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贝恩投资(Bain Capital)宣布完成了亚洲五号基金募资，规模达到71亿美元。贝恩投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募资，发生在投资环境最困难的一年。更令人惊讶的是，募集期间这支基金还将目标由50亿上调至60亿，最终定格在71亿。这令人不得不相信，翘楚的确享有某种豁免于大势的特权。
基于亚洲、募资、并购、71亿这些关键词，我们迫切地想了解，贝恩投资是如何将它们进行组织和交织的，最终向LP交付的除了回报，还有什么能够与LP建立起长期、有效的信任关系？以及最关键的问题，怎么看待中国市场？
作为贝恩投资的亚太基金，中国市场无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贝恩与目前人民币市场主流的“下沉”操作恰恰相反，“办公室在哪，最大的因素是家在哪”，贝恩投资的大中华区，除了亚太区总部的香港，只在上海设置了唯一的办公室，均在2005年设立，且对内对外都是 “one China team”。
这跟贝恩投资的文化相关，竺稼说，“我自己不觉得人太分散是好事，因为一个公司团队还是要比较集中一些，大家要沟通，要交流，不能都往外看，内部也要形成文化，有凝聚力。”
做并购项目也是如此，股东缺位导致股东、管理层、员工的利益没法一致，贝恩的做法是，把所有人的利益尽量绑在一辆列车上。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份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竺稼，贝恩投资亚洲私募股权联席主管、合伙人，喜欢结构化表达“1234”的并购投资人
“做投资，回报是硬道理”
杨晓磊：最近几年，你觉得国内的投融资环境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吗？
竺稼：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从资本来讲，中国已经从一个净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这就跟改革开放之初，缺乏资本，百废待兴，有了很大的差异。
第二，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多东西是不清晰的，大家有意愿要去了解，要去学习、落地，现在更多不是怎样把国外的做法移植，而是加强中国现有政策、法规的执行。
举个例子，A股市场。我90年代跟证监会、交易所的人谈，都是谈外国怎么做，香港怎么做，然后我们怎么做。而现在先说我们是这样的要求、规定，你怎么来执行。
杨晓磊：现在美国的一级市场融资，还是以偏科技、偏软的，偏互联网、偏AI计算的居多，中国的VC领域的融资是偏实体的、硬的，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器件的、工具类居多，你认可这种现象吗？
竺稼：首先中国重视硬件，不那么重视软件，这是很长时间的事，我以前跟一些科技公司聊，他们软件都必须跟硬件捆绑在一起去卖，因为你光卖软件，大家觉得这东西我也看不见摸不着，凭什么要付你钱？这些年来，在软件上面的付费意愿，已经比以前提高了。
其实美国也有以硬件为主的时代，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像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在70年代也是startup。再往后90年代，看通讯设备的人也很多，通讯设备数据、通讯设备企业级、运营商级的，也吸引了很多风投公司，只是在过去这些年，似乎软件投的更多一些。
但像特斯拉，它是汽车公司，也是硬件公司，所以我自己觉得软件、硬件，跟产业的周期有关系，倒不是说美国市场就一定偏重软件，行业、产业发展的时代和机遇不太一样，中国仍然是处于硬件发展比较多的阶段，所以投硬件的人多。
杨晓磊：但不管软硬，现在全球股权基金的募资都遇到困难了。
竺稼：募资、投资都有周期性，过去这两年我跟很多LP谈，大家也有看法，会担心，其实拉长来看会清楚很多，如果看过去三四十年的长周期，利率是下降的。
