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6日，电影《走走停停》在中国内地院线正式公映19天后，票房终于跌跌撞撞地实现了“破亿”，豆瓣评分则高达8.0。
对于一个创意酝酿了数年，曾经被递到过业内一些出品人、投资人手中却从未被看好，直到在2021年首届“FIRST成都惊喜影展”中被挑中并平稳落地成真的电影长片而言，这个票房与口碑成绩不可不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胜利了。但在以种种数据为王论高下的残酷现实中，这也显然与各方对它预设的期待之间尚有落差。
但，数字显然不能证明和说清事物的全部本质，每一种“落差”背后也存在着有可能被淹没和忽略的意志。因为不愿意《走走停停》这样的“少数派”作品轻易被不解和卷走，我们向导演龙飞、编剧黄佳发出采访邀约。
我们想知道，是怎样的两个独立的个体，会写出、拍出这样一部坚决不要与他者一般的电影；在《走走停停》完成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又分别经受过生活怎样的磨损，与什么缠斗过，原谅了什么，又是如何一遍又一遍怀疑和确认着 ——何谓真实。
01
《走走停停》是导演龙飞、编剧黄佳联合创作的第二部电影长片，他们在背对背的采访中言辞一致地将《走走停停》定义为一部“反类型”作品。
在官方公布的主体海报上，可见七位主要角色——四男三女——围坐在一张木桌边，都通透又舒服地笑着。桌上摆着切好的新鲜西瓜，四周的窗棱、椅子、橱柜、碗碟，处处透露了一种旧时光的亲切和隽永感。
你大抵会在看到影片前推测想象：这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一家人；他们中一定会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发生一段浪漫至极的爱恋吧；他们会一同经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会彼此救赎；他们会大哭大笑，互相亏欠，继而永远怀念……
待103分钟的电影落幕，观众才会在场灯亮起的时分意识到，那些我们以为可能也应该发生的事情，几乎一件也没有发生——其实也发生了——但压根儿不是我们以为和常见的那样。
这里头只有四个人是一家人，剩下三个本来都是陌路来的，却被拴在了一条船上；爱情若隐若现着，终究也沉默着沉没了，当事人甚至没表现出任何一点伤或疼；还有人永远地离开了，却是那么平静无虞；笑声确实很多，却又没有一滴眼泪落在满天满地的遗憾之上；可以悲切、喟叹甚至愤怒的事情更多，竟也没有一个人选择释放出哪怕一点点的怨怼与恨意；人和人最终零零落落地四散于人海，真相也被一阵大风呼一下刮跑了，但是好像也没关系……
大多数观众的观看体验，龙飞其实一早就隐隐预料到了：“整个影片是在不停地去打破（观众的）预期，你以为故事要往这个可能去发展了，突然就变了一个方向，你以为要往某一种故事类型发展了，（我们）又打破了这个预期——对一部分观众来说，他们一定是不适应的。”
他平静理性地好像一碗温水。在这个当下“票房不太理想”的现实里，龙飞在表达难过时的最高级也不过就是：“……难过一下吧，然后很快我就能接受这个事实，想通了。”他不将票房结果粗暴归因于任何外因，反而把凝视和思考的精力放在了“要从结果里去吸收和消化，从观众的反馈里面去思考，去想想后面（的路）还会怎么走，（电影）还会怎么做。”
导演龙飞
黄佳则电光火石，不吐不快。相比于如何看待结果，她更在乎另外一件发生在事情最开头的抉择。《走走停停》的创作初衷，来源于黄佳对“真实”的思索。早些年拍纪录片的时候，她常常会“陷于道德伦理的自省当中”“会有一种困惑，被拍摄出来的‘真实’和我们想看到的‘真实’是同一种‘真实’吗？”“怎么分辨‘真实的表演’和‘表演的真实’？”……
最初版的《走走停停》剧本中，故事里的时间是被打碎重组的，观众会在影片一开始不久就接收到一些“采访素材”，直接打破银幕上下表演与观看的“第四堵墙”——疑惑于是产生，他们为什么对着镜头说话？他们在说什么？随着继续往下看，观众慢慢会明了，前面“采访素材”里所谈及的内容，故事也会随之慢慢打开：原来有人在拍这么一家人，原来他们在家里拍摄一部独立电影，原来母亲走了……
“纪录片的前置使观众的反应是后置的，这种‘后知后觉’其实就是整个影片的一种风格，所有的反应不是当下的而是后置的。”
