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浪金麒麟论坛”于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征程 新使命”。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委副主任汪玉凯出席并发表演讲。
汪玉凯提到，1978年改革起步的时候，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7.8%，那个时候100个中国人生活居住在城市的还不到20%，到2018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接近60%，我们住在城市的人早已超过农村的人口，所以中国进入了城市社会。
但是在60%的城镇化率的框架下大概有1.6~1.7亿是外来人口，我们没有把外来人口变成市民，比如北京户籍人口1300多万，常住人口2100多万，外来人口占900万；上海常住人口2500万，户籍人口1500万；深圳市户籍人口400多万，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广州市常住人口1700万，户籍人口700万，四个一线城市容纳了5000多万外来人口。
以下为演讲实录：
智慧城市在全国非常热，可以说是高度热门的热词。但是智慧城市发展当中我们如何进行思考我认为是需要予以关注的。
我下午想围绕智慧城市建设，要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这个话题跟大家交流三个观点：1．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逻辑；2．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3．智慧城市建设要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
1978年改革起步的时候，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7.8%，那个时候100个中国人生活居住在城市的还不到20%，到2018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接近60%，我们住在城市的人早已超过农村的人口，所以中国进入一个城市社会。但是我们在60%的城镇化率的框架下大概有1.6-1.7亿是外来人口，我们没有把外来人口变成市民，比如北京户籍人口1300多万，常住人口2100多万，外来人口占900万；上海常住人口2500万，户籍人口1500万；深圳市户籍人口400多万，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广州市常住人口1700万，户籍人口700万，四个一线城市容纳了5000多万外来人口，不是市民，没有把这些人城镇化。
这样城市化的道路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总结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点：
1．中国的城镇化没有自动走向城乡一体化。我们原来想得非常好，通过发展中型城市能够带动农村，结果后来不是这样的，没有把农村带动起来，而且是出现了大城市化的趋势。
2．中国社会结构由“二元社会”演变成“三元社会”。本来中国是一个农村、城市二元的社会，通过户籍制把所有人固定在这两个板块下。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人想变成城市人比上天都难，除了考学、当兵或者是招工、提干，没有其他的途径变成城市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变了，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我们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出现了数以亿计的跨省流动打工潮，在世界上几乎没有这样的景观。
但是我们认为社会的结构还存在，根基还存在。中国出现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2.6亿离土农民，1.6~1.7亿住在大中小城市，1亿在乡镇企业，你说他算农村人？他早离土了，现在二代农民工有1.3亿是在城市出生的，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小哥，这几乎都是二代农民。你说他算城市人？没有城市户籍，住在城乡接合部。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结构演变成“三元社会”，农民、城市，中间出来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除了这个之外，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治理问题，出现了“大城市病”，资源透支、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未富先老、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再比如说民生问题凸显、安全隐患增加、社会管理薄弱，公众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再就是城市的治理体制、机制对城市有效治理的制约性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只有深入中国城市化的内部才能发现一些真实的问题。
第二，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改革开放初期是东南沿海带动中西部发展，率先开放东南沿海，带动中部、西部慢慢发展。但是这种格局大概到了西部大开发实施以后就转变了，靠东南沿海的带动太慢了，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战略实施在地域上，改变了靠东南沿海先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