80年代，美国都百分之十几的银行存款利率，再到2020年前后，差不多变成零利率。短期有波动，从长期来看利率毫无疑问是下降的，债务成本降低，股本回报估值倍数增加，那么对于投股本的人就是一个有利的环境，对于投股本的LP也就比较有利。
2022年开始利率上升，我经常说“顺风”和“顶风”，以前长时间是顺风的，现在要变成“顶风”了，大家觉得担心。
LP在考虑什么？他在考虑资产配置。多年来，哪怕在调整风险以后，股本投资回报仍然是高于固收产品的，但如果利率继续大幅度上升，以后会不会变？那么在资产配置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更多配置到固定收益的部分？
你刚才讲到全球都有募资难度，我觉得底层是利率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利率波动是短期现象，但短期影响很大怎么办？
几乎所有大型机构投资人都有资产配置模型，在总体资产中，多少放在固定收益里面，多少放在股本里面，多少放在另类里面。
你看2022年到2023年发生的事情，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对利率上升预期的增加，已发行的固定收益产品的价格如债券是下降的，美国股市拿掉大型股票以后，总体也不行，这两块比例下降，另类这边呢？哪怕没有增加投资，在投资组合的比例都被动上升了。
这就使得大型机构投资人，哪怕本来看好另类资产，但是因为配置模型没变，也增加了很多制约。当然，模型问题可能会较快地转化，但是宏观上的看法，要过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比较清晰的想法和定论。
杨晓磊：具体到国内呢？国内募资也越来越难了，除了上面讲的这两个因素，还有什么影响比较大吗？
竺稼：这里头有几个因素。一，确实在过去这几年，中国二级市场的回报不行，拿 MSCI中国（指数）来看，过去几年很弱，所以对一级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退出困难。
此外还有一个隐性问题，一级市场估值虚高。如果你投的是二级市场股票，股票价格会掉下来，但是你看一级市场，公司没上市，估值就不肯下调。
很多 LP觉得这肯定不对，一样的公司，二级市场跌了这么多，一级市场怎么会不动呢？所以他也对于基金的数据存疑。这种时候，你要是想投一只新的基金，哪怕已经投过的GP，你对上一期基金的表现存疑，对于下一期基金，疑虑只会加重。
再加上美国现在对投资中国特定的行业，比如AI、半导体芯片等，有了明确的限制，也使得美国LP出资受影响，进而又影响其他国家的LP。我个人的体验是，美国的这些限制，对于北美、欧洲的投资人的影响较大，对于亚洲和中东的影响不大。
杨晓磊：我总结一下。一个是配置模型的问题；第二是中国的一、二级市场联动，以及整体收益，具体表现是退出难，一级估值虚高；最后是中美关系。这5个要素，哪个最重要？
竺稼：说实在的，最重要的还是回报。过去大家那么积极地投资中国，只要做风投就可以投到独角兽，动辄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对投资人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所以说到底，发展是硬道理，而做投资，回报证明了发展，回报就是硬道理，其他其实都是影响回报的因素。
“投委会可不是拉拉队”
杨晓磊：所以贝恩投资的募资规模令人惊讶。70多亿美金，放眼过去，哪怕年份好的时候，也属于非常大体量的那一类。募集这么多钱的秘密是什么？后面的动因又是什么？
竺稼：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历来都是一个亚洲基金，最近说中国市场可能相对“凉”，但也有热的市场，日本、印度都很热，贝恩长期在亚洲各个市场都有投资，尤其是在日本，有很多投资，所以那么冷和热就可以均匀一点，不是说只看见了担忧，只看见了疲软。
第二，从策略、团队来讲，贝恩投资一直都比较平稳，比如亚洲团队从2005年开始至今，高层团队始终在一起，也有比较持续稳健的投资回报，所以LP对业绩比较信任。
第三，很多LP觉得退出困难，但是贝恩投资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有比较好的退出。
杨晓磊：所以是好的回报带来的好的募资，那么“好的回报”的秘密又是什么？