黄佳明白，这样的前置设计，对大部分观众而言着实“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综合各方意见后做出割舍的决定也未尝不是好的，但她还是接连说了两遍“非常非常遗憾”“初衷哪怕有了一点点的改变，（心里）会有极大的失落和遗憾。”
编剧黄佳
02
龙飞与黄佳年龄相仿，一个重庆人，一个武汉人。两个人同期在香港浸会大学念电影专业的研究生，遂相识。
《走走停停》正式启动的五年前，他们曾一起合作过一部80分钟的长片处女作《睡沙发的人》，入围了第11届FIRST青年电影展。在那部短片里，黄佳任编剧、制片人、道具等，龙飞任导演、摄影、剪辑等。《睡沙发的人》在黄佳的家乡武汉取景拍摄。《走走停停》则是在与龙飞的家乡重庆同为川渝之地的四川内江和自贡两地拍摄。
两部作品很难说没有一些精神意志上的同脉气息。主人公的日子都过得有些许狼狈，但他们本能里的散漫与对既定规则的怀疑又总能在无意间让他们得到相依为命的支撑，每一次看似偶然的急中生智又一遍遍加固了他们的达观通透，这背后足可见创作者自身的理想主义底色。
《睡沙发的人》是黄佳第一次的长片写作——“有点相当于一个命题作文”。
拍摄用的房子是黄佳家里曾经的一处居所，正在等待拆迁的边缘。他们只把屋子里的墙面做了“风格化”的粉刷，客厅刷成了红色，卧室刷成了蓝色——“有人后来看过之后觉得不像是国内人家会选择装修风格，有一点法式风在里头”，那是黄佳和龙飞喜欢过的电影给他们的审美倾向。
最重要的道具——沙发也是黄佳自己去商场选的，“要选择那种可以开合的小沙发”，拍摄完成后至今她一直没舍得把它扔了，“一直在我舅妈的地下室里面放着发霉。”
《睡沙发的人》的尝试之后，龙飞和黄佳都确定了一件事，便是接下来再拍片，一定要找专业精良的制作方，各司其职地精诚合作。
说起作为制片人去应对各种状况的方式，黄佳说她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温和地智取”——“去跟他们说，现在请您暂时不要吹喇叭，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些工作，希望他们配合。”她没有跟他们解释自己和同伴是在拍电影，“这样说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真的这么说，人家不会鸟你，大家不那么看重电影的。电影只有在我们电影人或者影迷心中重要。”
有一则关于《走走停停》的短评是直直地打入了黄佳和龙飞心里的，说“这是一帮理想主义者的悲歌”。这支歌不仅是电影里的人在一起和鸣，戏外，创造了这一切的人——从创作者自己到《走走停停》成事中他们一路上遇到的“贵人”与掌舵者，哪一个又不是如此这般的不愿扔掉英雄情结的理想主义者呢？互文在《走走停停》的戏里戏外，交织喷薄。
问黄佳，理想主义者一定会失败吗？
她说：“理想主义者不是一定会失败，但是理想主义者会遭遇更多的打击。”
03
“在夜晚，我不觉得孤独。在大地的黑暗里，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能够穿透沉默和寂静，在黑暗中萌发新芽。为了生长，为了歌唱，不畏风暴，有着钢铁的坚强，为了明天有别一种光亮，照耀着每一个人的心房。为了明天宽广的大路，通向你我向往已久的地方……从今天起，你接触的事物，都会因为我的欢笑而有了希望。”
这是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根据1969年一桩真实的爆炸案嫌疑人坠楼死亡案作所的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记者注：以下简称“无政府”）中的一段台词。1998年，导演孟京辉将它首次排演搬上舞台，二十一世纪之初，这部戏剧也成为了给在重庆念大学的龙飞一脚踹开戏剧大门的重要推力之一。
上高中的时候，龙飞就已经冒出了“想做电影”的念头，报考大学时也试过报电影专业院校，但报错了专业——“报成了表演专业，毫无悬念就被踢走了。”于是选择了留在家乡的大学学习英语专业。
大一一进校，他就加入了话剧社，之后四年，和剧社伙伴们厮混在一起的时光远远超过了和本专业的同学在一起，甚至一直到今天他们保持着并不稀疏的联络。那时候他们一起扒孟京辉的话剧碟子，“一起排一起玩”。
为什么会是你被选中演“无政府”里面的疯子呢？
“找我演可能是我更像疯子吧。”龙飞这句话也是用自始至终的平静语气说出来的。
