家才有希望。

清末新政前后长达十年,涉及诸多方面,以直隶为地域核心的北方桐城派积极参与直隶新政改革,对直隶地区教育、政治、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近代化发展都有着一定贡献和影响。

进入近代后,桐城派已不再是纯粹的学人群体,这在年轻辈吴门弟子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横跨多界,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这与时代有关,更与吴汝纶的教育有关。吴门弟子深受吴汝纶的影响,并以吴汝纶为精神圭臬。吴汝纶早年跟随曾国藩、李鸿章提倡洋务,在教育上提倡中西合璧,他执掌莲池书院近十年,“日以高文典册摩厉[砺]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竞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⑥。吴汝纶还鼓励出国游学,吴门弟子纷纷加入清末留日的大潮,日本法政大学、宏文师范、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都留有吴门弟子的身影。除留学外,弟子中去日本短暂游历的更是不在少数。所以,年轻辈吴门弟子多是重视经世致用,既具有科举功名又有留学背景的双栖人才,在知识上兼习中西,在眼界上、思想上比较开放。

北方桐城派的学脉和教育背景,再加之吴汝纶自身的影响力,使得吴门弟子更容易得到直隶地方民众尤其是官员的信任。袁世凯担任直督时,任用贤才,招揽了一批桐城派学子为己所用,他们成为袁世凯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不少深得袁世凯器重,被委以重任,如严修、傅增湘、吴篯孙等人。袁世凯对北方桐城派的垂青和重用,让桐城派学子能有更多机会在各领域施展拳脚。

吴门弟子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除去同门这层关系外,很多人还有着或为同乡,或为兄弟,或为姻亲等多种关系 ①,他们交往频繁,诗文中充满彼此往来、唱和的记载,情谊之深溢于言表。地域的集中,情感上的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北方桐城派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这为吴门弟子在事业上相互提携、扶持,彼此成就,奠定了基础。应该说桐城派发展到此时,作为一个派别的特性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直隶新政的各种改革中,桐城派的出现常常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他们能够密切合作,发挥出最大的能量。

危乱的时代更激发了吴门弟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他们将救世的理想置于一切之上。傅增湘曾言先师吴汝纶对他们的教育,“恒谓士之读书,期于致用,毋溺情文墨以贻世讥。方今国家衰敝,政论纷彪。拘挛之议,胶固于中朝。而海国列强,寰视以临我者且十数。……外患侵陵,群情振动。学子莫不争自砥镞,以研考经世之略”②。而吴门弟子也的确没有辜负吴汝纶的教诲和期望,致用第一,学问第二,“诸君少时皆斐然有述作之思,欲以文采垂曜于后世”,但因国家危亡,不得不奔走呼号,“向者文学著述之事稍稍辍矣”③。在大乱初定,新制方萌之时,他们纷纷走到历史前台,乘时建树,冀能有功于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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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闿生:《北江先生文集》,贺培新序,文学社藏版。

2.王树柟:《陶庐文钞》,钟广生序,1915 年刻本。

3.吴闿生在其所编《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序言中称,吴汝纶“垂教北方三十余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诗则通州范先生。……二先生外,则有马其昶通伯、姚永朴仲实、姚永概叔节、方守彝伦叔、王树楠晋卿、柯劭忞凤孙,咸各有以自见。其年辈稍后,则李刚己刚己、吴镗凯臣、刘乃晟平西、刘登瀛际唐、步其诰芝邨、赵宗抃铁卿、张以南化臣、阎志廉鹤泉、韩德铭缄古、李景濂右周、王振垚古愚、武锡珏合之、谷钟秀九峰、傅增湘沅叔、常堉璋济生、尚秉和节之、梁建章式堂、刘培极宗尧、高步瀛阆仙、赵衡湘帆、籍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等,皆一时才士”(吴闿生选编:《晚清四十家诗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

4.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莲池书社刊行,1930 年。

5.贾恩绂纂:《盐山新志》卷10《新政篇》,1917年刊本。贾恩绂(1866-1948),字佩卿,直隶盐山县人。1890年入莲池书院,师事吴汝纶,曾因品学兼优充莲池书院斋长。

6.如董丛林:《清末直隶新政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徐建平:《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与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曹振华:《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理论界》2014年第1期。