竺稼：我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贝恩投资亚洲一号基金是我们历史上（相对）最差的一只基金，投资总回报是2.08倍，2007年募集，到2017年左右基金解散，资金已经还给了投资人了，但是这期基金的排名，过去这几年一直上升。
类似时间募集的基金，今天还有没清算的。因此它们的业绩还在波动，而我们的排名才能够往上走。这么多年过去，反而基金数据往下走，只能说明以前的估值太高了。
杨晓磊：所以做得好不好还是真是同行陪衬。我问过一位机构的合伙人，水位越来越低，低垂果实时代过去了，VC怎么做？他说看“比较优势”，β是降低了，但是我们比别人要好一点，LP就能配置到我们这里。
竺稼：这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如果我只投这个市场，只能矮子里面挑将军，但如果能够做全球配置，看你β不行，就可以撤离市场。
杨晓磊：从2007年的亚洲一号基金发展到今天的亚洲五号基金，16年过去了，中国、印度、东南亚或东盟，日韩泛亚太，比例是怎么配置的？
竺稼：配置到中国比例在降低，但基金规模在变大，所以投资金额倒不见得降低了。一期、二期基金将近一半投在中国，3期、4期比例降下来，但整个盘子变大了。
杨晓磊：这是募资的时候，你给LP讲策略中的一个板块吗？
竺稼：不是。我从来都跟LP说，没办法预测这一期基金投在哪里，因为我更希望LP相信总体的策略，我们的团队在整个亚太市场寻找投资机会，你要相信我们。
不能一上来就框死，这对于LP也不是好事。我不说在哪个市场投多少，但会讲团队配置，因为预想哪里可能机会多，就应该在哪里多放人。
从今天看，我们在日本人最多，中国次之，然后是印度、澳洲、韩国。
杨晓磊：东南亚呢？
竺稼：东南亚是中国和印度团队在看，但没有常驻。从我们预期的机会来看，是这么一个顺序。
杨晓磊：在日本是看成长性机会，还是并购机会？
竺稼：主要看并购，我可以展开说一说日本市场。
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LBO市场，LBO我觉得有意思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成长性、收入的增长，并不是决定回报最重要的因素，利润的增长、杠杆、退出倍数，才是最影响结果的。
日本经济增长不快，所以我在日本看到的大部分公司，收入增长都不多，都是一位数。但日本有很多成熟企业，不太重视成本、效率。所以通过降低成本，往往就使得利润增长远高于收入增长。
再加上日本是个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融资非常便宜，通过使用杠杆能够带来很高的回报，所以我老说，如果能在中国能够借到像日本这样（便宜）的贷款，拿到这样的杠杆，中国的投资回报会好太多。
杨晓磊：这也是为什么亚洲联席主管的另一位常驻日本？
竺稼：是的。
杨晓磊：美元基金挺喜欢用联席，这背后有什么逻辑吗？
竺稼：我觉得投资尤其不应该一言堂。讲投资，讲管理，讲贪婪，讲恐惧，什么是最大的风险？一个是丢掉好项目，一个是做坏项目。其实可供选择的项目总是比较多的，如果一个市场就一个项目，你抓不到就不行，这不是有吸引力的市场。怎样做出好的判断，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在贝恩投资，历来是投委会做决策，而且投委会里大多数人投票做决定，职位再高的人，就你一个人反对，别人都支持的话，项目照样做。
大家一起考虑，总比一个人来的周全。这跟做企业讲究执行力有点不太一样。一个人眼界是有限的，所以经常是去鼓励大家找出不同的看法，通过讨论，达成共识。
投委会可不是拉拉队。
杨晓磊：至少把烂苹果挑出来，不要出现重大风险。
竺稼：对。不过风险总是有，你说会不会因为难以达成一致，错失机会？总是会的，但相比投坏了项目，我更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杨晓磊：贝恩亚太的决策是在亚太team，还是报到全球？
竺稼：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亚洲投委会大部分是亚洲team的人，但也有其他地区的人。为什么要他们参与？就是希望借鉴别的市场经验。
