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之战。
漫步延安街头，依山傍河的楼宇和公路，掩映于树木间的黄土窑洞，两种景象交错叠加，似是历 史与现实的结合。
窑洞是延安特有的标签。但比起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位于南关大街附近、背靠凤凰山的一 组窑洞略显不同。当地人说，这些窑洞是以前银行工作人员办公和住宿的地方。
清凉山上密集排列的窑洞是哪家银行？当地人指了指下面那栋大楼，只见楼上赫然写着 “陕甘宁边区银行”。这家银行成立 于1937年，是红军经历长征后建立的第一家抗日根据地银行，有“窑洞银行”之称。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在红色金融发展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使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得以一脉相传。
走进这些窑洞，似乎就走进了那段历史，走进了抗战时期红色金融的翻涌浪潮之中。在几十年前的这片土地上，很多金融思想和金融创新已经出现。
“窑洞银行”横空出世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并开展革命斗争；两年后，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西北办事处也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随着边区政府的建立，1937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同步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自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出现在历史潮流中，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衣钵”，翻开了党领导下的人民银行的历史新篇。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关于边区银行开幕纪念的陈列“由于初期国民党限制边区办银行，在成立之初，陕甘宁边区银行并不能公开运营，也不便印发货币，”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魏协 武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而党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因此即便是在当年较为艰难的情况下，也 坚持成立了边区银行。”
成立初期，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吸收存款，领取国民党政府发放给八路军的军饷，因此更像是“财政出纳机关”。建立之初，边区银行内部仅设会计、营业、出纳三科，随着业务发展，先后又增设了业务、总务、秘书、稽核、研究、农贷、发行、金库、商业等处。
但仅有“财政机关”是不够的，为了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3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一个 公营商店的想法：利用军饷，组织 物资进口，保障边区的商品供应；同时，通过经营商业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于是，光华商店应时而生，它属于边区银行直属的商业部门，是党当时开展金融活动的主要运营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商店成立后，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商店 代价券，面额包括2分、5分、1角、2角、5角，流通于边区市场，受到百姓的欢迎，并将其 称为“光华票”。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光华商店展区据魏协武介绍，党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给边区发放的法币面额较大，多为5 元和10元，老百姓在买卖商品时找零困难，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 行，有时老百姓甚至采用打折法币的办法来交易。而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出现弥补了法币面额的不足，基本解决了市场流通中辅币缺乏的问题。
随着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加剧，边区经济被封锁，军饷也屡屡不能如期发放，陕甘宁边区银行又于 1940年印发了面额为7角5分的光华商店代价券，以解决财政困难。这有效地解决了边区增加货币发行的需求，被视为边区金融工作的创举。
“两张7角5分加在一起就是1元5角，四张就是3元。所以，‘柒角伍分券’虽然是辅币，却在实际流通中发挥了主币的作用，解决了主币不足的困难。”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发银行杭州分行纪委书记刘平对记者说。
可以看到，在陕甘宁边区，“光华票”与法币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方便了市场交易和百姓生活，支持了边区财政和边区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发行起到了示范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之战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 发，国民党加大对边区的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政府的财政陷入极端困境。毛泽东动员大家说：“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于是，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对货币和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独立经济体的发展，打破封锁。金融方面，摆在边区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要发行边币，以及怎么发行、发行多少。194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2月18日，边区政府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边币成为边区唯一合法货币。
边币的发行，意味着边区银行不再只是“财政支付机关”，而是承担了国家银行的职能，其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行本币，开展货币斗争，保护人民财富，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以巩固边区，支持抗日战争。
“边币发行后，与法币的斗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魏协武称。据悉，1941年上半年，边区货币每月平均增加37%。随着边币发行规模扩大，边币兑法币的价格一路下跌，边区物价快速上升。尤其是1941年5、6月间，边区金融、物价发生大动荡，边币信用下降，边区盐务局拒用边币，市场买卖只收法币，有的老百姓甚至把边币撕掉。
面对这一紧张形势，边区银行第二任行长朱理治结合实际情 况，写出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 与 银行基本政策的报告》，分析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原因，认为受法币影响和顽固派封锁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内部生产的物资不够，出入口和财政收支不平衡。
当年8月，朱理治写信给毛泽东，将报告一并附上，提出减少“财政拖累”和减少边币发行的建议。但这种减少并不等于绝对不发，而是“国民党发一些，我们也可以跟着发一些”。边区银行的发行原则基本上是既不害怕发行，也不无限制发行。
这一发行思想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的肯定，也成功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这一时期，不仅边币得到推广，边区物价也有 所下降，再加上公营的光华商店低价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币，使得大部分法币被打到黑市交易。
然而，到了1943年下半年，由于时局紧张，边区为了加强战备物资的储备，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造成金融波动。这一年，边区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多倍，物价上涨了20多倍。
为稳定边币，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导下，边区银行实施“大吞小吐”等政策，放缓边币发行速度，促使物价回落，适度调整货币兑换量。“商业流通券”即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陈云称之为“偷梁换柱”之举。
1944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流通券)仍由边区银行发行。”魏协武称，发行初期，商业流通券票面额仅有50元和10元两种，与边币的比价为1:20，并不影响边币的本位币地位。