7.如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文化》,合肥:黄山书社,2011 年;王达敏:《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另有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桐城派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桐城派研究”专栏十年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年)、王达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城派》(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 年),两者均为论文集,收录了历年所发表有关近当代桐城派的文章,前者多侧重文学方面,后者多侧重具体人物研究。

8.王振垚:《上本处书》,《教育杂志》1905年第2期。

9.吴汝纶指出,中国的士人“无他才能,但知作八股文取科第,国家不用,即退而以八股盛业传诸其徒,以自给身口”(吴汝纶:《答方伦叔》,《吴汝纶全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82页)。

10.常堉璋:《废科举议》,《经济丛编》1902年第4期;籍生:《历代科目得失论》,《经济丛编》1902年第6期。常堉璋,字稷生,所以推测“籍生”即为常堉璋,直隶饶阳人,曾就读莲池书院,清末留学日本,官陆军部主事。

11.《经济丛编·叙例》1902年第1期。邓毓怡(1880—1929),字和甫,直隶大城县人,1898 年入莲池书院,受激赏。190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国后,历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教师。1922 年发起宪法学会,翻译欧洲战后各国新宪法。

12.《经济丛编》1902 年第7期。《学界导源》原题《肄业要览》,颜永京译自斯宾塞的代表作《教育论》的第一篇;《教育分类概说》《教育管理术》出自牧濑氏的《教育学》。

13.《经济丛编·叙例》1902 年第 1 期。

14.拙文《袁世凯与桐城派》(载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简要梳理了严修与桐城派的关系及桐城派对于直隶教育发展的推动。

15.《学务处派定各属查学职员衔名录》,《教育杂志》1905年第2期。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直隶霸县人,1894 年中举后每月赴莲池书院应课,1902 年赴日本宏文师范学院留学;王振垚(1873—1920),字古愚,直隶定县人,就读莲池书院,1897 年中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院。袁世凯爱重其文,使诸公子受学;吴鼎昌,字蔼辰,直隶清苑县人,1897年中举人,就读莲池书院,后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院;刘培极(1872—1954),字宗尧,直隶任丘人,师事吴汝纶,受古文法,历任曲阳县书院山长、深县知事等职;刘登瀛,字际唐,直隶南宫人,1888年中举,清末历任巨鹿县训导,后游历日本,生平治学于音韵、小学、地理,无不洞其源流;马鉴滢,字筱珊,直隶定县人,从其父至莲池学,受吴汝纶器重,1901年中举人,清末曾任广东知县,民国后任陆军部秘书等职;齐福丕(1866—1919),字茂轩,直隶南宫人,就读莲池书院,1893 年中举人。1904年赴日考察教育,归国后任直隶学务处副科长,后因办学有功,被袁世凯升任为惠民县知事和武定府知府。

16.《教育研究所第三十四次集议保易查学吴孝廉鼎昌提议事宜》,《教育杂志》1905 年第 2 期。

17.王振垚:《上本处书》,《教育杂志》1905年第2期。

18.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云:“辛卯,随侍居保定,时吴挚甫先生主讲莲池书院,从游者多一时英隽,余进而问业,因以粗识读书之道,为文之法。”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429页。

19.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第431 页。

20.谷钟秀(1874-1949),字九峰,直隶定县人,师事吴汝纶,称高等弟子,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清末任直隶高等师范学堂教员、直隶巡抚署秘书。入民国,历任国会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16 年任段祺瑞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

21.贾恩绂:《易思草庐年谱》,《贾氏春秋》第3编《历史人物》,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28页。

22.臧修臣:《新式教育家——齐福丕》,收入《邢襄百杰颂》,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 523页。

23.张俊生主编:《廊坊历史文化村落撷英》,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 577 页。

24.常堉璋:《籍公行状》,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第551页。籍忠寅(1877-1930),字亮侪,直隶任丘人。1903 年中举人,后赴日留学达五年之久。清末历任北洋法政学堂教务长、资政院议员。入民国,历任国会议员、云南财政厅厅长,并参与发起护国运动。其兄藉忠宣,字陆侪,虽未入吴汝纶之门,但同样深受桐城派影响。

25.霍红伟:《官绅协力与清末直隶新式教育的生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 年第 11 期。