我们也会请美国、欧洲市场的人来参加亚太投委会，北美、欧洲，各地的投委会都这样。总体来讲，是希望能够有不同看法，不同经验，对行业、地域、投资结构有不同专长的人坐到一起来讨论。不光看见风险，也能看见机会，有不同的眼界。
杨晓磊：贝恩也投过像能链这样的公司，这都是少数股权投资、成长型投资，这种投资，海外团队能给什么借鉴经验吗？
竺稼：并不是见过业务模式才能有判断。比如在日本投资，基本上每个项目我都在投委会上。日本市场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第一次碰到我不明白，到第十个项目，我也开始有把握了。
2017年，加州。竺稼（左一）、贝恩投资私募股权亚太区管理合伙人David Gross（右一），中间两位为贝恩投资全球资深顾问
风险哪儿都有
杨晓磊：中国市场，贝恩现在看什么方向？
竺稼：现在注重四个领域，能源转型、医疗健康、消费、全球制造。中国这些领域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
杨晓磊：全球制造怎么理解？
竺稼：中国占世界GDP的17%，占全世界制造产能的30%多，如果说这些产能光做中国，往往会很卷，竞争很厉害，但是很多制造业企业在全球都有竞争力。比如中国电池企业，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电池企业。
眼下虽然有一些国家对中国搞了关税，影响了竞争力，但此时可以把企业制造基地放到别的国家，仍然是中国企业，但在别的地方制造。仍然能够服务于全球市场，这是全球制造。
杨晓磊：近期会募人民币基金吗？
竺稼：贝恩到现在没有募过人民币基金，但一直在探讨。用美元投人民币资产，汇率往往会给投资带来波动，所以必要性是有的。比如贝恩在欧洲现在是欧元基金，而不是美元基金了。在日本也有日元基金。
最近人民币贬值，用美元来看，过去投出的项目，当下的投资收益就吃亏了一大块，而如果是用人民币投资，就基本没影响。人民币基金有吸引力，有挑战，所以还在纠结，没有下决心开始（募）。
杨晓磊：完全理解。今天日常募资过程中，或者给LP的报告中，中国市场在美元LP的语境里，被提出的频次多吗？
竺稼：多，但主要是谈风险。其实我跟好多LP说，风险哪都有，关键问题是要有办法理解风险，投资本身就是承担风险的事情，单纯规避风险，就别投资了，就把钱放枕头底下最好，就这样还有通胀的风险呢，对吧？
上一期募资，LP就在说，打仗了怎么办？政策风险怎么看？我跟他们说，现在欧洲就在打。另外，你觉得美国就没有政策风险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不管谁当了总统，都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这个人是不合法的。
在这种形态下，你说有没有政治风险，有没有政策风险？可能今天世界上风险最大的就是美国，你也没说美国不能投。
所以关键是怎么样去理解风险，把控风险，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得到比较好的投资收益，LP还是愿意投的。
我们team管理的从来都是亚洲基金，从经济、增长、人口来讲，亚洲远大于美国和欧洲；从 PE和VC的渗透率来看，又远低于那些地方。这样一个市场，为什么不投？
杨晓磊：贝恩的投资团队，也在每期基金里放很多自己的钱(co-invest)，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竺稼：贝恩投资(Bain Capital)是投资公司，首先是投自己钱的公司。我们要做的每一次投资，不仅是把LP的钱放进去，也是GP自己想投的，让GP与LP的利益高度一致，才能做成功。
贝恩投资最早也是这样在美国做起来的，后来去欧洲，也是因为好多合伙人挺想投欧洲，再到亚洲也是一样。
历来每一期基金，内部员工加在一起，从来都是最大投资人，远大于外面的任何单一投资人，份额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十几。
杨晓磊：所以不是因为这两年募资难才想到的新办法。
竺稼：一直都这样。所以我在跟LP讲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觉得有说服力？不是说把自己的钱放到安全的地方，把LP的钱放到风险大的地方去，而是GP跟LP一样投。
