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学者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案例，提出“中国战争之道”——文主武从、轻视武力、间接路线。他们将这种观念归纳置于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并将其与西方的军事思想，乃至武器发展相比较，推导出中西文化、国家模式上的差异。这是一种思想的构建，不符合事实，但这些观念对西方思想和实践有重要影响，值得关注。
关键词：战争之道 “新军事史” 中国 西方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3年第6期
纵观人类思想的成果，西方人好思辨，擅长理论，爱好抽象，这是西方文化认知方法的优长，但也有其局限之处。在中国军事史研究上，海外汉学家有独特的见解，由于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的观点往往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由于过往的二百年间，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落后于西方，这些观点被引进到国内时，往往被当作是先进的。其实，它如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一样，是一种构建，当它与某一国家和民族相关联时，就失去了准确性，如同贴标签，可以快速满足人们对陌生复杂事物的好奇心，但并不完全等于事实。因此，在借鉴海外汉学家的观点时，要有批判的眼光。下面就论述一些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战争之道”，既是他山之石，同时也希望能引发更多专家学者关注军事史研究，发扬中国治史的传统，从史实出发，回答人们关心的问题，防止被标签化。
一、“中国战争之道”是想象的标签
战争在中国历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西方人而言，理解这个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中国战争之道”（Chinese way in warfare）这个概念。“中国战争之道”是一个非历史性概念，即中国文化中存在一个基本的“战争方式”，在所有时间和空间中都是独一无二且不变的。西方的汉学家分别将孔子、孙武视为中国文化中文、武思想家的典范。根据两人的作品，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思想家不论文、武都坚决反对战争，强调间接性和计谋。1974年，小弗兰克·A.基尔曼（FrankA.Kierman,Jr.）和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编著了《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ChineseWaysInWarfare）。该书是196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中国军事史会议的成果。他们编写该书，是鉴于“中国对今日世界的诸多贡献中，最乏人问津的要数它独特的军事经验”，因此要“呈现中国的军事风格和军事传统”，同时面对冷战时期核战争的威胁，也希望军事史少一点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
费正清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军事传统的魅力，在于它的创造力，在于确立“文主武从”的观念：
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
费正清提出，中国的军事史以公元前22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争越演越烈，《孙子兵法》诞生于此时，就是将前辈战略家积累的丰富智慧总结提炼了出来。而到第二阶段，特点则是钳制武力，中国思想从此打下了“轻武”的烙印。
儒家一直是抑武的。《论语》淡化了战争的重要性，从而为“轻武”思想提供了一席之地。《论语》中，孔子接受了战争是一种需要，但把战争置于次要地位：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中论及军事的内容很少，还有几处谈到战争、战士或军事行动的价值：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孙子兵法》以及兵家也反对轻易开战。《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的第一章是“始计篇”，强调的是战前深思熟虑的重要性。孙武也强调“道”，即“令民与上同意”。但时代使然，孙武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与儒家不同，他不是用道德来判断战争，“兵者，诡道也”，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客观事物来考察，探讨取胜避败的方式。
费正清认为：“汉代正统观念对战争是鄙夷的，这种鄙夷因此获得了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上了轻武的烙印。……中国正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于家于国都等级森然的社会。……为了维持这一来之不易的秩序，中国人采取了多种手段。……最高等且最可取的手段是‘教化’。……当教化失效，尤其对于没有良好教养的下等人，就要用次一等的手段——‘刑赏’。……当教化和刑赏已经不足以挽救乱局，军事则是最后的撒手锏。……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费正清的观点是20世纪学界对中国文化以及战争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的主流解释，并影响至今。
相比之下，在西方传统中，即便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神祇以及众多反暴力倾向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家，也不能将西方文化定性为抑武的文化。这实在是一种矛盾。十字军东征时，很少有基督徒会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暴力的，但中世纪欧洲政治和宗教领袖经常以基督教的名义宣扬暴力。这一点实与中国不同。
二、中西战争之道对立的想象
费正清总结出“文主武从”的“中国战争之道”。著名的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则提出另一种“中国战争之道”，即“间接路线”。他提出了一个简洁看法，即对于战争，中国是间接的，西方是直接的。这也成为西方对《孙子兵法》和中国战争的普遍看法之一。对于利德尔·哈特而言，《孙子兵法》只是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个论据，从而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巨大伤亡归咎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
