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一直存在着把孙中山教条化、符号化，甚至神化的倾向。以对青年孙中山的研究为例，研究者多追随他自己的说法，以成年孙中山的形象，来投影其青年时代，而对于他的言行中显露出的青年时期特有的行为、心理特征，则多所忽视，甚至极力将之掩盖、神化。于是，在众多史家笔下，青年孙中山都呈现为大义凛然、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这种脸谱化而又不无漏洞的形象，在事实和逻辑层面上既存在先天不足，（注：比如，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一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青年孙中山到底是革命家还是改革家？这些问题尚待解决。2001年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近代中国》杂志第141期发表长文《革反与革进并行：论孙中山先生早年改造思想之形成1885-1895》，试图依据孙中山日后的说法，对青年孙中山思想中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成分加以调和：“从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以观，革命二字实包括革反与革进两方面。兹引孙中山对刘成禺的谈话一段，作为本文论证的直接依据：‘……今人多谓革命二字，只能代表革反，而不能代表革进，此大误也。革命本中国语，不能以西语解释。革命始于汤武，传曰：汤武革命，反之也，直言之，即造反。天命所归，故革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去旧染之污，而自新易旧，命为新命，凡不合应天顺人之事，皆宜革而去之，是合革反与革进两意。”但是，这种论证存在逻辑漏洞。孙中山这一观点是到后来才明确的，他在1895年前后是否已有此种成熟思想，尚为可疑。）又逢时势潮流的巨变，连不少职业历史学家都对它感到索然无味。在普通大众，尤其是日渐讲求独立、求新精神的青年一代当中，更难产生多少吸引力。新近一些研究虽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注：例如，在《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文集》第4集，1986年）一文中，桑兵避开孙中山从1884年便已“决志革命”的神话，坚持认为1895年孙中山即已确立了“共和革命”思想。这一做法，“固然摆脱了孙中山自述的阴影以及台湾史界的成说，但没有给孙中山早期思想研究带来突破”（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7页）。在沈渭滨笔下，青年孙中山也还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家形象：“1892年7月，当孙中山获得西医书院授予的医学学位和领得在香港开业行医的资格证书，告别母校时，他已经是一个准备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医国手’了。”（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7页））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尊重历史实际，研究孙中山这样的非凡人物亦不能例外。
有鉴于此，本文以1895年广州起义（以下简称乙未举事）为中心，具体分析孙中山的言行、心态，试图把握青年孙中山特有的想像气质，及其对孙中山革命道路的影响。文章所用资料并不算新鲜，然以往研究者或少留意，或以先入之见视之。现本其客观之义钩稽提炼，庶几恢复一个真实、真切的青年孙中山形象。至于一个真切、完整的孙中山形象的重构，以及孙中山其人其事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重建，则有赖于学界的更多努力。
一、心志强于形势：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
一场革命的爆发，必有其赖以发生的社会形势和依托力量，也即社会基础。那么，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何在？
首先，就社会形势而言，1895年前后的中国虽然面临重重危机，但还未到一触即发的革命边缘。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加剧了本已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对外战争的失败、赔款、财政紧张、地方督抚的离心倾向、秘密会党与政府的对抗，所有这些问题，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便已出现。最重要的是，作为统治集团中坚的新老洋务派，对这些问题早有领教，自信能凭以往的经验来应对它们，在变动的时局中维持既存的制度和价值体系。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这种信心的明确表述。土大夫中的主体，熟诵圣人言论，恪遵传统典制，汲汲于个人功名事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作为通商口岸的沿海大城市，在一小部分接触西方文化相对较多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才出现了一些异于当局的声音。但其中的代表、最激进的康有为，也只不过倡言君主立宪而已，谈不上革命。陈少白自己也承认，当时他和孙中山等人，头脑中都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的概念。[1]
但在青年孙中山看来，这种形势却正是举事的有利时机：“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2]这几句话写于乙未举事的第二年，时隔未久，头一年的乐观心态，仍然流露于字里行间。由于心理状态和掌握信息的差异，对于社会形势的判断，刚从学校毕业没几年的青年人，与身预国事、久历沧桑的当朝权臣，自然很不一样。从上述话中，明显能看出青年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其中不无想像的成分。