杨晓磊：过去12年，投中一直代表机构投资人做尽调，我们也发现一个趋势：随着年份越来越差，LP对GP的出资要求越来越高，而由于年份越来越差，GP出资能力也越来越弱，所以强调GP出资，本身很难讲是好趋势，还是坏趋势。
竺稼：对。但对于贝恩来讲，这从来都不是LP的要求，而是我们主动的选择。
杨晓磊：贝恩投资办公室在上海，因为长三角民营企业、潜在并购标的可能多一点？在深圳、北京，有设办公室的想法吗？
竺稼：人太分散不是好事，大家要沟通，要交流，不能都往外看，内部也要形成文化，有凝聚力。办公室在哪，“家”就在哪，而不是就近找项目，我们上海团队也做北京的项目，香港团队也做深圳项目，我们一直是One China Team。
杨晓磊：但行业的潮流是下沉。这两年投中峰会，很多人反复谈这个话题，大家都在设本地团队，要跟当地保持一致的话语体系，这套逻辑和贝恩还是不太一样。
竺稼：举个例子，比如贝恩投资的欧洲办公室主要就在伦敦。法国团队大部分时间待在法国，意大利团队大部分时间待在意大利，也按国家市场分，但人不是非要住在那里。重要的还是公司内部协作、沟通的效率。
找项目很重要，但它只是投资所要做的很多事情之一，找来了项目，怎样去分析、判断，以后怎么样支持企业发展，怎么样增值，怎么样退出，都需要团队协作。
杨晓磊：每个团队有每个团队的基因吧。我们聊过特别老派的美元VC，一共就十来个人，我说你怎么看红杉中国，他说沈南鹏是特别聪明的，找到了一个中国做VC的办法，就把投资机构公司化、本土化、规模化。
传统做美元VC的，跟这个市场——至少在2012年到2017年之间——是不完全匹配的，那时候还是放量增长，今天又变成收缩型市场了。
竺稼：他讲的其实有道理，我跟沈南鹏也聊过，他们找到好的赛道，除了那些不敢、不想投的，其他都投了。赛道涨20%，好公司涨40%、50%，其实是赢者通吃。
所以我刚才说的“失去投资机会”和“投坏项目”的风险，在他那儿，“失去机会”的风险可能更大，这跟我们的策略是不太一样。
并购机会的核心是股东缺位
杨晓磊：刚才讲了几个核心要素，成长、利润，还有杠杆，在中国借钱的成本相对高，今天的成长性又没有那么好，能不能带来好的回报，确实挺打鼓。
所以我更加好奇，并购到底是赚商业链条中哪一块的钱？会不会有利益不好摆平的情况？
竺稼：咱们稍微往前看，美国五、六十年代，有一个企业多元化的过程，当时觉得多元化好处在哪里？第一资本体量大；第二有比较好的管理者。
70年代以后，这个路子就走不通了。所以最早做并购的人，是把企业里面得不到重视，或者是管理有问题，或者是潜力没有得到发挥（的板块）独立出来，把它作为主业来做。
当时为什么用杠杆？一部分是刚做 PE的人也没多少钱，钱不够，怎么办？那就去借，后来慢慢做出了一个业务模式。
贝恩1984年设立，贝恩投资是从从贝恩咨询派生出来的。当时贝恩咨询帮好多企业绩效改善，挺有成效。既然这样，不如自己投。
第一支基金不到4000万美元，要借钱才能做项目，equity的return和债务的return，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快就能做出好多项目。
PE的起源就是这么来的，通过改变控股权赚钱，刚开始是买小公司，或大公司的部门、分支机构。
再往后发现，大公司经常有股东缺位的问题，管理不善，又没有办法更换管理层。《门口的野蛮人》讲KKR去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集团，就非常典型，股东缺位，管理层搞的乌烟瘴气，但是没人有办法。所以控股投资的机会，是这么来的。
现在二级市场也有一些对冲基金，也要求管理层改善，要股东的权利，但主要仍然是PE在做这个事情。
杨晓磊：所以日本市场现在这种机会比较多？
竺稼：我在日本看过一个项目，挺逗，公司里有200多人日常产出大量报表，我问高管，这么多报表怎么有时间看？他说，没人看。我说你把报表停了，200多人的成本不就省了吗？
说到底还是股东缺位，公司这么大，付得起这个钱。所以要等时机到位，由股东给管理层激励，让利益一致，使效率提高。
杨晓磊：你这句话对我触动挺大的，“股东缺位”。所以股东不是戳在那的牌坊，而应该实际发挥作用。
竺稼：是。你看中国这么多创业公司，为什么中国人创业能做好？因为创业者本身就是大股东，他会尽力。
只等IPO，太单一了
杨晓磊：日本有很好的并购市场，中国呢，现在算有“并购市场”吗？
竺稼：我觉得有，但比我预想的慢。贝恩2006年开始在中国做投资，当时以为没有并购机会，所以做成长型投资，但我们是需要控股或者至少占比较大的股比，同样采用绩效改善办法来做投后管理和服务。
