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继承的汉帝国并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在他刚即位之初甚至危机四伏。
“休养生息”安百姓
贾谊在上书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汉书》也有“岁一不登，民有饥色”的描述。
面对这一局面，汉文帝采纳贾谊、晁错等人的建议：归农、积贮、薄赋敛、实仓廪。
为了劝民归农，文帝亲自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前167年春天，他下诏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此后，他坚持每年都行籍田礼，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籍田礼此后也成为历朝皇帝表示重农的一个必行礼仪。
为了促进归农，汉文帝多次减免田租，下诏当年就下令减免天下一半田租，即由田赋标准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
文帝敢于减免田租，和实行了晁错所建议的“入粟拜爵”政策有很大关系：“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就是鼓励老百姓自行向边疆提供粮食，根据提供的多寡分别给与不同的爵位奖励。
汉承秦制，对民实行爵位制。爵位不仅代表身份地位，还可以抵罪。汉文帝即位首道诏书就宣布“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入粟拜爵”调动了商人、富人向边境送粮的积极性，并实现了一举多得：富人入粟得爵，农民售粮得钱，粮食也能在粮多、粮少的年份和地区间合理调配，既促进了民众种粮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商业的流通。
晁错随后又提出，等到边境地区粮食足够五年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在郡县储存粮食；等到郡县的粮食足够一年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减免农民的田赋。汉文帝继续采纳晁错的建议，并下令将这一年（前168年）的田赋再次减半为三十税一。
第二年（前167年），汉文帝更是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免除该年天下田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免除全国农业赋税，而那时候农业税还是王朝的主要税收来源。
当时，除了田赋外还有人头税的口赋、算赋，规定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出口赋20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120钱。汉文帝将减免范围也扩大到人头税上，曾一度将算赋减为40钱。
对普通民众来说，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徭役主要有三种：一是正卒，即正式兵役；二是戍卒，守卫边境或到京师做卫士；第三种是更卒，到各级政府服劳役。服徭役的丁男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服役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秦朝之亡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徭役太重。
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内地民众迁移到边境，充实边塞防务，从而减少民众服役。这些举措大幅减轻了民众负担，确保了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给普通民众带来了超过减免田赋的福利。
文帝根据现实国力，实行“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之策，更使得他执政之时，民众的兵役、徭役负担都特别轻。司马迁慨然而叹：“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文帝还多次下令“弛山泽之禁”，将山水田林资源向民间开放，同时将交通要道上的收税关卡全部取消，通关不再用“传”（通行证），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司马迁赞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汉文帝甚至废除了“盗铸钱令”，将由中央政府垄断的铜钱铸造、发行向私人开放。吕后的“盗铸钱令”虽然规定私铸钱币者一律死刑，但因政府掌握的铜矿有限，铸造的铜钱不足，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后，反而使得私人铸造的钱币越来越精良，实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活跃了商品经济。
文帝时期，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度撤退，但却实现了“国退民进”，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文帝“偃武修文，政尚节俭”的政风，又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些使得文帝时期的整个社会，都在“休养生息”中积蓄着力量。
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文帝本人在各方面都很简朴，甚至可以说是史上最简朴的帝王。
司马迁这样记述：“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汉文帝在位23年间，一切都以利民为先，甚至他宠爱的慎夫人，衣服都不能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拖在地上，帏帐也没有花纹。至于汉文帝自己，常身穿黑色厚缯制的衣服，硬生皮制的鞋，系剑的带子没有装饰，坐蒲草编制的席……
汉文帝的简朴更反映在他对其陵墓——霸陵的营造中：“皆以瓦器”“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位于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之间的一座“甲”字形墓葬。根据文献记载和墓葬位置规模来看，其墓主人应为汉文帝宠妃慎夫人。
贼眼何曾视霸陵