那出戏的结局是模糊的，但龙飞爱的就是这种“开放”和“理想主义”式的结束，“你可以想象‘疯子’最后死了，也可以相信他活了下来。这就是戏剧和电影创作可以给人的空间，它想告诉你——你可以无条件地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临近大学毕业要做出“读研”还是“工作”的选择时，龙飞决定去香港念电影。个中因由也是偶然与必然的交错使然。客观的外因在于“考内地（的研究生）我肯定考不上……数学和政治我肯定考不过。”他当然懂天道酬勤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不想在这件事上努力。”
还有一个奇妙的机缘是在那之前，他曾经跟一个女同学有过一次完全无意识的闲聊，对方问他大学毕业想干什么，他答还没想好。对方紧跟着说了一句“男孩子还是多读点书好”——听来也像极了无心之辞。结果就是这句话，在许久之后的某一刻，直击龙飞，帮他引到了后来的路上。
04
想来万事确实环环相抵，少了哪一天也走不到今天。
如果没有那个同学的那一句轻轻的话，龙飞后来不一定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没有到香港学习，他和黄佳大概率也根本不会认识。
人生里自编自导的第一个短片，龙飞写了两个男大学生，坐在操场上看到一个女孩走过，其中一个说，这个女孩对我有意思，她曾经送过我一个苹果，另外一个男孩说，她也送过我一次苹果。
两个男孩瞬间变成了敌对的关系，于是约在晚上去跑步，谁赢了，谁就有资格去追这个女孩。他们比赛的方式是在每一个路口等待红绿灯信号的提示——事实上，这个故事的起源，就来自于此。
龙飞发现了香港红绿灯会有非常特别的提示音，每次变灯前都有嘟嘟嘟的声响，“像发令枪一样。”故事的最后，两个人在跑过了好几个路口之后看到他们喜欢的女孩被别人搂在怀里从前面走过。两个人相视一笑，“喝杯酒，就完了。”
毕业之前，他还拍过另外一部短片。一个丈夫用投影仪把妻子日常生活中很多影像投在墙上，独自一个人观看。看到妻子跳舞他就在旁边一起跳，看到妻子趴着睡着了，默默地给她端了一个茶杯，茶都凉了，妻子还在睡觉。
到故事结尾我们就会看到，所有这些影像都是妻子在生病离世前自己拍下来的，希望以此作为对爱人的陪伴。片子的最后，是有一天她自己拍摄时，丈夫突然回家了，她没有来得及去关摄像机，两个人于是如常一起互相陪伴。“本来是观看者的人，最后走进了屏幕里。”结束。
从这些龙飞早期的作品里，可见一件细微但坚固的事情，即，他拍的故事，最终的结局都没有输赢或者一个所谓的结果。这些短片作业如是，《睡沙发的人》和《走走停停》都如是。
为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你看得太多了，会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龙飞答。
他和黄佳在这一点上是达成了高度认同的，“生活是没有‘结局’的东西，一件事后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但不管是哪一种，你都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接受不是一种逆来顺受，只是当无力感和无奈感一次次来袭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呢？有时候需要隐忍，有时候需要等待。”
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香港那八年，龙飞靠拍企业宣传片和纪录片营生支持生活，同时一直不停地把自己的作品投给各种各样的短片比赛和创作基金，结果是无一例外的石沉大海，那是他“痛苦”而“自我消耗”的两千多个日夜。
其实他在很早期就意识到了“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剧本，想要什么感觉的东西”，但那个东西不是龙飞想去做的，“简单来说，我没有用他们想要的东西去讨好他们，我只想用我自己风格的东西去打动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对这种东西给予支持，但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的。”后来他也甘愿承认，“这也是我的能力问题，我真的写不出那样的剧本，这是我的短板。”