其次，就乙未举事的依托力量而言，一个足以为革命运动提供强大支持的阶级、集团或群体，此时也还未形成。乙未举事所依托的，主要是海外华侨。据统计，1894-1895年参加兴中会有名可考者共178人，其中79%为华侨。[3]但是，参加兴中会的华侨只是少数。檀香山大部分华侨都认为孙中山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4]美洲各地也差不多。1896年，孙中山首次赴美宣传革命，岂料一跟华侨谈起武力排满，绝大多数人都“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莫不掩耳惊走”。[5]1904年，孙中山再次赴美宣传革命，并特地加入了在华侨中影响最大的洪门致公堂，但响应者依然很少。[6]而此前康有为一派组织保皇会，在南洋、美洲等地却大有响应者，筹款也很顺利。这表明，华侨还未成为一支反清力量，更谈不上作为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
当然，正如史扶邻指出的：“即便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气象。”[7]因为，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社会，地处中西社会交往的前锋，对世界潮流的感知和反应，也较中国内陆更敏锐、更迅速。经过几十年与西方社会面对面的接触，已经形成了异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新的变动趋势正在那里萌生。只不过到1895年前后，这一趋势尚不明显而已。
再次，孙中山本人对于革命依托力量的认识也值得审视。在青年孙中山心目中，虽然有对于下层农民艰难境遇的同情，以及改变他们这种境遇的期望，但这种期望，是与改变个人地位、改变国家的整体面貌这些宏大而模糊不清的期望交织在一起的。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拟创立农学会书》中说：“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抱此志于未达之时，千载下犹令人神往。今值国家多难，受侮强邻，有志之士正当惟力是视，以分君上之忧，……某窃师此义，将躬操耒耜，以农桑新法启吾民矣。”[8]类似的期望在《致郑藻如书》和《上李鸿章书》中也有表露。他当时并未形成为某个阶级的利益而革命的想法。之所以最先寻求华侨的支持，不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后者具备革命精神，而是因为他的基本关系网络就位于华侨社会当中。他组织这些人的目的，主要也是筹集资金，而不是唤起一个强大的阶级（阶层）作为革命的坚实基础。当兴中会并不能为他提供多少资金时，孙中山便任由它长期处于涣散状态，自己则仆仆奔走于别的筹款途径。有学者指出，“他还没有认识到一个坚强统一的组织是进行民主革命艰苦复杂斗争的重要保证。”[9]岂不知，青年孙中山当时根本就未形成一种为先进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思想，又谈何组织建设思想。
从个人的人生道路来看，武装起事的决断，是青年孙中山长期的革命想像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所累积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对于未来的设想，与现实社会之间颇有差距。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接触了海外的另一个世界，对于新的时代趋势有所感知，对中国的现实感到不满。求学香港期间相对宽松、开放的环境，则为他提供了展开想像的可能。所谓“四大寇”的说法，即为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的绝佳描述。当他结束学生生活、正式步入社会之后，理想、抱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便愈形强烈。他尝试过职业生涯，但路途多阻；他也尝试过传统的进身之术，即上书权要，并为此倾尽了全力。当上书李鸿章未能如愿之后，他清楚地感到，自己的革新理想和人生抱负，是难以通过常规途径在既有的中国社会中实现了。于是，他便只有非常规的途径可走，那就是暴力革命。[10]
由上可见，乙未举事的社会基础并不成熟。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未发展到为一场革命提供充分条件的地步，只是显露了一些隐约可见的新动向。孙中山以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新动向，并凭借他那独特的热情想像，欲将此新动向提前引爆。这决定了此次举事难以成功，但也更见其前瞻性。这一点，对于孙中山后来革命声望的造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理想胜于思想：乙未举事的政治纲领
革命之有别于一般的暴动，即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包括“革旧”与“立新”两方面。那么，乙未举事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
“革旧”方面的目标比较明确，那就是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早在1893年冬，孙中山就在广州提议成立秘密团体，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宗旨。[11]次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以及1895年成立的香港兴中会，都继承了这一宗旨。学者们对于兴中会誓词多有怀疑，不过，其章程直指现政府的弊端，尤其是香港兴中会章程，更是言辞激烈：“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2]这些颇见抱负的话，展现的正是一批青年人匡时救世的责任、热情和信心。一边是昏庸腐朽、无可救药的满人政府，另一边是胸怀天下、锐意革新的青年志士，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领会这些话中的锋芒之所向。