《孙子兵法》的成书要早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两千多年，因此，怎样把克氏的“直接路线”变成西方文明的标签就需要古典主义者把它与古希腊联系起来，从而使其成为整个西方的战争之道。古典主义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一员，他于1989年出版的《西方的战争之道》（The Western Way of War）一书有力地论证了存在一种特殊的西方战争之道，它源自古希腊重装步兵方阵战争。而重装步兵方阵的诞生导致民主的诞生。这样西方的战争方式就与“伟大的重装步兵方阵”叙事关联起来。
这种思考方式同总结“中国战争之道”的方式一样，通过阅读古代文献，简单地将中国文化描述为“抑武”；《西方的战争之道》则试图证明，古希腊人的独特作战方式被后世所有西方军队传承了下来。不同之处在于汉森用的是古希腊的实例，他求助于考古学，用一些陶器上的图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基于埃涅阿斯（Aeneas Tacticus）等人的兵书，这也许是出于现存古希腊军事思想文本稀少的无奈之举。不过，在汉森之前，一代又一代的古典主义者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来解释古希腊人是如何战斗的，他们用相当多的想象和猜测把零碎的证据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汉森提出，民主的自耕农更喜欢与同等武装的自耕农进行短暂且直接的战斗，正面的步兵冲突可以很快决出胜负。因此，西方强调直接的正面战争。汉森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战争方式，西方打败非西方人就是因为它的“经典”的战争之道是最好的战争方式。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有多少漏洞，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已经证明汉森对步兵方阵战斗及其社会背景的描述有许多荒谬之处，他的西方战争之道将西方人的战争简化为一种类似于“中国战争之道”的非历史抽象。
不过，汉森的研究成果与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立场巧妙地吻合了，进一步支持了利德尔·哈特对《孙子兵法》的解读，由此，“中国战争之道”成为西方范式的对立。但从文本分析到历史事件，西方的军事特征和中国的军事特征几乎在所有层面都缺乏数据支撑。这种简单的总结很容易被人接受。庆幸的是，汉森的观点在通俗读物和古希腊军事史等特定领域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这种中西战争之道的对立逐渐成为主流。西方关于中国军事史的研究相当少，在《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出版之后，很少再见到有关中国军事史研究成果出版，不过倒是出版了许多《孙子兵法》的译本。大多数翻译人员对《孙子兵法》的含义只提供了非常笼统的概述，并遵循了费正清和利德尔·哈特的思路，以带有对立的、间接意味的描述代替历史实例。约翰·基根（John Keegan）是20世纪后期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也是维克多·戴维斯·汉森的坚定支持者。他基于对《孙子兵法》的狭义解读描述了中国军事实践，并把孙武的原则描述为：“20世纪战略家们因毛泽东和胡志明的战术注意孙武时，他们认为其所有概念都是极度反克劳塞维茨的。”基根是依据《古今中国的军事理论》（Chinese Military Theory: Ancient and Modern）一书中的例子得出上述结论的。后来基根扩展了自己的阅读范围，将其与克劳塞维茨的概念对立起来，并讨论了费正清所说的“中国战争之道”。
西方人通过翻译中国著名的兵书，如《孙子兵法》，不准确地概括中国的战争之道以满足政治学等基本社会科学的要求。《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所要满足的需求，与约翰·基根等非专业人士对“单一、简短、清晰的描述”的需求是一致的。一旦如此简单，中国悠久的战争史就可以搁置一边。同样，中国的军事思想也被简化为单一的、不变的立场。因此，从功能上讲，追求“中国战争之道”的想法是一个在知识和方法上的死胡同。
三、有关“中国战争之道”的其他想象
基根和费正清都没有讲清楚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之间的关系，二人都假设实践遵循了理论文本，或者理论文本是对实践的抽象。厘清理论文本与军事实践的关系需要对中国军事思想文本的整个语料库进行全面、深入、高质量的分析，并对史实进行高质量的叙述，包括战事过程、庙堂战略辩论等。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便试图将军事文本与军事实践联系起来，那么即便有所结论也没有说服力。而所有相关的讨论都没有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阐释。比如，什么是“中国的”？由于文化差异，人们对于异文化的复杂事物总是希望用简单的、基于自己文化背景的方式去解读，而且这种解读容易被与自己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期望用一种单一的方式描述中国人的战争行为，成为西方汉学家的思维定势。事实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情况千差万别，比如，不同民族有不同做法，甚至在一个王朝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存在变化。由于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是彻底一致的，士农工商对战争的态度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地区也会存在差异，因为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与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很可能对战争有不同的看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一种有限的战争之道来定义中国。但仅仅依靠文本，就会受制于知识和修辞笔法，以及作者所处的政治和军事环境。
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西方学者还提出了两种方法，值得讨论。这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捷径，或者说是在没有完整信息的情况下解决“中国战争之道”问题的尝试。一种方法是在中国的兵书中找到一种一致的、抽象的战争之道。这是哈佛大学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其著作《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中使用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分析中国军事历史的样本，找出中国不同王朝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战役或战场实践的一致性。这是王元纲（Yuan-kang Wang）在《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与中国强权政治》（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中使用的方法。江忆恩和王元纲都是政治学者，所以他们对“中国战争之道”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来自其专业领域的方法论和需求。他们的著作在于讨论如下两个问题：文化是否在决策和国际关系中起作用？是否所有的人都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来最大化自己的预期回报？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尝试，他们的工作都假设有某种单一的、一贯的方式在起作用。