只有一次例外，是在他离开香港前的最后一年，他和当时的编剧搭档把“别人”想要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了，“前所未有地我们进入了最后一轮筛选。”结果在临门一脚的时候，他们“又受不了了”“确实没忍住”，还是决定完完全全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终于，还是落选了。
“那之后，我就义无反顾地回内地了。”
龙飞记得作家马家辉曾这样形容香港，说那里不是一个现实的地方，而是一个超现实的地方——超级现实。
我好奇这种“超现实”就没有哪怕一点点浸淫到他吗？
他紧接慢唱：“我觉得可能没有。也不是说我没有‘现实’的一面，拍宣传片，纪录片，我是可以的‘现实’的，但那个时候你要我在我最坚持最喜欢的剧情片上面也妥协，我做不到。”
05
黄佳也是在许多许多事情发生之后很久才“后知后觉”，自己到底是一个不想循规蹈矩的人，“如果没有新意的话，我宁愿不做；如果只是单纯重复或者复制别人，那你来做又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如果可以有机会做一个新的尝试，哪怕需要花一点精力，我动力会更加足一点，突然一下有了那团火。”
研究生毕业之后，黄佳没有选择直接进入影视行业，而是应聘了一份到国际学校教书的职位。那段时期，便是黄佳生命里“走走停停”的“停滞期”，却也让她吸收和沉淀到了许多。
2024年4月，《走走停停》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并一举拿下最佳编剧奖后，有黄佳当年教过的学生在网上写文章回忆自己“15岁时遇到一个好另类的中文老师”，形容她“人狠话不多”。
还有学生描述她是“极为罕见的教父型”老师——“非常有威严，大家在原则下共存，但给了足够大家去做自己的事情的理由。”“能够在关键时候做出判断，告诉你做事的方向，给你足够哲理性的启迪作为精神支柱，一锤定音。”
这些学生，后来有一些选择了报考两岸三地的戏剧和艺术院校，黄佳并不深究其中有多少自己的介入之原因。
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为师，也绝不是为了以一副叛逆之态讨好或者迎合学生。黄佳从小在评语本上得到的评价几乎永远都是“自由散漫成了习惯，毫无集体主义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压”的成长经历之后，她自主习得的重要之物是不断的怀疑和自省。
二年级写作文《做清洁》，别人都写“大家有的抹窗户，有的拖地，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只有她一个人写：“我们教室的讲台下面藏着三、四把烂扫把，全班做清洁大扫除的时候，大家都去抢那个烂扫把，因为只需要扫扫地，弄一下就可以了，也不用下去倒垃圾，也不用拖地涮拖把。”老师看过非常愤怒，让她观摩优秀作文，重写一遍。
她也不一味反叛，反而真心“自叹不如”，写不出其他小朋友的那么多成语。这些全然不同的作文，后来都被爸爸收留了起来，长大之后有一次黄佳翻出来读，真心感慨“那时候写得挺妙的啊！”——又是后知后觉。
黄佳从小不刻意痛苦于不得不被驯化的现实，有时候甚至会选择“顺应主流的安全做法”，只是每一次被否认和被批评之后，她都会下意识地问一句：“我到底是什么做错了？”
这种认真的反思和往复，后来也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方式进入了她的创作中。
06
《走走停停》中对真实生活的呈现与对这种呈现的纪录、消解、拆解，几乎无时不刻不在剧中交错发生着，每一次对观众预期的“反叛”本质上也是两位创作者对存在的矛盾性和相对性的最大尊重。
“表演有时候不是为了展示和秀，也有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故事的结局，我们没有让主人公在经历那么多坎坷之后走到功利的所谓的‘成功’的位置，或者没有让他们赢，因为‘赢’是我们目前并不想传达的……大部分人的生活里最终是没有功成名就的东西在的。”
对于为什么会让《走走停停》影片中的人物几乎都在面对种种伤害、委屈、痛苦时淡然处之，采取并不正面反抗的态度，龙飞的阐释来自他的切身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从大学毕业到拍《睡沙发的人》再到拍《走走停停》，中间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能够真正拍到自己想拍的东西，是不是这段经历有一种棱角被磨平了？”
