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呼吁通过广泛SDR（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方式，来帮助那些不具备太多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
斯蒂格利茨认为，此次疫情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关键在于，我们并不知道疫情何时才能结束，因此各国可能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美国那般进行“强刺激”的能力，因为对新兴市场而言，今天的降息可能变成明天的加息（以防止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因此需要通过SDR分配等特别的方式来为其提供支持。
同时，各国未来也需要考虑债务重组的问题，鉴于全球债务规模正不断膨胀、持续创下新高。
就SDR而言，IMF新任第一副总裁杰佛里·冈本（Geoffrey Okamoto）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及，不少成员国期待IMF可以像2008年那样进行一次广泛的SDR分配，但当前成员国之间对此问题仍存分歧。他称：“IMF希望确保成员国能从SDR分配上受益。”据悉，IMF正与其成员国讨论一个替代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不需要SDR分配的富裕国家可以将当前的SDR贷给低收入国家。
斯蒂克里茨表示，例如，美国和印度对此表示反对，“但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合理的理由，随着大家愈发认识到疫情的破坏性和其经济影响，我希望各国可以达成共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SDR分配。”
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官方记账单位。IMF可以按照份额比例将SDR分配给参加SDR账户的成员国。SDR的分配可分为普遍分配和特殊分配。截至目前，IMF已进行过三次SDR分配。第一次是1970~1972年，IMF向当时的112个成员国分配了93亿SDR。第二次是1978~1981年，当时国际贸易增速较快，需相应增加储备，因此又分配了121亿SDR。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需要大量资金应对危机。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呼吁下，各国就再次进行SDR分配迅速达成共识，IMF于当年8月进行了第三次SDR普遍分配，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SDR（1612亿SDR），并于同年9月进行了一次额度为215亿SDR的特殊分配，将全球SDR总量提高至2041亿SDR。此次分配被认为是危机救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了SDR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