站在白鹿原上登高北望，汉文帝指着新丰道对慎夫人说，这是去往你故乡邯郸的道路。
新丰道即函谷关道，从白鹿原北原头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这一大道。这是文帝携宠妃慎夫人巡视霸陵的一天，感慨于人生短促，他不由得触景生情，引吭高歌，慎夫人也同感同哀而鼓瑟伴奏。
文帝放歌后说：“以此山为我的椁（外棺），再用麻絮混着漆封闭，谁能打得开呢？”群臣都很赞同，只有张释之说：“如果地宫里有贵重的东西陪葬，再坚固也没用；如果没有贵重的陪葬品，即使没有石椁，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文帝听后“称善”。这之后，他明确要求：“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基于“毋烦民”，他没有为霸陵新设一个霸陵邑，只是将附近的址阳县改为霸陵县，权充陵邑。
后元七年（前157年）六月己亥，46岁的汉文帝刘恒崩于未央宫。在位23年的他，用短暂的一生为后世诠释了什么是明君，什么是仁君。
汉文帝之明、之仁也体现在他的遗诏中。他阐述自己的生死观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他因此要求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遗诏中，为了不扰民，他诏令“其令天下吏民，令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他还非常仁善地要求“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将夫人以下至少使的后宫女子全部放回娘家生活。
文帝去世第二天，太子刘启即位为汉景帝，丞相申屠嘉等上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汉景帝批准了此议，汉文帝因此既有“文”的谥号，又有“太宗”的庙号。
文帝去世第七天就归葬霸陵，因为不起坟堆，霸陵的施工相对简单，复土只动用了31000人。也因为不起坟头，而汉代文献又均未提及霸陵的具体位置，导致此后两千多年，后人都无法确定陵位。连具体位置都无法找到的陵墓，自然也就躲开了后世的盗挖盗掘。
两汉之际，赤眉军入关中，大肆盗掘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但“唯霸陵、杜陵完（好）”。除了两处帝陵都在渭河以南，两位帝王都有“仁君”的美誉外，史书上明确记载文帝霸陵瓦器薄葬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唐诗人白居易，对比了相距不远的秦始皇陵和汉文帝陵后，写下了“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的警世诗句。唐末诗人徐寅更是如此写道：“旧历关中忆废兴，僭奢须戒简须凭。火光只是烧秦冢，贼眼何曾视霸陵。”
关于文帝霸陵的具体位置，元代《类编长安志》首次记载“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正式在凤凰嘴下立碑，后世千余年间均沿袭“凤凰嘴”说。
凤凰嘴是白鹿原东北坡上一个显眼的突起，后人认为此处为霸陵，或许是根据史书上“不治坟”“霸陵山川因其故”，结合现实地貌进行了推测。然而在2000多年后从2018年始，随着陕西考古人员对霸陵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凤凰嘴”并无陵墓遗存。
经考古人员持续努力，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正式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位于江村东侧约900米的白鹿原上，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符合西汉帝陵“同茔异穴”“帝西后东”的葬制格局。
此次考古工作，首次确定了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因霸陵上承西汉早期长陵、安陵的基本要素，下启中期阳陵、茂陵等帝陵规制，是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因此对西汉帝陵研究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披露，目前霸陵陵区采集到的遗物多为陶俑残块、陶器残片以及建筑类的地砖、板瓦、筒瓦、瓦当等，确如史书所载的“瓦器”。
皆以瓦器不起坟头的汉文帝霸陵，不仅是2000多年来因“其中无可欲者”而最坚固的帝陵，还因为文帝之“德”而成为后人尊崇的对象。
提起汉文帝，人们总要称颂他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约法省禁”“天下休宁”，赞扬他废除“株连”“诽谤”“妖言”“肉刑”等苛律酷法，褒赞他的宽容、谦卑、诚恳、简朴……
主要是汉文帝开创，再由其子汉景帝继承，父子两人共同建构的“文景之治”，为汉武时期汉帝国国力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文景之治“休养生息”式的财富和力量的积累，也就没有后来汉武帝对匈奴的强力反击，对南越、朝鲜的收归，和在西域的开疆拓土。
司马迁对汉文帝评价极高：“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天下）靡不获福焉。”班固赞曰“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这些赞语连同当时“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的风气，共同反映了文帝时期上下一派“和乐”的政风、民风。
汉文帝，及其霸陵，诚如史书所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考古勘探平面示意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大量着衣陶俑。
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近200件塑衣彩绘陶俑。杨柳含烟灞岸春
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汉文帝，没有葬在刘邦所选的咸阳原，而是另选了白鹿原，显然有他另立一宗的考虑。
继文帝去世归葬灞上之后，白鹿原北部北原头一带，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霸陵陵园区。文帝陵东南二里处的原上，是他的皇后窦氏之墓窦陵，西南五里处的鲍旗寨村附近是薄太后墓，又称“薄姬冢”，汉时称南陵。
