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之所以将政治明确定义为“划分敌友”，就是因为真正的政治的关键，便在于拥有关于敌友的知识，更确切地说，是拥有何者为“实际的敌人”的知识。
绝大多数自以为有资格批判卡尔·施米特的人，关键症结，其实在于从来没有真正读懂柏拉图。
正如柏拉图明确指出的，善是一种知识，“政治技艺”——在柏拉图那里，这就是一种“改善人的灵魂”的实践——同样是一种知识。
施米特之所以将政治明确定义为“划分敌友”，就是因为真正的政治的关键，便在于拥有关于敌友的知识，确切地说，是拥有何者为“实际的敌人”的知识。只有明确区分出那个实际的敌人，才不会因为敌人的模糊性，而肆意地将这顶帽子普遍化和极端化，制造出一个绝对的敌人。整体主义/极权主义，如纳粹，就是有意模糊具体的敌人，进而塑造出一个绝对的敌人——犹太人。实际的敌人，按施米特的定义，“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抵抗敌人，权衡其力量，并且赢得一个共同的界限”；而绝对的敌人，则必须“予以彻底消灭”，因而是一种“非人性的表达”。
自由主义的吊诡之处，则在于它的本意是国家政治中立化，自认可以藉此消弭诸多矛盾，却不料因此而同时在游戏规则中道德化地、政治正确地削弱了敌人的概念，而这种削弱，恰恰有利于炮制抽象的、绝对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冷战——因为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根基上正是相反相成。
今日所谓知识精英大多瞧不起二分法，视其为粗糙、浅陋，而自诩拥有更复杂、更精微、更有机的世界观。然而一切事物都必通过二分法/二进制才能显形，正如没有基本的明暗、黑白的区分，你甚至连一个圆、一个三角都画不出来。这是没有读懂柏拉图的另一个弊病——在比如《智者》或《政治家》中，柏拉图早就演示了为何只能通过二分法来给事物下定义。关键只在于所采用的二分法是不是那一系列最具本质性的二分法，以及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让二分法产生辩证的运动。施米特一上来就无比清晰地明确了这一点：
“政治必须以自身的最终划分为基础，而一切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活动均可诉诸这种划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最终划分在道德领域是善与恶，在审美领域是美与丑，在经济领域则是利与害……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经济竞争者的面目出现，甚至与政治敌人拥有商业来往会更加有利。然而，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只有那些实际的参与者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判断具体的情况并解决极端的冲突问题。每个参与者均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敌对的一方是否打算否定其对手的生活方式，从而断定他是否必须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方式而反击或斗争。”
《政治的概念（增订本）》
[德]卡尔·施米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8年7月版