龙飞很为罗翔的一段话所动，大意是——“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差别只是谁被命运点中了，谁没有被命运点中，而已。也许有一天命运会点中我，随时有一天命运也会点中别人。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不代表我们就彻底躺平等待命运安排。命运决定了我们95%的生涯，那我们就需要用那5%的努力，去撬动那95%的命运。”
那么，当那个被命运点中的时刻迟迟不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
“平平静静地生活，该做什么做什么。” 龙飞答。
稍后他又顿了顿，毫无攻击感地用一种商量的口吻问我，“你说吴迪（记者注：《走走停停》中胡歌饰演的角色）最后真的成功吗？有这个可能吧……我们最开始设计结局的时候，是想和现实发生一个互文——如果我们把这个片子真的拍成了，是不是就代表吴迪的作品被拍成上映了？是不是，就代表吴迪走出了这一步？”
黄佳则明确地表示，她不认同《走走停停》中的角色们“没有进行反抗”的说法，“他们只是没有按照我们平时观影习惯中所看到的那样，用语言来为自己据理力争……我们弱化了这种形式的抗争，但是把每个人的抗争都放在了他们对自己人生的抉择上。
”父亲选择穿上母亲的长裙出镜帮助儿子完成拍摄，摄影师在知道自己的朋友重新决定开机之后带来了比之前更好的设备，纪录片女导演辞职，作为编剧和导演的男人坚持把自己的电影拍完……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他们对现实的最好的反击。黄佳说，这种选择却是和自己生活中的性格有关，在很多时候面对交锋与质疑时，她会选择“不解释”“不说服”，“反而是搁置它，让时间去证明，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情来证明。”
黄佳想起，导演黑泽明曾说过，重要的不在你要拍什么，而是你要怎么拍。她知道，越是与众不同的切口，越难得到最大集群的认同和理解，“愿意去在真正看完一部电影后细细去想和做反思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但‘很少’也意味着，不是没有。”
徐皓峰曾写过这样一段话：“选择做个挣不到钱的人，选择过狼狈一些的生活总有人来相依为命，总有急中生智的一天。”
《走走停停》整个创作期间，曾有一个唯一的瞬间，让龙飞感觉到了“真实”里的“不真实”。是拍摄大家一起在河边取景，“男演员”的假发被风吹跑，后来下了大雨大家在车站等车的那天。原剧本里，确实有一场大雨。但在拍摄日之前，为了让制作更加顺畅，龙飞和黄佳决定拿掉“下雨”的设定，改成日常的晴天戏。
那天早晨4点，演员刘钧老师就起来做造型，贴了两层假发在头上，天气很闷热，他辛苦而敬业。早上大部队集结在河边开始一直拍摄到中午，完成了计划内的拍摄内容。午后，开始准备大家上公交车的戏的时候，突然开始刮风，等到开拍时，“风刮得树都开始疯狂地摇摆”，然后，雨自己就下下来了。大家都高兴坏了。
“没想到老天爷那么帮忙，帮我们把剧本上最原始的想法给还原出来了。”
在《睡沙发的人》里，黄佳引用过一句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痛苦是创作的土壤”。
我问黄佳，这句话是否也是他们给自己的激励？
她说：“是的。如果痛苦来源于创作的话，解脱痛苦的也是创作。”
她又说：“有时候我觉得快乐显得很廉价或者很短暂，反而是痛苦——我不能说我沉浸在痛苦当中，但痛苦确实可能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痛苦，才会清醒，才会有创作的动力。”
那个在网上写了好长一段文字回忆黄佳的“另类”并为老师的电影作品上映使劲兴奋骄傲大喊“不得了”的学生，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的一句话是：“借此寄望，就算再过十年我没有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仍然热爱生活。”
监制/葛海晨
编辑/Ti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