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供图
山东泗水县城北仲庙西边的十字路口，以前有个馄饨摊儿。
汪曾祺先生曾在《人间滋味》里写江南的馄饨有大小之分：江南人将用荠菜、肉包的馄饨叫做菜肉馄饨，也叫“大馄饨”；面店里所卖的纯肉馅儿的馄饨，即江南所说的“小馄饨”。小馄饨大概类似于现在“南京小笼包”店铺里卖的馄饨，皮儿薄的像纱裙，隐隐约约显出里边藕红色的肉来。而北方的馄饨，大概是没有那么精致的，主打的是一个实惠，若按个头来算，都可以算“大馄饨”。
仲庙门口的馄饨摊儿不大，靠着一个幼儿园。摊子零星的摆着几张桌子，几个马扎，靠路边一个炉子上坐着一口大馄饨锅，另一个大的平底锅顺带着打火烧、卖烧饼。摊主是个中年男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精瘦，留着个平头，星星点点有一些白发。他话不多，总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忙活着手里的活儿，或打着火烧，或烙着烧饼，但更多时候是擀馄饨皮、包馄饨。
他家的馄饨，其实并不算是很好吃的。馄饨皮子是手工和面擀的，用刀切成梯形块儿，有些厚。馄饨个儿大，馅又足，所以吃起来总是有点儿发硬。可是好在实惠，小时候父亲带我进城，也总是去小摊儿吃一碗馄饨，给我要一碗两块的，他自己要碗四块的，就可以打发一顿饭，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算是美味了。
馄饨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小摊儿却值得一说。
夏天清晨的小摊儿，支起一把大遮阳伞来，在小城的角落里蒸腾起安逸的烟火来。穿着白色背心儿的大爷，手里攥着把油光锃亮的折扇，在树荫里慢悠悠地蹬着三轮车；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低着头牵着妈妈的手；三五成群的工友，提溜着沾了泥的大水杯子。他们都聚集在这小小的摊子上。阳光渐渐清晰，树影的轮廓渐渐明朗，小摊儿上渐渐热闹起来。
“给打上两个火烧，肉哩吧，加点儿辣椒，再要碗小碗馄饨。”火烧现打，出锅慢，早晨起来吃火烧的，一听就是时间宽裕的“闲人”。“大碗哩馄饨！再来俩烧饼。”这是不远处工地上的工友，图个快捷吃饱。他们经常汇集到小摊子上歇脚，吃饱饭后，拿起舀子，从沸腾的馄饨锅里舀出煞白的面水，灌满那个大水杯子。他们毫不客气，摊主也不嗔怪，总是憨笑着忙活着手里的活。待摊主端着冒着热气的馄饨照顾其他客人时，才发现工友们已经离开，桌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碗被摞到一块儿，马扎也被放在墙角，码得整整齐齐。他仍然憨笑，看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头。
独行的或找一个靠里边略僻静的地方，隔着满是锈迹的铁栏杆看着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做游戏；或从报亭花5元钱买一份报纸，悠悠地等着火烧出炉、馄饨上桌。那时候电子产品尚未风靡，智能手机也不是人手一个，片刻的娱乐，还可以从报刊杂志里汲取；几人同行者常夸夸其谈，讨论着路上来往的车。一辆洒水车播放着朱熹《春日》改编的歌曲，行驶到摊位前，默契地关掉水阀，只留下“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尾调。
小城的温柔，随着馄饨锅里蒸腾的热气和树上渐渐激烈的蝉鸣，在炽热的空气中被无限放大。
至于冬天，更适合去吃碗馄饨了。
未落雪的济河是蓝的，天也是蓝的，冰封的河面装饰成了天边静止的云海。济河畔的烟柳沉睡在小城的脉络上，枯败的枝条梳理成了千丝万缕的乡愁。天是冷的，空气是冷的，只有小摊儿是热的。沸腾冒着白泡儿的馄饨锅，炽热的炭火，还有游子归乡的心，都在冰冷的空气里或沸腾，或闪光。
“来一碗馄饨吧。”我盯着摊主说道。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但是手上仍旧利索，不多时一碗飘着芫荽叶的馄饨便端上了桌。这一抹绿色鲜亮、水灵，在萧瑟的冬天格外抢眼。透着一丁点儿红的虾皮儿，铺在碗里，油油的紫菜，藏在大个儿馄饨下边儿。
这仍是十多年前那碗馄饨，那带着豁口的瓷碗边依旧绘着鲜红的双喜字儿。
什么都没变，只是小摊儿的生意，明显不如以前了。他很快包完手里的馄饨，压上了锅底的炉火，在一旁眯着眼刷着手机。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他不善言辞，总是咧着嘴笑。他跟我说，馄饨摊儿快不干了，来吃馄饨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不解地问他原因，他说年轻人大多数都去城里吃好吃的了，谁还稀罕得吃我这碗破馄饨了。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眼里满是释然。
我转头一想，是啊，泗水发展得很快，泗水卖吃食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这座古朴的老城，正包容地吸纳着各地的优秀元素，包括美食文化。金泉广场的美食街，十三中门口的青年路，一中后边的水街，全都是泗水的美食打卡圣地。再加上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自然不会再满足于一碗馄饨带来的饱腹感。
我有些落寞，仿佛每一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总是会弄丢大多数人的童年与记忆。
我告别了摊主，漫步在济河边。岸边堆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仿佛是来自于童年的致敬与呐喊，这里埋葬着我儿时无数个春秋。我想我总要回来，回到这座安逸的小城。然后趁着早起的微风，坐在小城的角落，要上一碗馄饨，让时光慢慢地在蒸腾的热气里晕开，好好看一看这日新月异的小城。
待我回家时，天已黑了，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再次路过馄饨摊儿时，街角已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灯下一群中年人推杯换盏，小摊儿的烟火，仍在这座小城的天空飘荡。
见习编辑：郑欣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