26.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日记十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年,122页。贺葆真为贺涛之子,该引文为吴闿生将其所译《法律学教科书》赠与贺葆真时所说之话。吴汝纶日记里曾记载一事,也可说明此现象:“山根上将来谈,问吾儿欲专何学,告以将学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也’。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 674页。)

27.《阎绅凤阁等禀请改办直隶全省自治详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第 1 册,卷 1“自治”,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106页。阎凤阁,字瑞庭,直隶高阳人。师事吴汝纶,1898年中进士,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参与发起成立以保卫本省治安为宗旨的直隶保安会,被公举为会长。

28.《直隶咨议局筹办处文件录要初编》,桑兵主编:《辛亥革命稀见文献丛编》28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24-325页。刘春霖(1872-1942),字润琴,直隶肃宁县人；于莲池书院师事吴汝纶达十年之久,1904年中状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后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29.据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附录一《各省咨议局议员名录·直隶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202-209 页。籍忠寅在资政院里也是为数不多的“显得卓有能力及善辩之民选议员”之一,第一届资政院常年会共开例会42次,籍忠寅共发言141次,在所有议员中居前10名之列(樊国福:《近代留日学生与直隶省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 667页)。崔谨,字子余,直隶祁州人,曾就读莲池书院,1894 年举人,1903 年留学日本宏文书院习速成师范;于邦华(1869-1918),字泽远,直隶枣强县人。因各种原因,没有亲从吴汝纶受业,私淑其学,吴汝纶对于邦华也器重有加,资以膏火以助其学。后留学日本习法政,归国后辅助同门吴篯孙创设直隶警政。

30.王振垚:《顺直咨议局议案预备会书》,《王古愚先生遗集》卷 3,1926 年家刻本。

31.阎凤阁:《顺直咨议局议长阎凤阁演说词》,《大公报》1910 年 10 月 13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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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振垚:《致上海立宪请愿会论常驻议员职权书》,《王古愚先生遗集》卷 3,1926 年家刻本。

34.王天根:《开平煤矿珍稀史料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27-228 页。韩德铭(1872—1927),字乾谷,直隶高阳县人。清末任直隶营务处总文案、直隶巡警学堂总办事,直隶州知州等职。民国后,入军阀张宗昌幕。

35.《顺直咨议局议决全省开办矿物准予通知一案文》,《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第 6 册,卷 18“矿物”,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3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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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侯宜杰:《清末合法政党宪友会的成立》,《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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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九日(1909),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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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傅增湘:《清故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固始吴君墓表》,《青鹤》1937年第5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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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樊国福:《近代留日学生与直隶教育近代化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30页。步以韶(1868-1928),字虞轩,直隶枣强人,师事吴汝纶,1894年中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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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马模贞主编,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页。陈清震,字伯寅,直隶南宫人,“年十五入邑庠,为山长阎鹤泉先生(吴汝纶弟子)所赏。先生移主省城莲池讲席,即携君同往”。曾官费赴日留学,因严修举荐任职学部(《民国南宫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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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学部奏编辑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大概情形折》,《教育杂志》1909 年第 2 期。

66.高步瀛、陈宝泉:《民教相安》,北洋官书局,1905年。

67.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莲池书社刊行,1930年。

68.北方桐城派很多人之间都有亲属关系,傅增淯和傅增湘、吴篯孙和吴笈孙均为亲兄弟。傅氏兄弟为四川籍,吴氏兄弟为河南籍,但他们都是年幼即随父侍居保定,一直生活于直隶地区,所以本文也将他们纳入“北方桐城派”范围之内;还有如王振垚和王铁珊为堂兄弟,邓毓怡和常堉璋为表兄弟,藉忠寅为邓毓怡、常堉璋二人舅舅。这些吴门弟子之间大多维持一生的友谊,邢赞亭晚年曾回忆“莲池曩

日同门,寓居北京者尚有20余人,时为文字之饮。”(邢赞亭:《莲池书院旧忆·莲池俊秀》,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7-8 页)。

69.傅增湘:《清故京师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固始吴君墓表》,《青鹤》1937年第 5 卷第 12 期。

70.吴闿生:《吴门弟子·序》,莲池书社刊行,193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