现在中国通过城镇化以后，形成十大城市群，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肯定是重要的增长极，比如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长江中游、海峡西岸等，目前代表我们国家的最高发展水平，它高度集中，各种要素都集中到大城市去了。人才、资金、技术、产业都集中到这儿去了。所以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关注城市群的整体发展，使它更能够发挥整体功能力量，这是我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关注的，不能抱着自己一个城市来看，城市群，要在整体竞争格局上思考问题。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破解区域经济发展难题。我前面分析了未来中国经济两大增长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改变，依托大城市为重要的城市群是第一增长极，2000多县和县级市、县域经济要遍地开花，这两大增长极并行不悖。我们今天不讨论县域经济，就讨论依托大城市群如何发挥它的整体功能？我认为我们在智慧建设中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个。从目前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从城市群这个角度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整体发展模式简单粗放，城市间产业雷同，没有形成比较优势，整个城市群缺乏城市大圈的整体规划，还是各自为政。
2．城市群之间没有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构建起有效的平台，这是影响当前城市群能够整体发挥作用的主要问题。
我认为我们智慧城市建设，信息化就是要针对这些问题破解难题，所以我说城市群，智慧城市建设要把破解这些难题作为己任。如何来破解？
第一，要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在城市群之间，我参加过一些研究，比如长株潭一体化，当时主要是搞两型社会示范，我也参与过方案的制定。长株潭是湖南三个城市，相互之间都是独立的，现在要发展成大的城市群，如何从基础设施上有共享，统一规划？这就很重要。长株潭首先把区号统一了，电话区号都变成一个区号了，半小时经济圈就到了。要提升基础设施共享水平，提高数据信息资源共享能力。
第二，要搭建城市群创新合作平台，强化同城化的管理，在互联网时代，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很多情况下可以实行同城化管理，比如很多地方城市群之间市民卡一张卡都通了，不是说一个城市是一张市民卡，另外一个城市又是另一张市民卡，完全可以统一，完全可以实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搭建城市群创新合作平台，强化同城化治理。
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要进行异地办理，比如现在一网通办、一站式服务、最多跑一次，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不光在本城市，在南京可以办上海的事，在西安可以办上海的事，现在到什么程度了？苏州工业区，好多园区都是外国企业，我坐在美国的硅谷就可以办苏州工业园区的事情。现在百度通过手机搜索功能，通过搜索引擎，我们办长春市，自动就跳到长春的智慧城市服务中心，我办西安的事马上转到西安的政府服务平台上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我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能力。
第三，大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形成比较优势，提升企业治理的竞争力。去年数字经济达到了31.4万亿，占我们90万亿产值的比重是34.8%，我们这个数字经济占比仅次于美国，在全球处在第二位。所以大家看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制造大国，首先是一个电子制造大国，我们去年一个国家消耗的全球电子元器件占60%，我们去年芯片达到4500亿张，芯片花的美元是3250亿美元，所以中国制造大国首先是电子制造大国，我认为在数字化浪潮下，我们数字经济还有更大的前景。当下的数字化浪潮正处在3.0时代，我们不说1.0和2.0了，3.0时代的数字化特征最主要就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和5G的广泛应用为代表。在这样一个3.0时代表现出三个特征：
特征一：数字化正在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过去我们讲人类发展就讲生产资料、工具、对象，现在出了一个新东西，平台，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物种，这是没有信息革命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个网约车，滴滴平台上面注册了3000万司机，一个微信平台上面有10亿用户，一个美国的Facebook上面有15亿用户。数据成为经济增长新能源，数据就像油、煤、气、电，数字变成资本。互联共享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价值，为什么“双11”一天能卖几千亿？淘宝也好，京东也好，就在平台上，这个平台就靠三个：1．网络、2．数据；3．链接。通过网络、数据、链接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的人在上面购物。这是第一个特征，数字化正在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
特征二：数字化的渗透率、穿透率几乎无处不在。哪个主体可以游离于数字化浪潮之外？美国提出数字地球，中国提出数字政府、数字医院、数字家庭、数字社区、数字化个人。你们哪个人可以游离于数字化之外？它的渗透率、穿透率几乎无处不在。
特征三：数字化的水平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行业先进程度的重要标杆。它有五个维度：1．数字基础设施；2．数字产业形态；3．数字消费者；4．政府在线服务的数字化率；5．智慧社会的数字化。这五个维度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数字衔接的重要标志。
所以我们说要在数字化浪潮下来观察我们数字结构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能够继续占领先机，我们现在消费互联网领先，工业互联网相对落后，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短板补上来，我想中国城市竞争力会大大上升，而且也能够加快中国由高增长向高质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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