第一个控股项目是汽车零部件公司亚新科工业技术，创始人是Jack Perkowski，来自华尔街并在惠普公司做了20年，是第一批来中国投资的外国人，他后来还著有一本书 《Mr.China: A Memior》。2010年我们出资1.5亿美元全面收购亚新科，做了五年的经营管理，2016年卖给了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这样一家产业资本。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发现其实（并购）可以做。接下来，2011年我们通过分拆交易从惠普收购了宇视科技。当时它在惠普受到的关注和资源相对较少，但我们的团队看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团队300多人，还有一些知识产权、合约，我们就全部接过来。我们重建了公司的组织架构，聘请了几名新的管理成员，并支持了多个增长计划，包括进入智能交通的垂直领域，拓展海外市场，加快研发周期，提升采购效率。我们不仅推动 了重要的运营改革，而且帮助宇视科技实现了从单一业务到综合业务的蜕变。2017年，我们把公司出售给了一个由国内智能交通系统供应商牵头的财团，实现了成功退出。
总的来说，贝恩投资是价值创造型的战略投资人，不是被动的财务投资人。
杨晓磊：所以做并购，要操心激励，安抚股东，算好账，又能赚到钱——其实赚的是操心的钱。
我上一次跟PAG单伟健聊的时候，他说做一笔并购交易的核心，是让所有人获利、满意，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
竺稼：让所有人都满意，其实很难，关键还是要让大家利益趋同，调动Alignment(一致性)，使我们在目标上一致，策略上有共识，执行方面可以落地。
做项目之前是尽调，之后是战略蓝图规划，尽可能让大家目标一致，利益一致，策略一致。
杨晓磊：人民币并购基金的难点是否也是流动性？涉及到不好募、不好管，也不好退，毕竟基金控股项目没法在A股上，只能卖。
竺稼：其实贝恩投资的项目大部分是卖掉的，上市是一少部分。退出最常见的方式还是出售。
杨晓磊：此前我跟一位并购投资人谈这个话题，他说还是跟着美元走，人民币是配资。流动性问题，人们一度以为能靠并购基金、S基金，但后来发现都不是灵丹妙药，还是少数人的游戏。
竺稼：并购基金之间的交易也很重要。在欧洲，超过50%的项目都是在并购基金之间的交易，在美国，比例也很高，但在中国就很低。
杨晓磊：大家都在等上市原因是什么？是做企业就要IPO的仪式感，还是因为套利空间大？为什么在中国比较低呢？
竺稼：各方面的原因都有。第一，中国PE行业历史不长，PE基金投资的总量相对较低；第二，中国PE投资大部分以IPO为目标，股权分散，改换别的退出方式很难达成一致；第三，中国PE投资标的的公司大多由创始人管理，职业经理人管理为少数；第四，中国多数PE规模较小，而变换控股权的项目通常金额较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交易以后应该会增加。
“大周期一直是非常好的”
杨晓磊：聊点轻松的，单伟建老师写了好几本书了，你有准备写书吗？
竺稼：他历来比较能写，我恐怕没有他这么好的文采。
杨晓磊：你是第一批高考生，当年给副总理写信，也是很有冲劲的年轻人，又在物质匮乏年代生活过，吃过苦，留过学，在摩根士丹利做过投资银行，再到管理贝恩资本这么大的PE基金，经历是非常宝贵的。
倒过来看今天的中国，VC/PE遇到挑战，年轻投资人很茫然，有能给这些年轻人的意见和建议吗？
竺稼：经常有人跟我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开始在中国做金融的时候，什么都是刚起步，一张白纸，机会就更多。
我倒不这么看，每一个时期都有机会，但往往回过头来才看得见。
比如我当年做投行，也觉得痛苦。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也是到处碰壁，接受各种教训。今天回过头来看，做投资就是有起有伏，有周期。我读书的时候，有朋友说买过5架飞机，我说，你买那么多飞机干嘛？原来他是做地产的，赚一笔大钱，就买一架飞机，亏了钱再卖掉，前后买过5架，你说他经历过多少起伏？