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是基于对《武经七书》和明朝对蒙古人的重大战略选择的分析。他总结说，中国的战略文化“根植于历史构建和社会学习对战略环境的假设和适当的应对”。他的分析主要依靠《武经七书》，从中抽象出中国战略偏好的模型。尽管他对《武经七书》的创作进行了精彩的历史探讨，但他并不清楚《武经七书》编撰时所处的特殊形势背景。在《武经七书》成书之前，只有《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是公认的军事经典，其他五经是经过编纂后才成为经典的。《武经七书》中所选的文本以及它们在书中的特定顺序，都支持有限战争的战略以及“文主武从”的思想。《武经七书》明显带有儒家的教化之义，因为它是教材，是为了在战略和忠诚两方面教育军官而编制的。《武经七书》是一部军事思想手册，由文官官僚为一个稳定的朝代而编写，它不是为了“打天下”，而是为了“安天下”。《武经七书》在宋朝以后的影响力极大，既是明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也是文官军事思想的核心读物。江忆恩并未止步于从《武经七书》中提炼出宏大战略，而是进一步将宏大战略与明朝朝廷的行为进行比照。江忆恩还提到了第二个重要的军事思想——“孔孟范式”。这种观点认为战争是宫廷内部道德沦丧的结果。江忆恩对明朝宫廷决策的分析是片面的，因为他假设政策决策纯粹是基于军事思想。其实，与其他朝代一样，明朝的许多决策也是出于内部政治的考虑，军事政策和民事政策都是如此。
王元纲在《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与中国强权政治》一书中分析了宋、明两朝的军事历史，提出宋、明两朝都实行现实政治军事政策的结论，这与江忆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元纲的方法比江忆恩的更合理，但他的结论缺乏说服力。他认为宋、明朝廷的军事政策并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是由结构现实主义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皇帝和朝廷在决策时，会评估军事行动的成本、风险、利益和成功的机会。王元纲完全去除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宫廷辩论。与江忆恩一样，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要求他找到一种“单一的、一贯的方式”来为今天的决策服务。这一要求要么必须排除那些明显受文化影响的决策，要么必须使决策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原则的合理化。因此，政治家和统治者所表现出的任何文化关切，都被看作是对现实主义核心利益的粉饰。然而，证明决策者在决策时是明智和理性的，是一回事；说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在他们的决策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政治学来说，王元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可以通过结构现实主义来评估中国的当代政策。通过王元纲的研究，中国领导人被视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的决策方式与其他国家的理性领导人一样。难点在于理解他们的动机，而不是他们的价值观。根据这种解读，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反战的、防御性的或被动的，他们只是客观地力图在当前的环境下获得最好的交易。对于王元纲来说，文化的变化、文本的不同解读，或者一个朝代在其生命周期中价值顺序的变化，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假设的，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始终都是结构现实主义者。这一假设也意味着可以从历史中抽样，并推断其适用于整个中国历史。
虽然江忆恩和王元纲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文化并非不重要。不仅历史和兵书会影响决策，对历史和兵书的认知也会影响决策。江忆恩和王元纲都没有解决“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要素是什么”这一问题。
四、战争之道的想象是西方军事史研究发展的结果
西方军事史的研究在20世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西方，现代军事史研究的奠基人是德国的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他不仅力图确定在战场上发生了什么，还提出要厘清战争与社会的联系。尽管德尔布吕克关于这种联系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他的军事分析仍然具有影响力。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两个极端的军事战略——消耗战略（ermattungs strategie）和消灭战略（niederwerfunds strategie）。德尔布吕克自称是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提取和推导出这两个概念的。这两个概念为军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例如，10世纪，后周、北宋发动的大部分战役都是为了消灭南方和西部的各政权的军队，而这些政权往往通过消耗战略来迟滞战争的速度和削弱对方的攻势。德尔布吕克的一些研究方法已成为军事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使用现实世界的客观条件来辨析历史文本中声称的参战人数。他提出，要严格、明确地使用目击证人的叙述，相互对照，以查明“真正发生了什么”。受兰克客观主义的影响，德尔布吕克总是站在中间立场，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开展研究。