但在“立新”方面，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乙未举事本身，都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
首先，《上李鸿章书》是最能反映青年孙中山经济、社会变革思想的文字，但其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政纲。在这篇长文里，孙中山所描绘的新社会图景还比较散乱。他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4条原则，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纲，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想境界，一套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的准则。其具体主张，一是广办学校，开设新的科目，国家广设学官，人人学而优则仕；二是设农官以劝农，兴修水利，提倡农学研究，改良农业，推广机器之用，修筑铁路，进一步发展轮船航运业，裁减关卡，保护商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内容与早期改良派冯桂芬、郑观应等人的设想非常相似，并且还不如他们讲得全面、系统。[13]在这份上书中，他几次提及自己“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14]。同时，青年人的偏激也偶有流露。比如，他本来是提倡禁绝鸦片的，4年前还曾向本地乡贤郑藻如上书申明此志，[15]但因为“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试图以本土的鸦片击败外国的鸦片，然后再图禁烟。[16]这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但却真实、形象地反映了青年孙中山散乱、矛盾的思想状况。综观全文，与其说它是孙中山治国纲领的阐述，还不如说主要表达了一位青年人的不凡抱负，和他对新社会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兴中会章程与此颇有相似：“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17]这表明，不仅孙中山一人，乙未举事时的众青年志士，对于新社会的想像，都只能达到此种程度。
其次，政体、政治方面的纲领也未成型。无论是孙中山个人，还是兴中会章程，都没有这方面的明确阐述。兴中会当时是否有过“创立合众政府”这一誓词，到现在还无法确定。即便有此誓词，光有一个“合众政府”或“共和国”的名词，也不足以说明孙中山当时的政治纲领。必须立足于具体的语境，去追踪其具体言行，才能明了青年孙中山的真实思想。早年孙中山对“共和国”的认识，得自于1894年夏威夷的政治变革。当年7月，夏威夷实施了一部新的宪法，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国。[18]但孙中山在那里停留未久。且忙于组织兴中会，纵然对这一新事物有所共鸣，对于“共和国”的认识也不可能深刻。与香港兴中会其他成员一样，孙中山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识和体验，更主要还是通过在香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体验而获得的。正因为此，这批青年志士的政治知识，恐怕还不如久预香港政界的何启丰富。何启是一名资深律师，担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对洋务派的改革路线，以及政制建设，都提出过批评性的改良意见。[19]已有研究表明，深受何启影响而出台的君主立宪政体构想，成了乙未举事的主要政治纲领：中央政府由皇帝、总理和内阁组成，全国划分为4个行政区，地方议会实行地方自治，最基层议会实行直接选举，所有议员和官吏都必须经过新式专业化考试。[20]这其实是一个杂烩，其中既可见3年后康有为维新梦想中的成分，也可见孙中山后来所倡地方自治的影子。说到底，它只是从英国、美国和香港的政治体制中杂取若干要点组合而成，理论上既失澄明、系统，实践起来更无从下手。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纲领，还不如说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新的政治制度的设想。
再者，兴中会对会众的动员方式，亦可反映青年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程度。组织檀香山兴中会时，他指望通过利益的驱动力来动员会众，“另设银会集股举办公家事业，每股科银十元，成功后收回本利百元”。但这一方法效果不大，檀香山华侨认股并不积极。到1895年初孙中山回国时为止，所筹得的款项中，会员会底银和股份银只占一小部分，个别热心于革命事业者的捐款，反而占了主要部分。[21]这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向，即政治动员已经开始在群众（尽管还只是少数）中产生影响。可是，孙中山对此趋向反应迟钝。1895年初制定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依然采纳了上述动员方式：“本会……特设银会以资巨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科银十元，……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22]“生财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等等词语，甚至将之与清廷的捐纳相比较，发起人以利益刺激会众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这表明，孙中山此时的群众动员意识，还未完全超越旧式造反者的程度。一个全新的社会图景、一种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强大动员作用，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都还比较遥远。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贬低孙中山的形象，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分析他此时的思想发展程度。
