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华东政法大学一教授在朋友圈发布信息，指出《宪法学》教材中附有46个付费二维码，总费用超过书价，引发广泛讨论。尽管当前在书籍中附带二维码以提供额外资源已日渐普遍，但此次事件的争议核心在于“新书免费，二手书需额外付费”的规定。正版新书用户可通过图书封底的防伪码免费访问书中所有附带知识点。然而，若学生购买的是二手教材，则会因为防伪码只能绑定一个手机号且无法解绑，无法获得完整的教学体验。这与传统纸质教材的购买和使用方式大相径庭，难免令部分教材使用者认为出版社“吃相难看”。
对此，高等教育出版社回应称，网络所传消息存在误解，新书可以绑定免费浏览二维码对应内容，此举也是保护正版的一个措施。平心而论，对于出版社而言，要求用户绑定防伪码，一定程度上能防止盗版书扩散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使得出版商能更容易地追踪和识别盗版教材。然而，出版商的利益考量并未能消除公众的疑虑：对于防范复制品而言，非新书用户就等于盗版用户吗？是否存在其他更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教材被盗版，而非连带伤害正版二手教材的购买者？对于防伪码的使用，为何不能实现解绑和重绑？要求想要使用增值内容的学生必须购买新教材是否真的合理？书中扫码观看的部分究竟属于书籍的应有内容还是额外服务？二手书也是大学生买的，怎能区别对待？
不论出版方的真实初衷如何，对新书与二手书“区别对待”，客观上都使二手教材用户陷入了无法完整学习知识的窘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用户购买新书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出版方的收益。然而，由于其经济性，购买二手教材多年以来都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尤其是经济上不富裕的大学生的常规做法，不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侵犯知识产权。出版社为了自身收益，让这部分大学生吃亏，难免给人留下不好的观感。
这一系列质疑的核心聚焦于一个问题：在公益性教材与经济效益之间，究竟哪一个应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教材本质上承载着公益性和普惠性的重任，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更高的社会效益，而非单纯的经济效益。然而，在这一情况下，一手教材与二手教材在内容获取上存在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与教材的公益性产生了摩擦，由此引发的社会舆论关注，实属情理之中的现象。
对于需要修读多门课程的学生而言，一本新教材的价格看起来或许不贵，但为全部课程购置新版教材，加总起来可能构成经济压力。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大学生倾向于选择购买二手教材，是很能理解的一件事。对此，出版社想对二手教材再次收费，若是价格定的低廉一些倒也罢了。然而，在一本原价仅为47.8元的教材中，二手书用户竟需额外支付138元，才能和一手教材用户拥有同样的体验，这种情况更加难以让人接受。
更进一步说，教材上的二维码对其关联的资料具有隐性的“背书”作用。受“他人已学我未学，他人已会我未会，书中皆为重要知识点”的焦虑心理驱使，学生们往往倾向于扫描这些二维码以获取相关信息。因此，对大学生而言，这些二维码背后的内容很难说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而更像是使用教材的“刚需”。出版社所言的“原本旨在保护版权”、打击盗版书的二维码设置，最终却给购买正版二手书的学生带来了额外的困扰和负担。
作为大学生，笔者个人也时常遭遇各种“知识收费”的情形，内心的感受复杂且微妙。一方面，知识收费并不违法，我们深知这些资源的开发与维护需耗费大量成本，合理的收费是对知识创作者的尊重和平台运营的一种补偿。但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尚未完全独立的大学生来说，多种费用的累积，可能构成了一笔不小的负担。以知网为例，若学校未合作，下载期刊每页至少0.5元，硕士学位论文则高达7.5元。更令人头疼的是，论文完成后进行查重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有网友戏谑称：“本科毕业查重，运气好只需几百元，运气不好上千元也是常有的事。”尤其当学校未与资源提供者合作时，学生们陷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不免感到无奈和沮丧。
教材增值资源“新旧有别”的现象，不仅触及了版权保护与知识获取之间的微妙平衡，更引发了关于公益性教材应如何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深刻思考。倘若给公众造成了“编写教材旨在谋利”的误解，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出版社在保护自身权益、打击盗版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与经济压力，避免将本应普惠的知识资源变成阻碍求知的壁垒。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