进入20世纪，很少再出现专门的军事史研究方法论。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争史只是常规历史写作的一部分。仅有的几部军事史书也被批评是歌功颂德的历史，因为它们都强调战争的荣耀。同时，由于战争在通史中的突出地位，许多人认为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实际上是军事史。比如，军事史一直是美国大学中的课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兴起才被废除。对于什么是军事史，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被学界接受的定义，因为自称是军事史学家的学者很少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战争、军事行动或军队的历史毫无疑问属于军事史的范畴，但还应该包括哪些领域，就不那么清楚了，比如军民关系、战争的记忆、电影中的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技术发展等。像战略思想这样的领域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话题，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著作和战略思想对西方军事史的书写和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毕竟他的名言人们都耳熟能详——“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克氏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与外交政策目标直接联系起来，但他没有讨论内政中使用战争作为合法化的手段或战争在派系斗争中的价值。他认为战争是国家政策的理性工具，这一基本立场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被普遍接受。至少，大多数关于战争的历史研究都假定：国家是以一种有目的的方式发动战争的。但在历史领域之外，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人类学家在研究战争时更多考虑的是社会进化、种族和社会暴力。
20世纪末，一些历史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研究战争，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新军事史”方法，代表作品是美国阿肯色大学恩格斯（Donald W. Engels）的《亚历山大大帝和马其顿军队的后勤》（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Logistics of the Macedonian Army）。“新军事史”把军事制度、军事行动的研究与其他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以约翰·基根为例，他强烈反对克劳塞维茨的立场，主张用一种更“文化”的方式来对待战争。维克多·戴维斯·汉森在《西方的战争之道》一书中支持基根的观点。他认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且起源于古希腊的战争方式是一种优越的战争之道。这些不同的视角都试图超越对战场本身的关注。对于基根这样的历史学家或汉森这样的古典主义者来说，战争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些寻找理性解释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误入歧途。战争成为一种为文化目的服务的有意义的文化行为，而不是对国家利益的理想计算。基根和汉森将战争之道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观察的重点就转向个人的战争经验和战斗，而不是战略和政治。这与人文学科中普遍的“文化转向”是一致的，而这种“文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被军事史学家忽视了。
不过，转向大潮逐渐在扩散，21世纪初军事史研究出现的新研究方法和领域，主要与“文化转向”有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约翰·林恩（John A. Lynn）教授就是创新中的一员，他极力将军事史融入“文化转向”，并在文化与克劳塞维茨之间架起桥梁。林恩在他2004年出版的《战役：打仗与文化的历史》（Battle: A History of Combatand Culture）一书中指出，战争部分是理性的，部分是文化的。林恩为“战争叙事”和“战争事实”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模型。但这种转变也遭到一些批评，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抱怨说，“新军事史”“把战斗这一主题最小化了甚至排除了”，在这种方法中，“我们被要求更多地关注战争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新军事史’主张将军事机构及其行动的研究与其他类型的历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些在军事史研究方面的进步，也通过向非西方的军事史扩展，来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克劳塞维茨那一代的西方思想家是通过理论化西方历史和亲身经历来寻求普遍知识，到了约翰·基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斯蒂芬·莫里洛（Stephen Morillo）、约翰·林恩这一代则利用非西方文化的军事史来使他们的论点普遍化。
结语
西方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归纳中国的战争之道，得出的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战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并不重要，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战争之道，即更倾向于“计”，孙武的战略是一种“间接的方法”，与克劳塞维茨描述的西方的“直接方法”形成对比，并将这种共识用于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把火药武器领域的领先转化为现代武器，以及为什么中国文化在19世纪相对于西方落后。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因此，中国军事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它可以融入对中国史、外国史和全球史的解读。中国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是其他文化不可比拟的，中国古人对过去的描述更为全面，战争和军事问题是历史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所有王朝都是通过大规模战争产生的，一些王朝甚至持续了二三个世纪。中国人往往比罗马帝国垮台后的西欧人更善于利用战争来建立稳固的政治实体以控制大面积的领土。暴力是建立和维护王朝的重要手段之一。当一个豪杰或一个精英群体熟练地运用它时，他们可以创造一个王朝，或在面对内部或外部威胁时保存自己。中国各王朝的兴起与衰落，都与它们能否有效使用暴力相关。中国的军事史研究，不仅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以回答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还要保有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尤其应从军事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战例，以增加说服力。同时，根据西方军事史研究的百年变化，我们的军事史研究也应从阐释中国的特性向归纳人类共性层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