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在延安成立。抗战八年，这所学校培养了20多万名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展开斗争的地下工作者。1940年11月到1943年3月，抗大总校曾在邢台浆水镇办学。其间，抗大学员、教职工和浆水镇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其中，革命先辈、陕西籍抗大工作人员张立宪曾因伤寒奄奄一息，得益于浆水镇老乡的精心治疗痊愈，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赞歌。
文物名片
抗大工作人员张立宪的两枚证章，现存于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内，系张立宪子女于2016年捐献。
文物.故事
两枚证章是抗大教职工的工作章
日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工作人员李瑞芳向记者发来了两枚证章的图片。据李瑞芳介绍，两枚证章都是金属材质、三角形，高约为2.8厘米，背面都有别针，证章上部为闪着十二道光芒的红五角星，五角星内写有“抗大”二字。证章偏下的位置是“教职员证章”五个字。两枚证章正面均为珐琅质。一枚证章为蓝白色背景，上边文字为金属色，外缘的金属边儿较厚。另一枚证章为黄色背景，文字为深红色，外缘为深红色的边儿。
李瑞芳说，这两枚证章是当年抗大教职工的工作章，是一种身份证明，使用时用别针别在胸口位置。证章的主人叫张立宪，曾任湖南省军区政委、湖南省委书记等职，他1937年到1945年时曾在抗大工作。
一般的教职工只有一枚证章，为何张立宪会有两枚呢？故事要从1937年说起。
讲述.幕后
抗大留校，曾在邢台工作两年多
张立宪1918年出生于陕西咸阳，1936年在西安求学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初，张立宪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遭当局缉捕，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陕北。
同年，张立宪在陕北光荣入党，并进入抗大三期学习。因为上过高中，张立宪有着较好的文化基础，在学习期满后，他留校任职，担任了供给处政治指导员。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搬迁到邢台浆水镇一带办学。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一年，张立宪作为抗大供给处人员，先一步来邢台山区打前站，负责找房子、筹集粮草物资。
当年办学条件困难，张立宪和同志们想尽各种办法，解决物资供给。张立宪的长子张进军讲了两段关于抗大的往事。其一，浆水镇有条小河，河里有很多一拃长的小鱼。张立宪和副指导员为了给学员们改善生活，决定因陋就简做石板烤鱼。于是，张立宪负责捡柴禾找石板，副指导员则去河里抓鱼。其二和女学员有关，抗大女学员大都不到2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早晨洗漱时，女学员轮着在仅有的一块大镜子前照镜子，很耽误时间。当时，镜子不够用的问题也让供给处的同志们发愁，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把一块大镜子打碎，让每个女学员都分到一小块使用。
虽说条件艰苦，但在邢台两年多的时间里，张立宪和教职工、学员们一起在河边学习、写作、讨论时下的抗战局势，始终充满了青春活力。
“我父亲常说，在抗大的经历，是他这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张进军说。
感染伤寒，老乡照料下奇迹般康复
1941年，工作中，张立宪不幸感染了伤寒，身上发着高烧，水米不进。在缺医少药的抗战年代，严重伤寒几乎是不治之症。当地一个老乡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主动把张立宪留在家里照料。
“那个老乡懂一点草药知识，就每天上山采药为父亲治疗。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父亲的病情才好转。”张进军说，“因为父亲生病吃不下东西，老乡就千方百计找来小米熬好小米粥，一口一口喂父亲，就是这样，父亲才挺了过来。”
3个月后，张立宪基本痊愈。老乡又找来一匹马，在马背上盖着一条被子，让张立宪趴在马背上，就这样走了一天，才把张立宪送回抗大。之后，又经过了两三个月的调养，张立宪才重新出来工作，被任命为了政治部组织干事。
终生遗憾，没找到自己的救命恩人
因生病中断工作回到抗大，又因担任过不同职务，所以张立宪拿到了两枚抗大教职员证章。
张进军说：“父亲矢志革命，不管何种艰苦的环境，都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决心。同时，这两枚证章也是抗大和浆水镇百姓军民鱼水情深的体现。”
1943年3月，抗大总校离开浆水镇，回陕西继续办学，张立宪跟随离开。再后来，他主要在东北、华南地区工作，再没有回过河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立宪多次委托在河北工作的战友寻找他的救命恩人，最终都没能实现。
2016年，张进军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讲了他父亲在浆水镇的故事。大家以马匹一日行走距离为限，划定了一个大致范围，但还是没能找到他父亲养病的村子。
张进军说：“父亲生前多次给我们讲过抗大在邢台时期的故事，可惜一直到他1986年去世，都没再见到救治他的老乡，这件事成了他的终生遗憾。”
精神.传承
捐献文物，让更多人接受革命教育
张立宪有浓厚的军旅情怀，家中两子两女名字中都带有“军”字。受父亲影响，张家四个子女先后入伍、入党。张进军曾在部队院校工作。次子张铁军还曾任“刘老庄英雄连”的指导员。
“1945年12月，抗大迁到东北，改称为东北军政大学，我父母在这期间相识、结婚。他们两人都有着‘抗大’情结。2016年，我母亲去世。她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们，要把我父亲的两枚证章捐出去。”张进军说。
张进军和弟弟妹妹曾多次来到抗大陈列馆。经过大家商议，他们兄妹两次捐出共12件（套）文物，其中包括那两枚抗大教职员证章。他们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年轻人讲过那两枚证章的故事。
未来，他们还将继续宣传抗大精神，为传承革命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本报记者寇拴民 实习记者郭会哲 通讯员李瑞芳
■供图/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本文原刊于《河北青年报》“红色文物·燕赵记忆”专题第85期，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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