直到1945年，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将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作为边区本位币，同时要求边区银行收回边币，而法币则逐渐消退于边区市场。
刘平表示，边区货币的发行虽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摆脱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命脉的控制，保障了财政供给，对建立和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货币交换所成立背后的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边币与法币的斗争中，有一大创新出现，即货币交换所的成立，它是红色金融 在货币斗争中智慧的体现。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内货币交换所展区由于边区物资缺乏，当时完全禁止法币流通并不可行。凡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横行，物价暴涨。有的老百姓说：“边区什么都好，就是禁用法币不好。”有的商人则利用各地的差价，大做边币黑市买卖。
朱理治认为，上述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边区和友区一方面存在贸易联系，另一方面金融又相互隔断。因此，他提出了成立货币交换所、实行外汇管理、允许人们买卖法币的构想。
朱理治选择了一个试验田——延安裕顺通公司，让它先试办边法币挂牌业务，出入口商人均须到该所买卖法币，依市场价由交换所公开挂牌，银行从中加以调试，使之不会过高过低。对于老百姓来说，如果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再加上政府推行边币的法令，边区拒用边币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
有了前期试运行的基础，1941年12月1日，边区政府通令全边区均设货币交换所，并规定所有买卖以边币作价，拒用边币者要抓，私自做货币买卖者也要抓。由此稳定了法币作为外汇的价格，使得边区的黑市由暗转明，边币成为有交换价值的流通货币。在刘平看来，即便是对于现在的外汇管理工作，货币交换所这一形式及其实际运作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创新探索农村信贷
在货币斗争之外，边区银行的另一个重大金融活动是开展信贷——向广大农民发放贷款，支持生产自给。
1941年以后，外援断绝，边区财政陷入了困境，边区银行原本为数不多的财政借款急剧增加。尽 管大量的财政借款弥补了财政赤字，让当时的财政困难迎刃而解，但这显然还不够。
1941年8月6日，毛泽东给“延安五老”之一、时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的谢觉哉写信提出:“今年的 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迫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业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
农业贷款业务被迅速提上日程。12月，边区政府成立了农贷委员会，由当时的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任主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任副主任，并确定了农贷方针。次年春天，农业贷款开始向广大农民发放，种类包括耕牛贷款、植棉贷款、水利贷款、青苗贷款、农具贷款等。创新之处在于，农业贷款不仅可以贷钱，还能贷实物。在边区银行纪念馆里，人物雕像和背景图还原了当时的真实场景：在陕北农家小院里，农贷工作人员用耕牛贷款给农民买来了一头大黄牛。
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推出的多样化贷款方式，既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是被视为“实事求是”精神的现。
魏协武提到了边区银行信贷的特点之一，即主要贷给当时不一定有偿还能力的贫穷劳动者，以帮助他们解决生产难题。这为当今的普惠金融提供了重要借鉴。
为了更好地贯彻当时的农贷方针，边区银行职工辛波还编写了《农村贷款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歌》。其中，三项纪律包括：“第一反对包办耍私情，民主讨论群众来决定”；“第二贷款数字要公布，区乡负责不许打埋伏”；“第三到期保证要收回，有借有还年年 有贷款”。
刘平认为，《农村贷款三项纪律八大注意歌》蕴含的理念，对当代普惠金融的开展颇具参考价值。
而另在还款方面，除了不允许归还法币外，其他都是灵活并且人 性化的——借贷者可归还实物， 归还多少可根据实际收成而调整，可以少还而无需多还。而不少农民在用小米、大豆等实物还款时，主动比应还的数量多还了一些，只因感恩于银行发放贷款帮助他们发展了生产。
为了更精准地了解农民需求，陕甘宁边区从1943年起还建立各种信用社80多个，资金达7亿多元。信用社贯彻银行的金融政策，配合银行放贷，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刘平看来，边区银行颇具创新性的探索实践，尤其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当今金融业务的开拓与发展无疑会带来不少启迪。
点点相连，红色金融不断扩围
除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也纷纷开展起各自的金融活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的普济寺内开始营业。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曾多次转移，也被称为“游击银行”。
成立之初，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建立了严格的边币保管与金库制度。在战火纷飞的时期，设立于普 济寺旁普通民房内的地下金库，保住了边区银行的大量金银和钞票。而这一地下金库旧址 完整保留至今。
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 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经当时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的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及时承担起了发行边币的职能，并采取多种方式巩固了独立自主的边币市场，清除了日军投放的伪币、地方流通券和各县自制的土票等，在稳定根据地物价的同时保障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讲解员申志慧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根 据物价波动和边区进出口的淡旺季情况，晋察冀边区银行还会适时调整边币与其他钞票的比价。
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当时的人们亲切地称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为“抗日票”、 “红票子”。它所发行的币种相当丰 富，包括初期发行的20枚(种)铜元、一角券、二角券、五角券、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伍拾元、 壹佰元10种，以及后来发行的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5种大面额纸币。
随着晋察冀边币在山西、河北、 察哈尔、热河、辽宁、内蒙古、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流通，使用边币的人口增至3000多万。始终贯彻“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伊始就把向群众放贷作为主要业务之一，其中的农业信贷则是重中之重。
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样，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提供灵活的信贷方式。申志慧称，贷款方式可以是钱款也可以是实物，还款方式也一样，“贷实还实”“贷实还 款”“贷款还实”等均被接受；利率同样依实际情况而议，普遍实行低利息放贷。对于特殊情况，经过群众讨论，可给予免息甚至部分或全部豁免贷款的优待，从而真正把群众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中解放了出来。
以晋察冀边区银行为代表，抗日战争期间，晋冀鲁豫边区银行、晋绥边区银行、北海银行等其他边区银行均积极开展了金融活动。这些战斗在敌后的金融堡垒支持各边区经济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物资支撑。
直至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翻开了红色金融史新纪元。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致 谢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中心支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陕西省图书馆
山西省忻州市委宣传部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
忻州市五台山管委会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