文帝在白鹿原开辟新陵区，使他的母亲能规避刘邦和吕后合葬于长陵的礼制。薄太后逝于文帝驾崩之后，临终以太后之尊葬于霸陵西南，可以“西望吾夫（汉高祖长陵），东望吾子”。崇尚“黄老思想”的窦皇后在文帝死后，将“休养生息”政策一直影响到汉武帝执政之初，也为文景之治的实现做出了贡献。
虽然舍弃了皇家陵地咸阳原，但文帝霸陵的地理位置，却是西汉十一帝陵中最重要的，这就是史书上多次出现的“灞上”。
灞上，因灞河而名。灞河，古称滋水。公元前623年，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以彰显霸业。后人为“霸”添三点水而成灞水。因此，后世文献中经常“霸”“灞”通用。灞上，正位于灞河之西，浐河之东，二水相夹的白鹿原北原头。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记载：“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
白鹿原，位于西安市东南，是秦岭山脉向渭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台原，相传因有白鹿而得名。《后汉书·郡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水经注》记有：“平王东迁时，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名。”
被灞河、浐河二水相夹的白鹿原在向西北延伸中越来越收窄，以至于其北原头最终戛然而止于两水即将交汇处，并形成了断崖式下降。断崖之上的灞上，如一艘巨舰劈开了左侧的浐水和右侧的灞水。原下向北不远即二水交汇的浐水入灞水处，再向北不到10公里为灞河入渭河处。因此，占据了白鹿原北原头（灞上），就可居高临下遏控“八水绕长安”八水中的灞浐渭三条河，尤其是灞河自浐灞交汇至灞渭交汇这一段。
横架在这一段灞河上的灞桥，既是秦咸阳，也是汉长安的东大门，是都城向东三条大道的必经之地。东出灞桥，一路东去就是帝国第一大道函谷关道，向东南是通往南阳、襄阳的武关道，向东北是通往河东的蒲关道。因此，扼控三河三干道的灞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而广义的灞上，其实也包括了这最后一段灞河及架于河上的灞桥。
灞桥历史，极其悠久。秦穆公最早在灞水上修建木桥，以图东进。王莽时秦木桥被火焚毁，重修时改木柱为石柱；隋代时，隋文帝下旨在汉灞桥之南新建“霸陵桥”，即后世的灞桥。唐代在原地重修建成多跨石柱石梁桥，沿用至宋。后世元明清，灞桥历经兵燹洪水，建毁相间。
历史上曾有很多兵事发生于此。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秦军伐楚，秦王亲自送至灞上。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部进占灞上，并一直屯军到受封汉王前往汉中时。汉文帝时，曾到灞上劳军。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自此改走武关道赶赴荥阳。此后，赫连勃勃在此称帝，黄巢在此受降，北宋狄青在白鹿原扎寨练兵。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派兵也是经“灞上”奔赴临潼捉蒋，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灞上，还因为是东出长安的唯一途径，早在汉时就流行送客于此。《三辅黄图》记载：“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唐时，因灞桥西头设有驿站，更使灞桥成为文人墨客迎来送往之地。随着唐诗中赠别诗的流行，“灞桥折柳赠别”就演绎成了一种特有的习俗和文化现象。据统计，《全唐诗》中送别诗有近5000首之多，而其中与灞柳、灞桥、灞陵送别有关的诗作多达114首。
宋之问曾高歌“辞灞浐，将适荆河”，张九龄曾“荷蓧旋江澳，衔杯饯霸陵”。李白别唱“送君霸陵亭，灞水流浩浩”，白居易吟诵“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沈彬哀叹“一条灞水清如剑，不为离人割断愁”，罗隐欢歌“灞岸别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
写灞柳、折柳的诗句更多：许景先“春色东来度灞桥，青门垂柳百千条”，李隆基“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柳窣地新”，杨巨源“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韩琮“霸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罗邺“何事离人不堪听，灞桥斜日袅垂杨”。李商隐写柳说：“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姬腰。”李山甫写柳道：“灞岸江头腊雪消，东风偷软入纤条。”
灞上还是一个出游之地：白居易“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岐王李范“渭水桥边春已渡，霸陵原上雨初晴”，岑参“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霸陵东”。杜甫有带愁的“怅惘东陵道，平生灞上游”，韦应物有喜悦的“客从东方来，衣上霸陵雨”。
灞上也是词中常写的意象：韦庄“芳草霸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柳永“参差烟树霸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苏轼、秦观、陆游等也都写有灞桥词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宝琴之口吟诵出“鸣鞭指灞桥”。近代于右任写有“灞桥两岸青青柳，曾见亡人几个还”。霍松林描述西安事变则写“兵谏雄师过灞桥，联骖御侮凯歌飘”。
20世纪90年代，居于白鹿原下灞河岸边的陈忠实，为“灞上”写出了著名的茅盾文学奖小说《白鹿原》。他还为灞水写词：“鹿原峙左，骊山距右，夹得一线瘦”，“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无论是古灞上还是今灞上，不变的是其西安（长安）东大门，和沟通东西、联通南北的重要地位。虽然随着城市的扩展，如今的灞上正渐渐融入西安市的城区范围，灞河、浐河、渭河也正变成西安市的城中河，三河之交一带甚至已架起了十几座桥梁。但，所有桥梁都无法和沟通中国东西的陇海铁路、连霍高速跨越灞河的桥梁相比，它们至今依然反映了灞上地理位置的重要。
而随着汉文帝霸陵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将来，一座面积巨大的霸陵遗址考古公园，也将成为“灞上”的新地标。
杨柳含烟灞岸春。 张金胜/摄
今日灞河湿地公园。 赵伟毅/摄
今日灞河、灞桥。 党华智/摄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