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证券日报网
本报记者 周尚伃
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金融正在构建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新型服务体系。对文化产业来说，如何在新经济视角下发展文化金融，提供新型金融服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此，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专家顾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巍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应建立一套新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需要在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中思考文化金融进一步发展的新路径。
明确发展
新文化经济的两大路线
金巍指出，认识文化产业与新经济的关系，明确发展新文化经济的两大路线。首先要从认识上解决问题。需要认识到，无论文化产业被论证有多么古老，但它仍是随着经济变迁而被定义的。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具有与新经济天然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文化经济正在演变为一种“新文化经济”，这种新文化经济是一种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和要素性特征的新经济形态。
可以从技术范畴和非技术范畴两个路线来理解文化产业与新经济的密切关系，来认识新文化经济。第一，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和数字文化产业崛起，是文化产业现代化的基本路线，也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创意经济和版权经济发展背景下，现代文化产业展现了非技术范畴的新经济特征。
借鉴科技金融
补足制度供给中的两个短板
在科技金融方面，金巍表示，新经济时代的科技金融，金融机构在服务理念上开始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整个体系都开始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这些都值得文化金融发展借鉴。应该说，我国的文化金融政策体系也基本遵循了科技金融政策的基本路径。但通过实践来看，比较起科技产业金融服务的制度供给，文化金融的制度供给在关键环节和深度上是不足的，需要在新经济的视角下进一步优化，所有的制度设计中，目前仍存在两个主要的短板需要进一步补足。
第一，深化组织创新，鼓励设立更具专营性的文化金融机构。文化金融领域的组织创新虽有进展，但远远不如科技金融领域。在机构上，服务文化产业的专营机构屈指可数，文化类保险机构至今没有成立，一些早有政策设计的机构一直未能实现，显然政策执行层在文化金融机构创新的问题上过于谨慎了。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9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金融机构种类不丰富，布局不合理，特色不鲜明，“过度竞争”与“服务空白”同时存在，应当着力发展更多专业化个性化金融机构。
实际上，在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的今天，与科技相对应的以文化为动力的新经济发展规模已经可以支撑很多专业化、个性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关键是如何在制度上给予认可和支持。
第二，坚持推动利用股权资本市场，推动场外市场专门化和文化产业要素市场专门化。同样是高风险、高收益行业，文化产业在股权资本市场的利用和建设上仍是过于滞后了，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留出更大的空间。文化产业资产市场专门化受制于文化属性可能带来相应的障碍，一些地方正在推动的“文创板”等设想也有些市场容纳度和可行性的缺陷，但在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场外市场专门化方向，在文化产业要素市场专门化方向，仍需要一些更大胆的探索。
依托技术变革
寻求文化金融发展新的飞跃
金巍指出，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改造不仅需要制度支撑，还有一个重要维度是依靠现代技术变革。一些在新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中的主要瓶颈，在新技术条件下已经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第一，以大数据等技术平台为支撑进行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新金融服务时代，依据客户的不同特点设计不同的产品已经成为可能，完全可以做到从“类”到“个”，这得益于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利用，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准确分析客户的行为习惯、偏好、信用评价等情况，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对客户开展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和营销，切实服务文化企业。同时，一些利用新技术建立竞争优势的中小金融机构，因为风控能力的提升可以将文化产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文化金融专营化机构的设立也会变得更具可行性。
第二，在新技术保障下建设和建立文化产业新市场机制。场内交易市场通过金融科技应用可以更加高效、安全，而受益最大的可能是场外交易市场。大数据提供更完备的风险信息，区块链技术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平台，人工智能提供辅助性顾问咨询服务，那么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模式的全国性“文创板”是值得探索的模式，文化众筹等曾经因为风险问题受到限制的市场机制，能够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依靠新技术构建文化资产评估体系和文化行业信用管理体系。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这种状况将得到很好的改善。新技术平台可以辅助人甚至取代人，能够使各类文化资产的确权、估值、交易更加科学化。不仅文化产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这个支柱得到夯实，其他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文物、艺术品等实物资产的价值评估也将科学化和体系化，而文化数据资产也在新技术条件下将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产类型。
（编辑 孙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