因此，从政治纲领来看，孙中山此时对革命前景的设想尚不够明确，更谈不上具体。萦绕于他头脑中的主要还是一种理想，而不是成熟的革命思想。但是，这一强烈的革命理想，在1895年前后便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动员力量。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趋向，当他逐步对此作出积极反应、进一步完善其政治纲领的时候，也就是革命从理想转向思想之时。
三、臆断大于谋略：乙未举事的组织策划
孙中山等人虽然为乙未举事做了许多准备，但客观地说，他们的组织策划工作，确实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对此，学术界多从政治思想和斗争经验方面去寻找原因。[23]此处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孙中山独特的心态倾向，及其对起事策划的影响。
从种种材料看，孙中山显然把革命想像得太简单了。他认为，只要攻陷广州的几个主要军政机关，便能引起绿林和会党的自发起义，这样就可望成立一个独立的两广政府，作为进一步行动的基地。[24]而攻取广州，在他看来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广州承平日久，几个重要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决不防卫”。因而他最初的设想是“内起外应”，“以五人为一队，配足长短枪械及炸弹，进攻一署，直入署后官眷之房，将其长官或诛或执，如是全城已无发号施令之人。尚恐有城外兵队闻变入援，则择最重要之街道，如双门底、惠爱街二处，伏于店铺两旁，以宝垅掩护，伺其来突发枪掷弹击之，援兵不知虚实，突遭迎头痛击，必不敢前。犹虑其由横街小巷经过，则预先将此道路轰炸，则两旁铺屋倾塌，粤垣街道阔仅数尺，铺砌白石，投以炸弹即易爆炸，砖瓦堆塞，援兵必不能过。担任据守重要街道之敢死队须二三十人便足，西门、归德门二处城楼则以二三十人占领，以延城外响应者入。围攻旗界又以一二十人，与进攻衙署任务已完之队分头放火为号，且壮声势，如此则大事成矣”[25]。
这一设想虽然显示了孙中山大无畏的斗争勇气，但如同他平素的言谈一样，也表现出青年人的臆断和冲动心态，如果真的这样去行事，就跟盲动差不多了。因此，兴中会诸人大多不赞同这一设想。而另一名重要会员谢缵泰，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26]也正因为孙中山这种臆断和冲动心态，日本人对于这次行动的前景非常怀疑。[27]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举事而确定的“分道攻城”之策，基本上是“内起外应”设想的翻版，同样显示了主观臆断和盲目乐观的色彩。新的方案大致如下：以香港方面募集来的3000会党作为主力，负责进攻广州城内各重要机关，而以广州附近的人手及汕头方向的客军作为支援，各路人马以农历重阳节扫墓的名义，九月初八日夜向广州进发，初九日晨齐集后分头行动：“早晨各城门既启，各部冲锋直进，如入无人之境，自无难事”；“更由陈清带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同时运动清军，“海陆军既有附丛，即有反抗亦无能为”。[28]
与先前的“内起外应”设想相比，新方案似乎有不少改进：一是攻城主力的人数从100多人增加为3000人；二是增加了广州附近及汕头方向客军作为支援；三是策动了军人响应。但是，这三点改进之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海陆军预备响应云云，实则附从者只有一名在两广总督署卫队中充任低级军官的会党成员，以及几名担任水师中级军官的孙中山的同乡。[29]在当时风气未开、形势未具的情况下，这几个人起而响应，只会被视为造反分子，难以对清军产生多大的号召和影响。再看广州附近及汕头方向的客军，当真几千人从四方云集广州城外，岂有不走漏风声？特别是从汕头远道而来的客军，一路上哪能那么一帆风顺？清政府又如何会让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广州城内？连两广总督都觉得，这种想法无法实现，根本不用为之担忧。[30]果然，事实证明，这一步棋只是纸上谈兵，孙中山自己事后也承认，这是导致乙未举事失败的主要原因：“讵意会员部署既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31]至于攻城主力增加至3000人，亦大有疑问。且不说在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募集3000敢死队员是否可能，即使募齐了3000死士，他们多是会党成员，那么，是否能够有效地将他们组织起来？就算能够的话，又是否能够顺利地从香港进入广州？这些问题都缺乏细致的考虑。事实上，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只募集到了400人，他们刚从香港出发不久，消息便由港英当局告知了广州清政府。[32]因此，这个方案表面上看很完美，实则臆度多于筹划，只是纸上谈兵。事后反思这次举事，孙中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谋未臧，势偶不利。”[33]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于整体形势的把握，其中实已掺杂了情绪化的因素。如果仅就认知层面而论，对于一位青年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然而，在考虑具体的行动时，对于局面的把握，当然应该力求准确、踏实，对于方案的设计，更应该力求细致。情绪化的乐观和冲动，将导致粗疏、大意和主观臆断，与革命的谋略背道而驰。