中国40年经济发展，总体来讲，小波动常有，但大周期一直向好。我有时也会焦虑，但从不泄气，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机会，关键是你能不能抓住。
杨晓磊：你经常讲看多中国，抛开人的背景，看好中国还有哪些原因？
竺稼：中国的体量庞大。很多业务模式、技术创新，必须要在足够体量的市场才能做出来。为什么欧洲新兴科技公司跑不出来？因为市场不够大。美国为什么能出来？因为市场够大。
杨晓磊：比如呢？
竺稼：比如新能源车。中国企业现在攻入欧洲市场了，让这些国家的有些人比较吃惊。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先把规模做起来，把效率做到更优，再把我们的规模和能力输出，在海外就会有很多机会。
遗憾的事情总是有的
杨晓磊：你在贝恩投资总共18年，无论从业绩，从LP的认可，从市场声望，已经在塔尖上。你想过创业吗？
竺稼：没有。我非常认同公司的文化和架构，从来没想过自己做老大，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
杨晓磊：近几年美元基金的中国区GP独立的越来越多。但我一直在跟人讨论，交易里什么更重要？是品牌，是团队，还是索性说就是个人的关系、人脉？
竺稼：要从“你给企业带来什么”衡量。
第一，品牌。投资人首先带来的是资本，但谁的钱都是钱。本质是品牌背后的人的行为在起作用——你为什么做事儿，你怎么做事儿。
第二，价格。“你跟我投缘，我就少要10%”——卖方不会这么想。你出的价格，跟你的做法、想法、判断都有关系。你能看见比别人更好的机会，就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从价格判断开始，加上项目执行力，决定了最终能给各方创造多大的价值。
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在日本做并购，杠杆很重要，同样的资产，银行贷款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你说是品牌起作用，还是团队在起作用？我觉得都有，品牌体现的是团队累计的能力和信用。
第三，资源。这包括人才、平台和市场的国际对接。比如EcoCeres，贝恩投资帮助其搭建了非常全球化经验和格局的管理经营队伍，他们来自芬兰、瑞士等国家，曾经在欧洲生物燃料头部企业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位。
私募股权投资(PE)依靠的不是个人，品牌、团队、资源这些因素，每一项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杨晓磊：你今天讲的这些内容非常结构化，“1234”，“横”，“纵”，非常完整。听起来很理性，但有没有遇到难事？回头看心有余悸的事情？
竺稼：有。人总是有遗憾。举个例子，我们在马尔代夫投了一个水上飞机公司，在当地份额占90%多，挺好挺稳定，新冠以后，游客没了，怎么办？只能放弃。
这种事情在每个当下都很纠结，后来你发现失败总是会有的，必须接受和承担结果。
杨晓磊：我一直觉得，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一定是有什么要素让他成为今天的他。您的经历极其独特且带有时代感，从1977年以15岁的小小年纪参加高考，到80年代成为第一批改革开放后前往美国深造的留学生，再到康奈尔大学拿下法学博士，1995年从华尔街的律所辞职进入投行，成为摩根士丹利中国区CEO，接着2006年转战私募股权投资贝恩资本。您的经历着实令人惊叹。请问哪个事或哪段经历，对你成为今天的竺稼，最有帮助和塑造作用？
竺稼：对我来说，早年的高考经历，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时高考不恢复，我就不能上大学。除此之外，很难说哪件事是彻底改变人生轨迹的。相对来讲，性格的作用可能更大，我不追求一定赢，而愿意接受多方面的看法，我希望自己尽量周密，减少损失。
杨晓磊：天然适合做PE的人。
竺稼：也许是的。
《拾日谈》栏目介绍：作为投中信息CEO，杨晓磊每年向十位杰出的中国投资家发起邀请，和每个人坐下来，做一次人生经验和商业思考两个维度的深度交流，旨在透过杰出的商业头脑，为中国的商业思想领域保留必要的公共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