四、想像让于行动：乙未举事与孙中山的身份转变
以上分析表明，乙未举事与其说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民主革命的操演，还不如说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头脑内部的革命。它虽然显示了行动的努力，但更多地体现了青年孙中山等人并不周详的主观设计。它主要还停留在想像的层次上，未来得及充分展开，便匆匆收束了。
但是，这次想像大于行动的举事，却促成了孙中山个人身份的巨大转变，使他从醉心于革命的想像者，转变为真实的革命者。
某种身份的转换，不仅取决于当事者本人的主观选择、定位和认同，还受制于他人的辨认、判断和认可。对于孙中山的身份转换来说，起重要作用的，便是清政府的态度和境外舆论。此前，孙中山的外在形象，是一名出身低微、但有着海外联系和教会背景的新式医生，虽“高谈时政，放言无忌”，但在时人看来，这只是青年人的偏激与张狂而已。[34]在两广总督谭钟麟的眼里，孙中山只不过是一名职业人士，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介狂生。[35]但是，举事的确切消息为清政府所获悉那一刻，青年孙中山的外在形象便发生了突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反叛者。朝廷发布谕令，务必将孙中山等“首犯”迅速捕获；广东当局将孙中山列于悬赏缉捕的名单之首，[36]并派人前往香港，要求港英当局引渡孙中山等人。[37]随着孙中山的行踪转移，清政府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欧洲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追踪，必欲将孙中山逮捕而后快，最终导致了“伦敦蒙难”事件，反而使孙中山因祸得福，其反叛者的形象和声名超越了广东、中国，走向了世界。[38]
如果说清政府的努力抬升了孙中山的反叛者形象，那么，香港和外国舆论的反应，则开始将其反叛行为与更广阔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时代潮流结合起来，从而，一个革命者的新形象呼之欲出。
在举事的筹备阶段，香港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就多次发表文章，将这次举事与传统的造反区别开来，并将它与新的潮流连在一起。例如，1895年3月12日，该报的社论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暴政的邪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排除于西方的影响、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3月16日，该报又载文称这次举事将摧毁专制制度，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连一直小心翼翼、对于这次举事持保守态度的英国外交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有同这个流产了的革命有联系的人，都是同西方混在一起、吸收了改革和进步思想的人。”[39]
这一新形象的塑造，在1895年11月10日《神户又新日报》刊登的《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画》一文[40]中，更能得到体现。这份报导所述细节，与事实多有出入，且不乏传闻的成分，连这次举事的首领的姓名也没有弄清楚，而只是称之为“范某”。但这些细节上的出入，恰好可以证明该报的中立性。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导刻划了一个截然两分的结构性格局：一边是代表着腐败落后之渊薮的满清王朝；另一边，则是代表着文明和先进的新一代海外归来者，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东南沿海地区新一代青年。这从文中的言语叙述中可以得到反映。大量的隐喻性语词，如“留学美国”、“在英、德两国滞留”、“颇有学识”、“美国、濠州、新嘉坡等地归国者”、“俱乐部”、“海外归来者”、“文明空气”、“足履欧美之地”、“自幼不信迷信”、“西式兵勇”、“香港、澳门”、“新式武器”等等，在文中散乱地出现，在不自觉中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充满想像空间的新语境。文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革命”一词，但它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蓄势欲发的革命新潮流，和一幅行将展开的革命新图景。孙中山（虽然文中没有确指其名）被放置于这一新潮流的尖峰、新图景的正中，他的革命者形象自然已经绘就，剩下的只是一个正式头衔而已。
另一方面，乙未举事本身，便是孙中山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这次行动的展开，好比是从空中到地面的“沉降”。这次举事的失败，给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具体问题，比如革命的目标、纲领、策略、时势、个人意志等等。尽管青年时代形成的想像气质，很难因为一次行动便完全改变，但通过这一“沉降”，这些问题逐渐纳入孙中山的思考范围。此后10余年里，正是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过程中，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革命的想像者，才开始浮现于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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